摘要：李广瑞，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山东省定陶县人，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1932年至1937年在邵集村小学和定陶第二高级小学读书。1938年至1942年在定陶中学读书。1942年至1943年在菏泽体仁中学读书。1

改革开放口述史 | 李广瑞：关于《商丘日报》早期情况的回顾

李广瑞，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山东省定陶县人，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1932年至1937年在邵集村小学和定陶第二高级小学读书。1938年至1942年在定陶中学读书。1942年至1943年在菏泽体仁中学读书。1943年至1947年在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读书。1947年至1948年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习。1948年3月至1949年2月在豫皖苏第一专署民教科工作，任科员。1949年3月至1949年11月任商丘专署办公室秘书。1949年11月至1953年4月任商丘县、市文教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科长。1953年5月至1955年10月任商丘地委宣传部理论教员、秘书。1955年10月至1960年任商丘地直干部政治文化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61年至1964年任地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64年至1966年任商丘市文教局局长。1966年9月至1974年在商丘市“五七”干校学习。1974年至1979年任商丘市文教局副局长。1980年至1991年先后任商丘师范学校副校长、地委党校党委委员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商丘日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商丘日报社顾问。1991年2月离休。

今年金秋季节，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邀请我写一写《商丘日报》早期的一些情况。我作为报社早期领导人之一，虽然现在年逾九旬，记忆力减退很多，但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还是欣然应允了。之后，经过在市档案局查阅报社历史档案，参照诸位同志提供的材料，加上精心回忆方才写出这篇粗略的文章。

通过这篇文章，人们将会看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刘玉洁同志为书记的商丘地委是怎样审时度势，切合时宜，作出创办《商丘日报》决定的;将会看到，《商丘日报》的开创者们，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是怎样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斗志昂扬、克勤克俭创办了这张报纸的;将会看到，商丘报社的报人是怎样以社为家，不计个人得失，攻坚克难，锐意创新，使报社不断壮大的。正是这些，才为报社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地委决策

1984年7月5日，中共商丘地方委员会挺力作出了关于创办《商丘日报》(1988年12月之前为《商丘报》，1989年1月改《商丘日报》)的决定。

决定首先分析了当时商丘地区的形势。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丘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开拓前进，形势越来越好。农业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成倍增长，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1984年，中央1号文件得到贯彻落实，党的富民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农村科技户、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蓬勃兴起，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正以磅礴的气势向前发展，工业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出现了新的转机，有了新的起色，一个经济起飞的新时期即将到来。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干群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推动商品生产大发展，振兴商丘经济，地委研究决定创办《商丘日报》。

决定明确指出，《商丘日报》是中共商丘地委的机关报，报社是地委的一个部门，是地委用以指导工作、教育组织群众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又是全区人民的报纸。《商丘日报》必须在地委直接领导下，从商丘地区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准确而富有创造性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貌、新情况、新经验、新成就，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正确开展表扬和批评，反映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要求和呼声，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目前，一个改革创新，振兴商丘的热流，正在全区城乡涌动。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商丘日报》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潮流的最前列，满腔热情地宣传改革、支持改革、促进改革，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发挥其“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决定强调：《商丘日报》应当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市场，以地方新闻为主，以农村工作为主。在新闻宣传上，新闻稿件要清楚，概念要准确，判断要恰当，辞章要讲究，不断提高办报质量，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认真培养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真正做到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写老实文章。崇洋的违背党的政策的不真实的东西坚决不上报。努力办成既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又具有时代精神、地方风味和商丘特色，群众喜读爱看的报纸。

决定要求报社要设党组，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同时设编委会，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强调要选派思想好、党性强、作风正，有较强组织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同志进入报社，保证组成一个水平较高的编辑部。

决定还强调，要切实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和各单位都要支持和爱护党报，运用党报指导工作。同时要加强通联工作，依靠群众办好报纸。另外，对创办报社的具体问题，都做了规定。

决定确定成立筹建报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地委副书记刘福兴任组长，行署副专员张文哲、地委秘书长董训道、地委组织部部长庄敬山、地委宣传部部长刘清惠任副组长，地委宣传部李景亮、地委组织部李文德、行署办公室李树文、地区经委周俊杰、地区财政局曹荣惠、邮电办事处李万顺、计划建设局王政雄、商丘市(今梁园区)轻公司李德章、商丘市(今梁园区)印刷厂刘金生等同志为成员。办公室主任由李景亮兼任，副主任由王学思担任。要求力争在1984年10月试刊，1985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

决定最后说：《商丘日报》的创办，是我区600万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地委相信，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与支持下，群策群力，一定能把《商丘日报》办成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版面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新型报纸，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者和鼓舞者，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推动者和传播者。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商丘地委创办《商丘日报》的决策，是一个适合时宜、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大众需要的决策。它一直在引领《商丘日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落后到先进，不断茁壮成长。

二、艰苦创业

自1984年7月5日中共商丘地委作出决定后，各有关方面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至1984年9月29日在豫东宾馆举行《商丘报》创刊茶话会，为时184天，可称之为初创时期。此间，由地委宣传部部长刘清惠兼任总编辑，李景亮任副总编辑，王学思任总编室主任。采编人员有李清海、葛浩、孙清玉、李自力、祁金华、刘秀森、李传申、齐勇、张同德、王玉华、王清健、常金良、张飚、杨石等15人，行管人员有孟凡富、常江福、邢礼忠、付冬梅4人，共计21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时间短、任务重、人员少、条件差。论时间，不足7个月;论任务，除要完成3次试刊外，还要租房子、置备必要的办公用具;论人员，要一人担任数职，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要兼任校对，人手确实打不开;论条件，堪称“四无”：无办公地点，暂租二轻局几间房子办公，无印刷厂，每出一次报纸，要跑到45里外的虞城县印刷厂印刷，要到开封或徐州去制作锌版，无职工宿舍，由职工自找房舍，居住得很分散，无交通工具，外出采访要骑自行车。去虞城印报要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早去晚归，有时要在虞城过夜。有一天，李传申、祁金华两同志，校对一夜之后，乘人力三轮赶去虞城南关改乘公共汽车回商丘。那时街道、路面不像现在这样平坦光滑，途中不幸与机动三轮相撞。人力三轮车车主当时撞得昏迷不醒，李传申被撞到路边沟里，祁金华被撞到路边一根树干上，髋骨被撞骨折，住了两天医院。他的腿刚能活动，就由家人用自行车推着去上班。美术编辑盛伟去开封日报社制作锌版，因小孩刚满周岁哭闹着不叫爸爸离开，无奈只好同妻子、儿子三人同行。回来时因人多挤不上火车，拜托车长帮助才勉强挤上列车返回商丘，还要连夜赶去虞城县印刷厂送锌版，保证及时出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超凡的自觉性，强烈的责任感，真诚的事业心，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虽苦尤甜的心态，迎接新生事物的降临。按地委决定的要求，及时完成了筹建任务，使《商丘日报》以周二刊《商丘报》的面貌正式出版发行，从而使商丘的党和人民群众在《豫东导报》(后称《飞跃新闻》)停刊25年后，又看到了面貌崭新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报纸。正如李自力说：“有了共同的事业与梦想，大家有干不完的事，更有使不完的劲。”盛伟则说：“当年虽说工作条件差，但大伙都充满着激情。”他们这种艰苦创业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传承和学习。

三、平稳发展

1985年初，地委宣传部部长、商丘报兼任总编辑刘清惠调河南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85年4月，地委调李广瑞到报社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同时，调周建平任副总编辑，不久又调刘建远任副总编辑，调丁传朴任副社长。1985年7月，商丘报社报经地委批准成立党委，由李广瑞任党委书记，李景亮任副书记，周建平、刘建远、丁传朴3人为委员。1986年11月，李广瑞改任社长、党委书记，李景亮任总编辑、副书记，3名党委委员不变。于是《商丘报》社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的管理机制。1991年2月，李广瑞办理离休手续，由地委授意被聘为报社顾问，由李景亮主持工作。在此前夕，即1988年5月前后，陆续调入张兴元、陈少敏到报社任副总编、副社长。我把1985年1月1日至1990年底这段时间称作商丘报社的平稳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坚持正常出版为中心，同时着力抓三项对办报具有保障作用的工作。一是建立报社党委，加强、完善组织制度建设;二是加强队伍建设，增加采、编、校以及技术人员，开展新闻职称评定，努力提高新闻工作人员素质;三是改变办报条件。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使《商丘报》从业人员有所增加，事业有所发展，条件有所改善。人员由筹建时期的十几人，增加到50余人。他们是刘东升、萧国贞、白月亮、石金玉、赵建一、李学民、邵德民、孟凡存、彭百军、李杭军、施明义、汪文升、丁敏、董诚、程爱华、赵翼山、余素玲、朱玉笙、周树英等。刊期，1986年10月1日，《商丘报》由周二刊增为周三刊，1988年11月19日，出版星期刊，由周三刊增为周四刊。后报经地委同意，自1989年1月2日起，将《商丘报》改为《商丘日报》(仍为四开四版)。在办报条件方面，我进报社时，办公仍在从部队租赁的房里，原是战士居住的筒子房，后隔成单间，非常简陋。就是这样，也不稳定，1985年五六月间，驻军某部张团长通知报社，说是有部队要进驻商丘，要在一周内将出租房屋收回。情况非常紧急，地委在夜晚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报社党委想以此为契机，把办公、印刷和职工宿舍一并解决，向地委呈报三种方案。一是新建，需投资200余万元;二是将虞城印刷厂划出一部分迁商丘合建报社社址，需投资100余万元;三是将商丘市印刷厂划归报社管理，既能解决办公地点，又能解决报纸印刷问题，大约需要投资几十万元。地委研究当即同意了第三个方案。1985年7月15日，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发出通知，将商丘市(今梁园区)印刷厂归属地区报社直接领导、管理。并强调政、企职责要分开，不要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原则。为了满足报社工作需要，印刷厂专门成立了印报车间，购置了PS版，改铅印为胶印。又有偿使用印刷厂办公楼，协议时间定为13年。还从商丘地区建设银行贷款20万元，经行署张志平专员划拨紧挨印刷厂东边4亩土地，由朱玉笙同志经管，建筑职工家属楼一座。从此，商丘报社有了较为稳定的办公地点，报纸印刷也从虞城县城迁回了商丘市区，减少了诸多往返疲劳和麻烦，校对、改错方便多了。有24户职工搬进了新居，使大家安心从事采编工作。又通过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刘玉洁同志写信给省财政厅，划拨支援款人民币8万元，购置五十铃牌面包车一辆，从此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

四、管理体制

前已提到，为了加强党对报社工作的领导，于1985年7月，成立了中共商丘报社委员会，随之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由党委书记、社长负责全面工作，由副书记、总编辑负责编务。直至今天，《商丘日报》仍在沿袭这种体制。

这种体制要求实现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相结合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当时，《商丘报》的重大事宜如方针、任务的制定、财务开支、制度设置、人事进出任用等，都要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由党委开会集体研究决定。如1986年制定《商丘报社新闻专业岗位责任制条例》，1987年制定《商丘报社关于理顺采编、审、印、评之间关系的意见》时，均先将初稿交由报社全体人员议论，广泛征求意见后，再由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形成正式文件，颁布执行。这充分体现了集体领导、群众路线、民主决策在新闻机关中的运用。反映着商丘报社领导和被领导、上级和下级、局部和整体、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正确与和谐关系。

这种制度要求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时，张飚同志任报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培养、发展一批新党员，约十几位之多，壮大了党员队伍，形成了浓厚的政治空气。新老党员与群众以增强团结为重，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好事、难事率先垂范。如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周建平，眼患重疾，视力低下，仍旧不惜力、不怕苦，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工作精益求精，一心扑在编务上。他很注重自身修养，常说“从事新闻工作，要懂得‘慎微’‘慎独’‘慎初’，时刻注意自己的人品和形象”。再如新党员萧国贞，从事校对工作，那种仔细、认真劲，真令人佩服，“视错别字如仇敌”，有一种“不捉奸贼不刹戏”的责任感，他带出来一支功夫强硬的校对人员队伍。再如通联部张飚，为人和善，团结同志，工作兢兢业业，有一次他接到群众来信反映从外地乘火车返回商丘，因为公交车早早下班，滞留在车站受冻，不能及时回家，他便丢下饭碗，与常金良赶到车站，时间已是晚9点，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及时向公交车公司领导层反映群众要求，公交公司随即调整了时间表，解决了群众的困难。孟凡富、常江福、李学民等同志，都有许多好事迹值得述说。总之，《商丘报》报人，风清气正，昂扬向上，团结进取，可以用“比屋可赞”来形容。当然，有时也会出现纪律松弛，或人与人之间出现小摩擦的现象。对于一时的松散，就采取“松了就紧紧，再松再紧紧”的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有松有紧”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过于忧愁。至于少数同志闹矛盾的问题，只要领导人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点小矛盾，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做到各找自己的“不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报社机关党支部连年被评为地直机关先进支部。

实行岗位责任制。为了使每位职工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并为评价职工的业绩提供依据，商丘报社制定了《新闻专业人员岗位职责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记者，各级、各类编辑以及通联人员的岗位职责。这种制度对于采编人员培养、考核和合理使用，具有特别积极意义。对于县(市)的新闻工作，则实行划片分工制度。当时地区下辖8县1市，共划分三片，明确三位记者，各负责一片。

实施了奖惩制度，并引进了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这对奖优罚劣，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很有作用。采访组记者每月完成采访写作任务发一定数量的奖励费，完不成任务的按千字计算定量扣罚，记者完成规定的写作任务后，所发表的稿件，按稿酬标准全额发放。对于编辑、校对，在报纸发行后，每版如没有发现一处差错，奖给责任编辑一定数量的奖金，每版发现两处以上差错者，罚责任编辑一定数额的罚金，所罚款项奖给发现错误者。行管人员发表稿件，则按稿费标准全额发放……

实行上述管理机制，对于发扬民主，密切干群关系，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培养新闻人员职业道德，提高采编水平，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和责任感，刷新报纸质量具有明显的作用。

五、队伍建设

报业的发达在于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是一项关系党的新闻事业兴旺发达的重大工程。商丘日报社一直将此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且抓得紧、抓得实，抓出成效。

《商丘报》部分同志即将离任的地委书记刘玉洁(中排右四)、即将接任的地委书记刘春伟(中排左四)、行署专员张志平(中排右三)、地委宣传部长张龙之(中排右二)合影

李广瑞与《孝感报》主编张仲裁(右三)合影

新闻工作者应具备业务精的素质。正如周建平副总编常讲的那样“在繁忙的工作中千万别忽略业务学习，放松了学习就会出偏差”。报社创办初期，20多位人员中，有的是机关行政干部，有的是转业军人，有的是语文教师，有的像李清海、孙清玉同志在部队发表过不少新闻稿件，但对如何办报大家都没有经验。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报社党委除一再强调自学，强调向实践学习外，还采取“请进来、派出去”“重视尖子培养”“开办通讯员培训班”“利用地市报经验交流会”“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办法，努力提高新闻队伍的业务能力。1986年，邀请全国地市报著名报孝感报总编辑、全国地市报当时唯一一名高级编辑张仲裁来商丘报社传播深度采写、如何审稿、选稿等办报经验，收到了明显实际效果。1987年10月至1988年5月，报社党委选派总编室副主任孙清玉到新华社地方新闻编辑室工作、学习，在该室刘汉报主任的支持和安排下，他每天编写四五万字的稿子，供全国地市报选发，每周有两个晚上值夜班，编发要闻，供地市报纸采用。在工作之余，他还撰写了宣传商丘的稿件30余篇。新华社新闻高手云集，这样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大大提高了编辑能力和写作水平，成为商丘报社的一名多面手记者和骨干编辑。

李广瑞与张龙之部长(右)陪同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刘祖禹(中)在芒砀山陈胜墓前合影

1988年初举办的河南省第十一次地(市)报会议，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这次被邀请到会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刘祖禹局长，新华出版社社长、全国知名新闻工作者许邦同志(永城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在彭雪枫创办的《拂晓报》当过记者、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战地新闻作品的杨居人(睢县人)夫妇，新华社地方报编辑室主任刘汉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刘汉屏(商丘县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热心地(市)报的老报人向村，全国新闻出版社张社长，新华社河南分社主任刘奎芳，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王士民，郑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刘铭言，以及河南省各地(市)报的社长或总编辑，还邀请湖北省《孝感报》《宜昌报》、四川省《万县日报》、江苏省《徐州日报》、山东省《菏泽报》、陕西省《商洛日报》6家报社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全局性的大型地方报社经验交流会。地委书记刘春伟、地委宣传部长张龙之到会指导。会议首先听取了《商丘报》的工作情况汇报，大会给予了充分肯定。接下来，中宣部新闻局长刘祖禹作报告，讲了全国党的新闻事业大局，指明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趋势，使《商丘报》报人开阔了视野，胸怀大局。各地(市)报社的同志都在发言中传播了丰富多彩的办报经验。《商丘报》专门开辟了《他山之石》专栏，介绍了外报办报的宝贵经验。《商丘报》报人受益匪浅。会议末尾，还请他们到民权县参观了人工林海，泡桐之乡;到永城县凭吊了以陈官庄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战场;考察了芒砀山汉梁文化宝库。与会来宾高度赞赏商丘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和新风貌，提高了商丘的知名度。

此外，在严明纪律和端正作风方面，也抓得很紧很实。在多次“自我检查”和“回头看”活动中不曾发现“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的任何痕迹。

1987年下半年进行的新闻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既是一次促进新闻队伍提高素质的推进，也是对他们素质不断提高的切实检验。这次评出主任编辑4人，他们是李广瑞、李景亮、周建平、丁传朴。记者、编辑15人，他们是王学思、李清海、李自力、孙清玉、李学民、邵德民、杨石、张同德、齐勇、张飚、李传申、刘秀森、刘建远、盛伟、王清健。其余为助理记者、编辑。此外，还评定孟几富为政工师，程爱华为高级会计师。这足以证明商丘报社的新闻工作者素质不断提高的实际情况。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报社工作的特点，强调自学，强调向实践学习，是不断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张同德的自学成才，王清健成为全省国画新秀，朱玉笙版画在全国榜上有名，司玉笙成就了“新闻、小说双丰收”，被评为“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他们都是孜孜不倦、自学成才的范例。

另外，举办通讯员培训班，也是提高新闻人员的重要办法。1985年至1986年，先后由张飚、杨石两同志负责举办通讯员训练班3次，培训通讯员200余人。广大通讯员生长在基层，与群众同劳动、共呼吸，可称得上是天然的“三贴近”者。他们是新闻信息、新闻线索的源泉，是报社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亲密朋友和得力助手。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一些名通讯员，如李欣、屈效东、陈顺德、赵世文、王启良、朱红彦，等等。《商丘报》质量的不断提高，他们功不可没。同时，应看到，教学相长，报社专业新闻工作者，通过教学，也是提高业务素质的重要途径。

六、新闻报道

出版报纸，是包括采访、编辑、印刷、发行、阅读(含听取读者反映)等在内的系列工程，而新闻报道居于核心地位，是《商丘报》的中心任务。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贯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原则。现在翻开原来《商丘报》看一看，不论是消息、通讯，还是评论文章，充满版面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团结起来向前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他人共同富裕”“商丘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是抱着金饭碗要饭”“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以及“要想富，先修路”，等等。这些语言成为时尚，已经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如同一股革命洪流冲刷着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如同一面鲜艳的红旗，引领着人们生产生活，劳动致富。这既符合中央精神，也符合省委、地委的要求。

在“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方面。商丘农民占总人口的80%-90%，是典型的农业大区，讲好“三农”故事是《商丘报》宣传、报道的重中之重。在改革开放初期，商丘农民最揪心的事有三件：一是土壤盐碱化，人们用“六月天飞雪，遍地白花花”来形容土壤情形;二是风沙大，尤其是民权县及其以东地带，常常刮起沙暴;三是缺水又蓄不了水，人称“五天一小旱，十天一大旱”。商丘的党和政府对农民痛心的事，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把治碱植树和引水三管齐下，一并采取措施。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商丘报》当然要“铁肩担道义，为民鼓与呼”。1985年4月，本报记者张同德等以《黄淮海平原盐碱地终能治理》为题报道了华北平原农业项目商丘治理区--商丘、宁陵、民权3个县的16个乡，拥有75万亩耕地，其中盐碱地就有23万亩，他们采用“浅沟除涝”“深沟排盐”“田沟路林”“井、电综合配套”以及工程生物、农业化学等各项措施紧密结合等方法，从而压下了盐碱，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综合效益，与治理前的1982年相比，粮食总产增长44%，皮棉总产增长141.5%，农业总产值增长57%，农民为之欢欣鼓舞。接下来是植树造林。1986年4月30日，本报记者张同德与通讯员李欣、李清华三同志，以《沙暴在民权县销声匿迹》为题，报道了全国林业先进县民权县植树造林促进气候、土壤巨变，取得了林茂粮丰的大收获。该县自1983年至今，再也没有发生过沙暴，成为葡萄生产基地、泡桐之乡，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吸引河南省文艺界在此举行笔会，一位文学家赋诗说“桐花飘香紫云蒸，春燕舒翅唱林中，葡萄苹果吐新绿，一路欢歌笑语声”。这不仅表现了商丘农村的巨大变化，也表现了广大农民的喜悦心情和精神风貌。其实，民权县只是一个代表，植树造林在全区已普遍展开。1985年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万里带领全国林业部门的同志到商丘视察参观。中央绿化委员会给商丘颁发全国林业先进地区奖状。商丘报组织一次大型采访活动，除在第一版发表消息特写、图片外，还编发了摄影专版。关于水利建设，本报记者侯国胜报道了民权三义寨引黄清淤工程开工的盛况，呈现了商丘农民战斗在引黄工程工地上的热烈场面。这一壮举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从而大大改变了“商丘缺水但又蓄不了水，让人十分痛心”的困局。所有这些，为商丘“三农”的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在对工业的宣传报道上，首先着眼在电业上。电是当代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商丘地区的供电用电情况令人十分焦虑。群众反映说：“商丘的电不是一停几天就是一天几停。”企业因频频停电而几十万、几百万元的遭受损失，群众生活的困难不言而喻。为解决不断停电问题，地委曾调任13位领导人，都没解决好。后来，地委调商丘市管工业的副市长雷学彬任电业局长。许多人对他说：“电这玩意不好管，弄不好你的名声就扫地了。”他说：“既然去就得把电管好，要是管不好，不用上级说，我自己卷铺盖滚蛋。”

他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发、供、管三个环节上走了三步好棋。第一步，严查严罚内部偷电现象。光这一项就能节省2000负荷。第二步，严肃劳动纪律，不怕得罪人，不理说情风，凡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一律调离电业部门。这一步保证了发电量达到最高水平。第三步，是一场硬仗，即保证送电线路畅通。他集合30余人，冒着纷飞的大雪，攀登着冰冷的铁梯，用高枝剪刀剪去障碍线路的树枝，用大斧砍去压在电线上的树杈。雷学彬同工人一起干了整整一夜，使市区全部恢复了送电。署名为“天久、宏胜”的两位作者，在1987年6月16日出版的《商丘报》副刊全版发表了《电闪雷鸣》的长篇通讯，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消除了商丘城乡居民一大心病。

对酿酒业的报道加大了力度。商丘是酒之源、酒之乡，全区有一打酒类产品被评为河南省优质;商丘是酒财政，酒财政收入占全区财政收入的46%，当时流行着“当好县长，办好酒厂”，说明酒工业在商丘占着重要地位。河南全省的三大名酒张(弓)、宝(丰)、林(河)，商丘占两个，即张弓、林河。在当年举办的首届国际博览会上，38度张弓酒、民权葡萄酒厂出产的“贵人香”获得金奖。“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的广告词，连刚会说话的小孩都能背下来。宣传报道的深度由此可知。

发展乡镇企业是当时商丘地委、行署的中心工作之一。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中共中央在1984年颁布了中央4号文件，决定把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并要求各地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商丘报》对于乡镇企业的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1987年商丘乡镇企业形成了一定规模，以夏邑县的铸造厂、虞城县的钢卷尺厂、宁陵县的工艺品厂和皮毛加工厂、柘城县的小型冷库、民权县的葡萄发酵站、睢县的皮毛加工厂等一大批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个体工商业户大量涌现。其中不少已成为今天的民营企业。河南省赫赫有名的科迪集团就是当年张清海经营的一家小罐头厂发展而来。

商丘是我国商业之源。为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商丘报》理所当然地要在“商”字上大做文章。《商丘报》报道商业影响最大最深的当推本报记者齐勇撰写的一篇通讯——《商人杨瑞祥》。杨瑞祥出生在虞城县一个商人世家，老辈子就是做买卖的。中国历史上，重农轻商思想影响深远，商人2000多年抬不起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他解放了思想，与其他人一起办了一个小小的土产商店，全部资金只有200元。他用200元在银行开了账户，到商丘市签了购进大宗竹扫帚的合同。他在虞城县把扫帚投入市场，刚刚分了责任田的农户们蜂拥而上，1000多把扫帚很快销售一空。由于他善于经营，他的全部账户上很快积累了6万多元。自此，杨瑞祥的生意越做越大。1984年，他投资80多万元，动工兴建虞城县贸易大楼，他的土产商店正式改名为“虞城县贸易公司”。1985年元旦，贸易公司开业，热闹非凡。地委书记刘玉洁为开业剪彩，说道：“老杨很会做生意啊!去年人贡献1万元，今年要更上一层楼，恭喜发财。”1988年3月，河南省省长来商丘检查工作，特意到杨瑞祥贸易公司看看。杨瑞祥向省长汇报，他提出“乡镇企业缺乏人才问题”。并说我公司办了职工学校，收了70多人，增强了乡镇企业的后劲。省长点头说，“这问题提得好，办得好。”

杨瑞祥是一个遵纪守法本分商人。他说：“为人之道以诚为本，为商之道以和为本。”“对于顾客，一丝一毫的欺诈都不允许的，哪怕你是无意的疏忽，这是作为一个商人最起码应具备的条件。”

通讯最后以“贡献”结束。杨瑞祥从只有4人的土产商店成为拥有312人的贸易公司;从200元的资金发展到有资产300万元;从摆地摊到拥有3座大楼的贸易公司。从1983年到1988年5年间上缴国家税收473.8万元，安排300多人就业。在改革大潮中，他是一个弄潮儿;在商业竞争中，他是一个大赢家;在人生道路上，他是一个成功者。《商丘报》发表的这篇通讯给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小贩，只要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成为声名远扬、实力雄厚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家。在他的带动下，经《商丘报》的有力宣扬，全区的商业日益发展起来，对搞活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丘古城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报》于1986年12月25日发表了本报记者张同德对此所作的报道。以此为契机，《商丘报》开辟了《古宋览胜》专栏，对商丘的历史遗存，名胜古迹，如阏伯台、燧皇陵、微子墓、文雅台、孔子还乡祠等，作了系列报道，使人们了解了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名人英才荟萃的历史真实，为以后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报道开了一个好头。

商丘是抗日战争时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豫皖苏解放区的重要根据地，在这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解放战争烈士。《商丘报》的系编人员，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利用重大纪念节日，每年清明节陵园扫墓，和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精心翻阅历史档案，查找材料、编写文章，使这些英烈的生平事迹，再现于报纸版面。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民族振兴人民解放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1985年10月15日，商丘报要闻科长李清海以《彭雪枫将军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八里庄举行》为题，报道了彭雪枫将军壮烈殉国处——夏邑县八里庄纪念馆落成典礼的隆重场面：纪念馆进门矗立着一座卧碑，正面写着“彭雪枫将军壮烈殉国处”，背面雕刻着彭将军的生平事迹介绍。院中央矗立着彭雪枫将军塑像，底座正面是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彭雪枫将军”5个大字，璀璨闪耀，院内松柏青翠，庄严肃穆，使人触景生情，肃然起敬。消息还报道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与彭雪枫将军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和彭雪枫将军的长子彭小枫的先后讲话。介绍了彭雪枫将军的革命事迹，号召大家学习他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典礼还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彭雪枫殉国后发来的唁电悼词，称赞彭雪枫将军，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的榜样。这对大家是一次深刻的启迪和激励。《商丘报》又接连报道了大将军粟裕、抗日英雄鲁雨亭、抗日英雄神枪手吴守训等革命先驱的感人事迹，使读者深受教育。

地委和行署领导非常关心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李清海写了《新四沟畔的今天》。“新四沟”是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将军为排除永城李庄乡涝灾带领群众开挖的一条排水沟。当地农民为铭记新四军的爱民恩德，起名为“新四沟”。半个多世纪以来，沟被泥沙淤积，基本上丧失了排涝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乡党委把治水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全乡农民挑灯夜战，终于疏通了新四沟，使4万亩耕地，免受“水患”侵害。1986年，秋季连下大雨，也没有成灾;第二年遭受大旱，小麦依然取得丰收，产量成倍增长。农副产品增加，但却销不出去，原因是通往永城县城的路是土路，每逢下雨，泥泞难行，于是又发动群众集资十几万元，修通两条路，客货车都通了，商品交易非常红火，原来，盛产西瓜，每斤6分也卖不出去，路通以后，安徽、江苏两省客商前来抢购，价格比原来高出三四倍。路通了，水灾治理了，又烧起了轮窖，几年间，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群众高兴地说：“彭雪枫将军知晓了也会含笑九泉。”

商丘城乡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以白面为主食已成了普遍现象，初冬季节市区街头出现一簇一簇人在争相购买用豆杂面、红薯面蒸成的窝窝头。本报记者张同德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经打听，原是城镇居民是为了调剂生活，改换口味。于是，便以《商丘市居民争相购买窝窝头》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此消息一经发表，便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人们联想到“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在生活困难时产生的顺口溜。曾几何时，竟将活命的食品当成点心抢着购。“商丘人抱着金碗讨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带着幸福的笑容常常这样说。这则消息，被《文汇报》《北京晚报》《中国食品报》等多家报刊先后转载。在新闻界引起不小震动。

对商丘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进行典型和深度报道，是《商丘报》新闻报道的一个闪光点。三四年间，见诸《商丘报》报端被评为河南省好新闻的就有20多位。如1986年12月14日，虞城县科协副主席赫惠民在为群众购买玉米良种时，因公不幸以身殉职。《商丘报》于1987年2月21日发表了《俯首甘为孺子牛》长篇通讯，报道了他的动人事迹，接着又在三版开辟栏目，连续登载赫惠民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是，中共虞城县委和地区科协发出向赫惠民学习的通知，4月6日，中共商丘地委发出《关于开展向赫惠民同志学习的决定》。4月17日，中共商丘地委和省科协在虞城县召开大会，隆重表彰赫惠民，分别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和“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一个学惠民、赶惠民的热潮在全区开展起来。再如张同德、齐勇合写的《拼命三郎式的人物程富川》通讯，报道了商丘地区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程富川的事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疟疾病正在苏鲁豫皖鄂五省蔓延，而商丘地区是重灾区，患疟疾病者竟达205万人，有的公社发病率竟达50%以上，使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程富川看到这么多人受疟疾折磨，贻误生产，心潮澎湃：“难道不能想到更好的办法，祛除病魔，解除人民痛苦吗?”于是，他日日夜夜，查阅资料，动物试验，在小范围内试点。为了寻求蚊子越冬规律，他钻地窖、下水井、进猪圈，一身泥土一身汗水，和工人们一起扛盐包、拌药盐，终于研究成功用乙胺嘧啶药盐防治疟疾的方法。为了摸清疟原虫在人体内活动和变异规律，他毅然决然在自己身上进行疟疾感染。他说：“研究成果想准确一点，非要自己吃苦不可。”他一连发了三场疟疾，1980年8月，他忍受着阵冷阵热的煎熬，面色蜡黄，由爱人陪同到郑州去做感染蚊子的试验。当他将颤抖的双臂伸进养蚊笼时，数十只饿了两天的蚊子一拥而上，他的爱人转过脸去，目不忍睹，旁边的老教授和青年护士感动得热泪盈眶。程富川医师就是以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与疟原虫作战，就是以“拼命三郎”式的精神，献身人民的防疫事业。他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获得了一项项成果。几年来，他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31篇论文，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他还在国内首次发现除有短潜伏期疟原虫外，还有长期潜伏的疟原虫。他的这项成果在全国学术会议上，通过了鉴定，受到专家们的一致称赞。他7次获省级科技成果奖。经中央和河南省有关部门考核，商丘地区疟疾发病率已低于国家标准，卫生部授予他“苏鲁豫皖鄂五省疟疾联防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些先进人物，是时代先锋、群众楷模，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践行者、拥护者、成功者，为商丘各领域的崛起与振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同时，这也展现了《商丘报》报人和通讯员，尊崇先进、书写先进、讴歌先进，推动社会走向先进的绚丽风采和巨大魅力。

除上述之外，《商丘报》对“依法治国”“交通运输”“文化旅游”“舆论监督”以及“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宣传报道，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因篇幅限制，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关于多种经营，当时尚处在设想阶段。1987年6月，经地区计划委员会批准，商丘报将广告科易名为经营管理科，就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召开河南省第十一届地(市)报会议期间，曾举行“商丘经济信息发布会”，对多种经营进行了初步尝试，但由于在主客观上都受到局限，经营观念单薄，收入仅达到10万元上下，当发生财务困难时，还停留在向财政局伸手的阶段。

光阴荏苒，转瞬30年过去了。在这30多年中，商丘和全国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站起来进而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真可谓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在此期间，一代代《商丘日报》报人，以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与时代同行，对时代讴歌，在为商丘地区(市)跨越式发展服务的过程中，也发展了自身，壮大了自身。《商丘日报》伴随商丘撤地设市，京九铁路全线贯通，交通黄金十字架和高速公路网络形成，国际华商节的举行，商丘兴建大商丘，以及商丘市跨越式发展的到来，大踏步进入了“全面升华、大幅度提高”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办报条件大大改善，在归德南路6号购置土地26亩。两座四层办公楼，两座四层、五层职工宿舍楼，印刷厂及照排室一座四层大楼拔地而起。1995年1月，《商丘日报》由四开四版改为对开四版，同年又改为对开八版;2001年，《京九晚报》创刊;2002年以来，先后投入人民币1000多万元购置两台中美合资上海高斯彩色印刷设备和照排机、扫描机，技术设备由落后变先进，主稿编稿实现了电脑化，办公实现了自动化。2002年4月30日，日报和晚报由黑白印刷改为彩色印刷。新闻队伍也由50人发展到300余人。交通车辆增加到10多辆。报纸发行量逐年增加，日报年发行量5.3万份，晚报年发行量3万多份。广告费年收入3000多万元。《商丘日报》已由区区小报壮大成为包含《商丘日报》《京九晚报》和商丘网在内的泱泱商丘报业集团。

目前，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已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时代。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将伴随着国家改革步入深水区，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关键时刻的到来，伴随着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国家中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机遇，伴随着商丘市建设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和建设黄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之际，以增强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忧患意识为手段，以全面提高质量为目标，开拓创新，砥砺进取，为早日实现商丘市新跨越、新崛起，作出更大贡献，再创新的辉煌。

来源｜中共商丘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来源：纪录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