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了一种说法，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适）派都给调出去，不知是真是假。抗战以前，郑天挺先生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一直这么多年，是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被调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193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三为郑天挺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包括钱锺书，他在一篇小说里也骂过沈从文，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可是他的经历丰富极了，好像几十年都干不过来。（钱锺书在小说《猫》中影射了文化界的众多名流，其中有举动斯文、“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的作家曹世昌，即暗讽沈从文。）不知这是哪一篇文里说的，我都忘记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说沈从文。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刘文典大概是西南联大年纪最大的，听说他早年参加清朝末年同盟会，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他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安徽时，照例要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儿，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放出来。

刘先生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加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弄了个右派。好多年前，云南大学教授、老学长李埏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时候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是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怎么明媚、怎么窈窕，温存又体贴，总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了一首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一个姬人，实际上写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来自：何兆武《上学记》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