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华盛顿的天气比往常略暖，气温达到宜人的47华氏度（约8.3摄氏度）。查尔斯·米切尔就在此时抵达。他此行是为了一场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听证会，他很清楚，这可能会是一场非常棘手的“业绩质询会”，甚至可能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1931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华盛顿的天气比往常略暖，气温达到宜人的47华氏度（约8.3摄氏度）。查尔斯·米切尔就在此时抵达。他此行是为了一场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听证会，他很清楚，这可能会是一场非常棘手的“业绩质询会”，甚至可能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他即将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宿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两人此前从未谋面，但都通过报纸对彼此有所了解。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同僚几乎总是在各自面前提起对方。
1929年股市崩盘的阴影仍在格拉斯心中挥之不去，为此，他召集了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旨在审查国家的银行法律，并检视联邦储备系统的运作情况。米切尔被传唤到场接受质询。
米切尔希望——甚至可以说是在指望——格拉斯不会利用这次听证会来公开抨击他。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委员会的助理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并非一场旨在揭露黑幕的调查”。报道称，“委员会不会对银行家或市场运营者发起任何‘突袭’，而是将致力于为现行法律导致的一些不良状况寻求补救之法。”
尽管如此，这并未打消在场记者和旁观者的猜测，他们都想知道，格拉斯会不会把米切尔当作市场崩盘的替罪羊。
格拉斯会就银行体系的危急状态，严厉质询国家城市银行的主席米切尔吗？而米切尔又将如何回应？
到那时，美国民众普遍为自己储蓄的安全性而担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报纸上读到各种令人不安的新头条。小银行向大银行求援、暂停储户提款甚至彻底倒闭的消息屡见不鲜。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大约一千家银行破产。银行挤兑如同瘟疫一般蔓延。11月的某一天，路易斯维尔最大的银行倒闭，同一天，阿肯色州有43家银行、密苏里州有4家、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各有2家银行也相继倒闭。这些银行绝大多数位于农业小镇，即便在经济最好的时期也实力不强，但现在，危机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波及各处。
从各方面来看，米切尔掌管的国家城市银行表现得尚算稳健。虽然在与康恩交易所银行的并购案失败后，它将“美国最大银行”的头衔让给了阿尔伯特·威金的蔡斯国家银行，但国家城市银行的年利润仍达到了1.445亿美元。这个数字虽低于1929年，却也并非灾难性的。
米切尔本人似乎也开始恢复了往日乐观开朗的姿态。“众多纠正性的因素正在逐步引导经济重返繁荣，”他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说。“目前来看，我们几乎没有依据预测经济会迅速复苏，但根据过往经验，商业活动的规模似乎已经探底，不太可能再继续下跌了。”
实际上，在前往华盛顿作证之前，米切尔就已经开始向格拉斯释放和解的信号，他称赞联邦储备系统为维持经济中的信贷流通做出了最大努力。米切尔明白，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尤其是他自己——早已声望扫地，他不得不做出谦卑的姿态，至少是表面上的谦卑，并小心翼翼地与媒体保持距离。
2月2日的听证会一开始，格拉斯就直奔主题，他尖锐地要求米切尔解释导致1929年股市崩盘的根本原因。米切尔表示，大宗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通货膨胀是主要原因，并辩称，为扶持商业而放宽信贷的政策也“加剧了问题”。在他看来，正是那些从银行体系之外涌入股市“通知贷款”市场的场外信贷，助长了投机狂潮，最终将股价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他坚持认为，如果当时美联储愿意提高再贴现率，那么外部信贷的洪流本可以得到有效遏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银行家再自然不过的辩护——毕竟，外部的放贷机构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格拉斯并不接受这种说法。“不，我们没有考虑到银行家们的投机取巧，他们总能绕开规定，间接地去做那些被明令禁止的事情，”格拉斯说道，不过他的语气出人意料地没有平时那么激烈。
格拉斯的观点是，许多公司发行股票的目的，就是为了筹集资金再将钱放贷到股市里去，而华尔街是这一资本循环游戏的完全同谋者，他们乐于组织股票发行，并从中赚取高额的费用和佣金。
米切尔则用同样平静的语气回应，他并不知道有这类事情实际发生，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提高利率本可以减缓这类贷款的增长。格拉斯则表示，他认为那不会有任何区别。
“呵呵，多空有分歧，才叫市场嘛。”米切尔说着，脸上露出了他一贯和蔼的微笑。
关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改革，米切尔向格拉斯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认为应该禁止公司动用其盈余资金向投机者提供贷款。“我不是律师，”米切尔说，“但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立法，禁止普通公司从事我们（指银行）需要支付牌照费才能从事的业务。”
“你说得对，”格拉斯回应道，这一次他同意了自己对手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部法律。”
为了维持市场的平稳运行，米切尔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想法。他说，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税。
米切尔还游说政府，希望减少检查员对证券公司的审查频率，并主张不应强制企业公布其持有的股票。
换言之，应对1929年危机的正确方式，不是加强政府干预，而是减少干预。只要政府放手，让华尔街自己处理问题，经济就能更快地复苏。
随着听证会临近尾声，情况已经很明朗：参议员格拉斯并不打算将与米切尔的交锋变成一场博人眼球的表演。
而米切尔这边，则对格拉斯大加恭维，称赞他提出的问题具有“广泛而富有建设性的视野”，并表示，没有人比这位“在催生美联储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人物，更适合去规划联邦储备系统的未来了。
尽管格拉斯热衷于制造新闻，但他此刻正按兵不动，等待更好的时机。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一项重大的立法议程，旨在彻底解决银行在助长投机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回到纽约后，米切尔退入他位于第五大道豪宅顶层的私人书房。这个房间的装潢好似一艘船的船舱，航海精密计时器显示着时间，墙上还挂着救生圈——这对他当时岌岌可危的个人处境，构成了一种讽刺。
在他的豪宅对面，中央公园里一块蓄水池被抽干的空地上，一些在经济萧条中无家可归的男人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棚户区，这与当时在美国各地纷纷出现的“胡佛村”景象相似。他们曾被警察驱逐，但每当夜幕降临，总会有新的流浪者来到公园里过夜。
纽约的无家可归问题，如今正日益逼近这个城市精英阶层的家门口，成为了股市崩盘后最新的社会现象。
对于米切尔而言，剩下的问题变得非常个人化：他究竟还剩下多少影响力来引导美国商业的走向？商业专栏作家伯蒂·查尔斯·福布斯决定公开为米切尔打气，在他的听证会结束后发表文章对他大加赞扬。“我最钦佩米切尔的一点，是他那永不言败的无敌勇气，”他写道，“在1929年那场金融风暴的搏斗中，我几乎每天都见到他。他那坚定的决心、不屈的意志，以及他与狂风暴雨无休止的抗争，都令人赞叹。”
福布斯还赞许地引用了米切尔的人生观。“一个人可以从赚钱中获得短暂的刺激，但如果他一生的成果仅仅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他是无法获得真正满足的。一个人必须能够说：‘我的工作造福了我的同胞。’除非他能做到这一点，否则他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注定是短暂的。”
如同1930年一样，1931年初的股市再次迎来一波急剧上涨，道琼斯指数延续了自1930年12月低点以来的反弹势头。到3月份，股指已上涨近25%。复苏的希望，仍未完全破灭。
胡佛总统觉得，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宣布了一系列公共工程项目。在1930年中期选举前夕，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没有确定工作的新移民进入美国——在当时，这几乎杜绝了所有新移民。这纯粹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意在争取选民，因为国会早在六年前就已通过一项移民法案，基本上对绝大多数移民关上了大门。
股市崩盘及其后续影响几乎占据了他整个总统任期，这让胡佛感到心力交瘁。“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我整天都在做各种修补工作，”他抱怨道。“刚填补一个国际关系的裂缝，又出现一个工业领域的漏洞，接着又是一场农业的危机。我简直就是个修理工，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创新的事。”
在几乎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胡佛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信息：主要问题是心理层面的，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好，经济复苏近在眼前。有一次，他甚至试图解释为何飙升的失业率——从危机前的3%一路攀升至1930年秋季的16%——其实存在误导性。
“根据估算，通常总有一百万左右的失业人口，他们只是处在更换工作的过渡期，”总统的这番解释显得缺乏说服力。“比如，七月份有工作的人，其中一部分可能在八月份离职，九月份又会回来工作。所以，当你们谈论三四百万失业人口时，并不是说这些人完全没有收入，只是收入暂时中断了。而且，人口普查数据会显示，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有1.75个挣钱养家的人。因此，当你们谈论三四百万，或者就算把数字减少到持续失业的两百五十万人，你们谈论的也不是两百五十万个家庭，而是一个数量更少的、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家庭。”
最终，胡佛形成了自己的固定立场，即任何外部的救助措施只会让金融状况变得更糟。“经济萧条无法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来治愈。经济的创伤必须依靠经济体自身的细胞——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去自我修复，”他说。没错，1929年的崩盘确实暴露了严重的制度缺陷，但修复这些缺陷的机制存在于市场自身之中。1930年秋季生产数据的回暖，以及随后股市的反弹，似乎都验证了他这种自由放任的方针是正确的。经历了合众国银行倒闭的可怕事件之后，整个银行体系看起来暂时稳定了下来……至少目前如此。
1931年春天，正当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时，一个新问题浮出水面：德国破产了，并且威胁要对其债务违约。
欧洲曾一度像是美国的安全网。当美国股市下跌时，大洋彼岸的买家总会进场购买，从而防止市场彻底崩溃。但是，因股市崩盘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而中断的互利贸易关系，重建起来却极为艰难。欧洲正面临着成为拖累美国经济前景的沉重负担的危险。
“这个世界真是残酷，”胡佛对白宫的一位幕僚说，他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
1929年夏天，拉蒙特和其他商界领袖就德国赔款问题谈判达成的协议，曾为他们赢得了广泛赞誉。但这项协议也让纽约的各大银行被德国的偿付能力所捆绑。不到两年，德国的短期贷款总额已超过20亿美元。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失业率飙升至33%。五月，在英格兰银行等机构拯救德国的努力失败后，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随即引发了一场迅速蔓延至邻国的金融危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德国身上。如果德国违约，这场危机将全面冲击曼哈顿下城，并进而波及整个美国。
与此同时，华尔街方面则在不断施压，要求为德国减免债务。在那里，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已经让民众的生活陷入混乱。
“现在成长起来的这代德国人，很多在战争爆发时还未出生。他们看到自己背负着这沉重的枷锁，却并非由他们造成，”米切尔后来说道，并警告可能会出现“一场反抗债务的运动”。
只有美国，作为当时世界最主要的债权国，才有能力采取行动。6月5日下午2点30分，拉蒙特致电白宫，向胡佛总统施展了他极具说服力的技巧。
“总统先生，”他说，“请恕我冒昧，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您听了很可能一笑置之。但我和我的同僚们都认为这个想法至关重要，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个建议就是：您应该主动提议，设立一个为期一年的国际政府间债务偿付假期。”
这个想法让胡佛深感忧虑。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依然清晰。胡佛深知，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原谅昔日的敌人。“这在政治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总统告诉拉蒙特，“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对这些政府间债务的普遍情绪。”
拉蒙特试图从最现实的政治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他近乎直白地暗示，德国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威胁到胡佛的总统连任。“总统先生，这些日子以来，”他说，“您会听到很多人私下议论，说要在1932年的党代会上阻止现任政府连任。如果您能提出这样一项计划，这些流言蜚语将在一夜之间平息。”
为了打消总统的顾虑，让他不必担心华尔街会把功劳揽到自己头上，拉蒙特最后补充了一句保证：“最后一件事，总统先生，万一这项提议最终取得了任何成果，我们都希望外界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建议。这是您的计划，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私下里，胡佛其实一直在反复研究暂停债务偿还的方案，独自思考着处理此事的最佳方式。这向来是他偏爱的工作方式。对于他认为最敏感的问题，他总是将外部的顾问意见减到最少。随着这个债务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他向一位心腹助手吐露了心声：“这是我考虑过的，最大胆的一份声明。”
经过数周痛苦的权衡，并在收到德国总统直接的求助请求后，胡佛先与30名国会议员探讨了该计划，然后在6月20日星期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正式公布了方案：“美国政府，”他一字一句地仔细宣读道，“提议在未来一年内，暂停所有政府间债务、战争赔款和救济债务的偿付。”
这正是许多人一直期盼胡佛能采取的大胆、果断的行动。《纽约时报》评论道：“他给人的印象判若两人，就像一台动力十足的蒸汽机，决心全速冲向他设定的目的地。”
然而，胡佛需要处理的危机还有很多，甚至包括来自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当他将债务暂停计划提交给财政部长梅隆时，梅隆表示“完全不赞成”，随后便动身前往英国，参加他儿子保罗在剑bridge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海外期间，梅隆接到的任务是向英国和法国说明这个计划，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恼怒和不情愿完成了任务。他就是无法忍受被人指手画脚，即便是美国总统也不行。
胡佛援助德国给市场带来的提振是短暂的。当梅隆在夏末返回美国时，历史悠久的匹兹堡银行已经濒临倒闭。这是这位财政部长家乡唯一一家不受梅隆家族控制的大型银行。大萧条导致钢铁产量急剧下滑，重创了当地经济。这家银行需要大约300万美元才能免于破产，梅隆被请求出资100万美元。对他而言，这纯粹是一笔商业交易。作为交换，他要求获得银行的多数控股权。此言一出，其他出资方纷纷退出，救援计划随之瓦解，银行最终倒闭。
从四月到八月，倒闭的银行数量惊人——足有563家。接着在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镑的价值不再与英国的黄金储备挂钩，此举再次将全球市场拖入混乱。到当月底，道琼斯指数暴跌37%，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差的单月表现。
“无论从商业、金融还是政治层面来看，眼下的情况都糟得不能再糟了，”胡佛的一位助手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没有任何领域出现好转的迹象。银行家们忧心忡忡……商界人心惶惶。华尔街的悲观情绪，比近两年前大萧条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浓重。”
到了10月4日，胡佛终于无法再忍受。他知道自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他决定召集一次由全国四十位顶级银行家和保险公司高管参加的秘密会议。他没有把会场选在白宫，而是选在了杜邦环岛附近的梅隆公寓里。他担心一旦会议被公众知晓，可能会引发更进一步的恐慌。
那天晚上，美国的金融巨头们抵达了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麦考密克公寓，这是一栋宏伟的美术风格建筑，梅隆在1922年买下了它的整个顶层。他们是当天早些时候从纽约宾州车站乘坐两节私人火车车厢来到华盛顿的。
这些人涌入梅隆的客厅，在门厅和沙龙之间走动。客厅旁一条走廊通往公寓的六间卧室，另一条则通往五间女仆的房间。
胡佛用极为严峻的措辞告诉在场的众人，国家经济以及整个银行体系正岌岌可危。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必须凑出5亿美元的紧急信贷资金，用来支撑那些处境艰难的银行。他还要求他们暂停“对有偿还责任的民众的房屋和农场，执行止赎程序。”
然而，这些银行家们正为自身的生存而挣扎，对于被要求去拯救那些更弱小的机构，他们并不热心。
“我们进行了一场漫长且时而不太愉快的讨论，其中一些人用客气的口吻，给我上了一堂关于银行和保险原则的不必要的入门课，”胡佛后来写道，他形容自己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沮丧”。
胡佛把话挑明了：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们现在不解决危机，银行体系的改革就将交由国会处理，那可能意味着他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的终结。
“等国会来收拾你们的时候，上帝保佑你们吧，”胡佛说。
12月13日晚，温斯顿·丘吉尔回到了纽约，他仍在为1929年股市崩盘给他造成的损失而烦恼。他的交易账户上有一个7万5千美元的亏空。
丘吉尔当时在英国保守党内日益被孤立，但他很喜欢访问美国。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很多富有的朋友待他如王室成员，并将他介绍给各路名流，更是因为没有哪里比美国更适合他通过巡回演讲来筹集急需的个人资金了。他原计划第二天在布鲁克林有一场演讲。
那天晚上，丘吉尔与一位朋友共进晚餐后，前往位于第五大道的伯纳德·巴鲁克家中，想喝一杯睡前酒。丘吉尔向来对美酒和巴鲁克一流的待客之道很感兴趣，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些紧急事务要讨论。巴鲁克本人在股市崩盘中也损失惨重，他当时对联邦储备系统管理货币的能力越来越悲观。巴鲁克持有的最大一笔股票是一家阿拉斯加金矿公司，他甚至在计划囤积自己的金条——以此来对冲整个美国货币体系的风险——这当然是极少数普通公民才能做到的事。
丘吉尔走出他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招了一辆出租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忘了带巴鲁克的地址。他想，没关系，他去过巴鲁克家很多次，肯定能找到。他依稀记得门牌号是1100多号，或许是1200多号？
“当车开到1100多号附近时，我从车窗向外张望，飞速扫视着路边的房屋，”他回忆道，“但怎么也看不到那栋我印象中的房子。”
他们开过头了。于是他让司机掉头往回开。“我突然想到，我们肯定就在巴鲁克先生家附近不出一百户的范围内，而且他又是那么有名的公民，任何一栋大公寓楼的门房都应该知道他家在哪儿，”丘吉尔说。他解释自己随后随便敲开了一扇门，但开门的门房“根本不知道巴鲁克先生住在哪里。”
原本十分钟的车程，变成了一个小时。当时已是晚上10点半。丘吉尔正准备放弃，却突然觉得好像看到了那栋房子，便让出租车停下。他开始横穿马路，虽然注意到了左边驶来的车灯，但他自信有足够的时间走到马路对面。
“突然之间，在我的右侧，我察觉到某种完全出乎意料、预示着致命危险的东西。我猛地一回头，就在我眼前，几乎不到一个车身的距离，一辆似乎很长的黑色汽车正全速冲来。在那一瞬间——我无法用时间来衡量——整个世界一片白光，我惊恐万分。我脑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我要被车撞了，很可能会死。’”
撞击来得突然而猛烈。那辆车狠狠地撞在丘吉-尔身上，将他撞倒在地。
“我感到前额和大腿受到了撞击，”他后来说，“但除了撞击之外，还有一种冲击，一种震荡，剧烈到难以形容。”
警察很快赶到，几名男子帮忙将丘吉尔抬进一辆出租车的后座送往医院，这看起来比等救护车要快。“我躺在出租车的地板上，看到自己的双手，惨白且沾满鲜血，横陈在胸前，”他说，“就在这时，一件万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两只上臂开始感到剧烈的针刺般的麻木感。虽然疼得厉害，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与此同时，我发现我的手指开始能听从我的意志活动了。”
到了医院，丘吉尔被扶上轮椅。“你准备好支付私人病房和私人医生的费用了吗？”有人问他。那一刻，他对自身财务状况的任何担忧都烟消云散了。“是的，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都叫来，”他要求道。
很快，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刺眼的白光。一个笑气吸入器的面罩。每当我接受麻醉时，我总是遵循一个原则：想象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背对着一个美丽的游泳池，然后身体向后倒去；或者，就像是劳累一天后，将自己完全扔进一张巨大的扶手椅里。”
当他恢复意识时，伯纳德·巴鲁克和他的妻子正坐在床边等他。“告诉我，巴鲁克，”丘吉尔问道，“你家的门牌号到底是多少？”
“1055号。”
“那我出车祸的地方，离你家有多近？”
“差着十个街区都不止呢，”巴鲁克半开玩笑地回答道。
巴鲁克的这句玩笑带来的任何轻松感都是短暂的。丘吉尔的愉快心情很快转为沮丧。
“他昨晚非常伤心，”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后来对一位朋友谈起丈夫的磨难时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接连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首先是在股市崩盘中损失了所有的钱，接着是在保守党内失去了他的政治地位，现在又是这次可怕的身体重创。”
丘吉尔，这位曾经带着对美国制度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从市场崩盘中幸存下来的人，如今，也和无数人一样，成为了这场巨大灾难后果的受害者。
来源：蓝天大海沙滩上的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