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热气从柏油马路底下蒸腾上来，混着汽车尾气、食物的酸馊味，还有无数汗水的咸腥气，拧成一股黏糊糊的绳，勒得人喘不过气。

九三年的广州，像一口被架在火上猛烧的大铁锅。

热气从柏油马路底下蒸腾上来，混着汽车尾气、食物的酸馊味，还有无数汗水的咸腥气，拧成一股黏糊糊的绳，勒得人喘不过气。

我叫陈辉，二十岁，从安徽老家揣着借来的两百块钱，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刚在这口大锅的锅底站稳。

或者说，还没站稳。

广州火车站，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我看到的，只有遍地的人头。黑压压的，像发了霉的芝麻，挤在一起，缓慢地蠕动。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两种情绪：一种是和我一样的迷茫和渴望，另一种，是本地人或者老油条那种不耐烦的精明。

我攥着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二十七块五毛钱，手心全是汗。

这点钱，连一张回去的站票都买不起。

我妈还在老家床上躺着，等着我寄钱回去买药。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

“小弟，要住宿吗？便宜，十五块一晚！”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一口黄牙。

我摇摇头，把帆布包往怀里又揽了揽。

“要找工作吗？去东莞，进厂，包吃住！”一个瘦高个男人拍我肩膀，眼睛在我身上溜来溜去，像在估价一头牲口。

我还是摇头。

不是不想，是不敢。

来之前，村里出去闯过的三叔特意嘱咐过，火车站拉人的，十个里有九个是骗子，还有一个是准备卖你器官的。

我信了。

我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哪怕是桥洞。然后再去找正经的招工市场。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早上在火车上吃的一个干馒头，早就消化得无影无踪了。

我咽了口唾沫，目光扫过不远处的快餐窗口，一只烧鹅腿油光锃亮地挂在那儿，标价：八块。

八块！

够我妈买小半瓶止疼药了。

我狠心扭过头，视线在混乱拥挤的地面上漫无目的地扫着。

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猛地一停。

就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售票窗口队伍的最外沿，一个黑色的东西，静静地躺在满是烟头和瓜子壳的地上。

是一个钱包。

看那厚度，鼓鼓囊囊的，皮质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一种和我这种穷鬼毫不相干的、温润的光。

我的呼吸瞬间就屏住了。

周围人来人往，脚步匆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它。

它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宝藏，专门在等我。

一个魔鬼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嘶吼：捡起来！快捡起来！

有了它，你就可以吃烧鹅腿，可以住十五块一晚的旅店，甚至可以立刻买张卧铺票回家，告诉妈，外面不好混，咱们不出来了。

我的腿像灌了铅，又像是被线牵着，不受控制地朝那个方向挪动。

一步。

两步。

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装作系鞋带，慢慢蹲下身，眼睛死死盯着那个钱包，耳朵却竖得老高，听着周围的动静。

没人注意我。

我的手，抖得像我妈犯病的时候。

指尖触碰到钱包的瞬间，一种冰凉又温烫的触感传来。

我猛地一攥，把它飞快地塞进了我的帆布包最深处，然后像个做贼心虚的耗子，起身就往人少的地方钻。

我钻进了车站广场的一个角落，背靠着一根冰凉的石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我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隔着一层布，都能感觉到那个钱包沉甸甸的分量。

是罪恶感，还是即将发财的兴奋感？

我说不清。

我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小人说：“陈辉，你疯了？你爸妈从小怎么教你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快还回去！”

另一个小人立刻反驳：“还？还给谁？人海茫茫的，你去哪找失主？这就是老天爷看你可怜，赏你的！拿着钱，给你妈治病去！那比什么都强！”

“这是偷！”

“这叫捡！捡到的东西，就是你的运气！”

我被这两个声音吵得头疼欲裂。

我把脸埋进帆布包里，深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一股老家带来的、带着阳光味的棉布气息。

我想起了我爹。

他是个木匠，一辈子老实巴交，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辉伢子，咱家穷，但人不能穷志。手艺人，讲究的是个‘正’字，做人也一样，心要正。”

心要正。

我浑身打了个激灵，猛地抬起头。

不行，我不能拿。

我爹会从坟里跳出来骂我的。我妈要是知道这钱的来路，她宁可疼死也不会用的。

我，陈辉，不能当小偷。

这个念头一旦占据上风，心里那股燥热的邪火，瞬间就灭了下去。

可新的问题来了。

还回去。

怎么还？

我连失主是男是女，高矮胖瘦都不知道。

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钱包拿了出来。

黑色的，牛皮的，边角有点磨损，但看得出是好东西。

我打开钱包。

一股浓烈的钱味儿混合着淡淡的烟草香扑面而来。

我的眼睛被刺得有点疼。

一沓厚厚的大团结，崭新的，十块一张，少说也有一两千。

旁边还有一沓十块五块的零钱，也得有几百。

最边上，是几张蓝色的“老人头”，一百块一张的。我只在银行的宣传画上见过。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感觉我的手在发烫，这钱包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钱上挪开，看向旁边的夹层。

夹层里有一张身份证。

照片上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国字脸，浓眉，眼神很锐利。

姓名：李建国。

地址是深圳市罗湖区的一个我没听过的路名。

深圳的？

那应该是来广州办事的。

身份证旁边，还有一张名片。

烫金的字。

“华强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建国”

底下是电话号码，一个座机，一个……传呼机号码。

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下来。

有主儿，能找到。

我把钱包合上，重新塞回包里，这次，心里踏实多了。

接下来，就是等。

失主发现钱包丢了，肯定会急疯了的。他最有可能回来的地方，就是他最后待过的售票大厅。

我就在这里等。

我找了个不碍事又能看清售票口全景的台阶坐下，把帆ur包放在腿上，双手紧紧抱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太阳从正当空，慢慢地偏西。

广场上的人流换了一拨又一拨。

我的肚子叫得更欢了，胃里像有只猫在挠，火烧火燎的。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看着不远处那个卖水的摊子，一瓶最便宜的汽水，一块五。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二十七块五毛钱，忍住了。

水可以不喝，但良心不能丢。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崇高的觉悟，可能就是穷人的那点骨气在作祟吧。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车站广场的灯亮了，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蚊子开始嗡嗡地围着我转。

我有点绝望了。

那个人，还会回来吗？

他是不是已经坐上火车走了？或者，他根本没发现钱包丢了？

又或者，他以为是被偷了，已经去报案了？

各种念头在我脑子里乱窜。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干了件蠢事。

我要是拿着这笔钱，现在可能已经躺在旅馆的床上了，吹着电风扇，喝着冰汽水。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个傻子一样在这里喂蚊子。

就在我快要放弃，准备把钱包交给车站派出所的时候，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我的视线。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额头上全是汗。

他的脸因为焦急而涨得通红，一边往售票大厅里冲，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裤子口袋。

就是他！

身份证照片上的那个人！李建国！

我“蹭”地一下站了起来，心脏又开始狂跳。

我抱着包，快步跟了上去。

只见他冲到他之前排队的那个窗口，趴在地上，像疯了一样在人群的脚底下摸索。

周围的人都像看一样看着他。

“同志，你找什么呢？”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车站工作人员问道。

“钱包！我的钱包丢了！黑色的！”李建国声音都带了哭腔，“同志，我的钱包丢了啊！那里面有……有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时候丢的？里面有多少钱？”

“就刚才！我买票的时候还在！钱……钱有两三千，但钱不重要！里面有张货单！明天提不了货，我就完了！我就要跳楼了啊！”

他喊得撕心裂肺，引得更多人围观。

我看着他那副快要崩溃的样子，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我刚才竟然还想着把这笔能逼死人的钱据为己有。

我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走到他面前。

“同志，你别急。”

我开口了，声音有点哑。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把那个黑色的钱包递到他面前。

时间仿佛静止了。

李建国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直勾勾地盯着那个钱包，嘴巴张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周围围观的人也都发出了“哇”的一声惊叹。

他颤抖着手，接过钱包，一把拉开。

他先是看了一眼那沓钱，然后飞快地从夹层里抽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他展开那张纸，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就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他没哭，但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广场，哭得像个孩子。

我有点手足无措，就那么站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挣扎着站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二话不说，从钱包里抓出一大把钱，看也不看，直接就往我手里塞。

“小兄弟！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这些钱你拿着！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沓钱很厚，少说也有五六百。

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我不能要。”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等了这么久，不是为了图他的感谢费的。

“拿着！必须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他急了，硬要把钱往我怀里揣。

“大叔，我真不能要。”我把他的手推回去，态度很坚决，“我要是想要这钱，我就不在这等你了。”

这句话好像点醒了他。

他愣住了，重新打量起我来。

他看到了我脚上那双开了胶的解放鞋，看到了我洗得发白的裤子，还有我怀里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他的眼神，从激动和感激，慢慢变成了惊讶和审视。

“小兄弟，你……”他顿了顿，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来广州做什么？”

“找活干。”我老实回答。

“找到没？”

我摇了摇头，有点不好意思。

他沉默了。

他把钱收回钱包，然后从里面拿出那张名片，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背面刷刷写了几个字。

他把名片递给我。

“小兄弟，大恩不言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包还给我，我李建国就真得从这楼上跳下去了。”

他指了指车站旁边的钟楼。

“我也不跟你来虚的了。你是个好人，是个实在人。我信得过你。”

“这是我的名片，后面是我公司的地址。你明天来这个地方找我。”

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一份工作。”

我愣住了。

工作？

就因为我捡了个钱包？

这……这也太戏剧性了吧。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却感觉有千斤重的名片，半天没反应过来。

“怎么？不相信我？”他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我李建国说话算话。你明天只管来，来了就报我的名字。”

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重重地。

“我还有急事，得先走了。小兄弟，明天，我等你。”

他转身，汇入了人流，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名片，又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肚子。

我捏了捏口袋里那二十七块五毛钱。

我突然觉得，今晚的蚊子，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了。

第二天，我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广州地图。

又花了五毛钱，买了一个馒头。

我一边啃着冰冷干硬的馒头，一边趴在天桥的栏杆上，研究那张地图。

华强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在番禺区的一个工业园里。

离火车站，坐公交车要转两次车，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看着名片上那个陌生的地址，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是个机会，也可能是个骗局。

万一他只是随口一说呢？万一我找过去，人家根本不认账呢？

那我这两块钱的车费，可就白花了。

可如果不去，我就只能继续在火车站附近当孤魂野鬼，直到钱花光，然后灰溜溜地滚回家。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把心一横，赌了！

我按照地图上的指示，挤上了那辆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

车上全是汗味和各种奇怪的味道，我被挤得几乎双脚离地。

两个小时后，我鼻青脸肿地从车上下来，站在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工业园门口。

放眼望去，全是一排排长得差不多的厂房。

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挨个找过去。

终于，在一栋三层小楼前，我看到了“华强电子有限公司”的牌子。

牌子有点旧了，红色的油漆都掉了一半。

跟我想象中“总经理”待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

一个保安模样的大爷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

“喂！干什么的？”

“大爷，我……我找人。”

“找谁？”

“我找李建国，李总。”我把名片递了过去。

大爷接过名片，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抬头看看我。

“你找李总？有预约吗？”

“没……没有。是他让我今天来找他的。”

“李总让你来的？”大爷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李总日理万机的，会让你来？”

我急了，“是真的！我昨天……”

我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嘀嘀”两声，开了过来。

车窗摇下，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正是李建国。

他今天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过，显得精神多了。

“小陈？你来了！”他冲我招了招手。

“李总！”我像是看到了救星。

保安大爷一看这架势，脸上的表情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堆满了笑。

“哎哟，原来是李总的客人，您看我这眼拙的……”

李建国没理他，直接对我说道：“上车，跟我来。”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里有空调，一股凉气吹过来，舒服得我差点呻吟出声。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小汽车。

座椅软得像棉花，车里一股好闻的香味。

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只能紧紧地抓着我的帆布包。

李建国把车开到厂房后面的一栋办公楼下。

“下车吧。”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楼。

里面很安静，跟外面车间的嘈杂完全是两个世界。

走廊里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奖状。

他把我带到一间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牌子的房间。

房间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大大的老板桌，后面是一个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

“坐。”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我拘谨地坐下，只敢坐半个屁股。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玻璃杯，里面有茶叶在飘。

“昨天，真是谢谢你了。”他开门见山。

“应该的，应该的。”我赶紧说。

“我昨天说，给你一份工作，还算数。”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你想做什么？”他问我。

我懵了。

我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一份能挣钱的工作。

“我……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吃苦！”我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

他笑了。

“我知道你不怕吃苦。能在火车站等我一下午，这份耐心和毅力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身边缺个司机，兼着跑跑腿，送送货。你愿意干吗？”

司机？

我愣住了，“李总，我……我不会开车。”

“不会可以学。”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给你找个师傅带你。学车期间，我给你算学徒工，一个月三百块，包吃住。等你拿到驾照，能单独上路了，转正，一个月八百。干得好，还有奖金。”

三百！

八百！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我们村的村长，一个月工资才两百多。

八百块，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怎么？嫌少？”他看我没反应，挑了挑眉。

“不不不！不嫌少！太多了！太多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我干！李总，我干！”

“好。”他点点头，表情很平静，似乎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你先住到厂里的宿舍去。下午我让老王带你去驾校报个名。”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和三百块钱，递给我。

“这是宿舍钥匙，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先预支给你。去买几件换洗的衣服，把自己拾掇干净点。以后跟在我身边，不能邋里邋遢的。”

我捏着那三百块钱，手心滚烫。

昨天，我还为了两块钱的车费纠结半天。

今天，我就拿到了三百块的“巨款”。

我感觉像在做梦。

“谢谢李总！谢谢李总！”我除了说谢谢，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别谢我。”他摆摆手，“路是你自己选的。当初在火车站，你要是拿着我的钱包跑了，现在可能还在哪个小旅馆里担惊受怕。你选择还给我，这是你应得的福报。”

“我给你的是个机会，能不能抓住，能走多远，看你自己的本事。”

他的话，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李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我的新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宿舍是四人间，上下铺。

另外三个室友都是车间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才回来。

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张床。

我把帆布包放在枕头底下，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踏实。

下午，一个叫王师傅的中年男人来找我。

他就是李总说的老王，公司的老司机，负责教我开车。

王师傅是个话不多，但很和善的人。

他带着我去驾校报了名，又带我去了镇上的集市。

“李总吩咐了，让我带你买几身体面的衣服。”

我看着商店里那些挂着的衬衫，动辄几十上百，连连摆手。

“王师傅，不用了，我这衣服能穿。”

“那哪行！”王师傅板起脸，“你是给李总开车的人，代表的是公司的脸面。穿成这样，像什么话？”

最后，在王师傅的坚持下，我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两件白衬衫，两条西裤，还有一双黑色的皮鞋。

穿上新衣服，站在镜子前，我差点没认出自己。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公共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把从老家带来的尘土和这几天的疲惫，全都冲刷干净。

回到宿舍，室友们已经回来了。

他们看到焕然一新的我，都愣了一下。

“哟，新来的？哪个车间的？”一个黑瘦的工友问。

“我……我是给李总开车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给李总开车？”三个人对视一眼，眼神里有些微妙的变化。

“可以啊小子，有前途。”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工友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了学车生涯。

九十年代的驾校，简单粗暴。

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一个脾气暴躁的教练。

我没摸过方向盘，手脚不协调，第一天就因为油离配合不好，熄火了十几次。

教练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猪脑子啊你！会不会开车！会不会！”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知道自己笨，那就只能用笨办法。

别人练一个小时，我就练两个小时。

白天在驾校被教练骂，晚上回到宿舍，我就在脑子里一遍遍地模拟开车的动作。

左脚离合，右脚油门，挂挡，打方向盘……

宿舍的工友都笑我，说我走火入魔了。

我不在乎。

我只知道，这是李总给我的机会，我不能搞砸了。

除了学车，剩下的时间，我就在公司里待着。

李总并没有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只是让我跟着王师傅，看看，学学。

王师傅人很好，他看出我是个肯学肯干的。

他教我怎么保养车，怎么看地图，怎么规划最省时的路线。

他还跟我讲公司的各种人和事。

“小陈，你记住了，在公司里，少说话，多做事。”

“李总这个人，最讨厌嘴碎和耍小聪明的人。”

“你看那个张科长，就是销售科的，天天在李总面前拍马屁，其实背地里不知道捞了多少油水。李总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还没到时候收拾他。”

我默默地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我发现，这个小小的公司，就像一个微缩的社会。

有勤勤恳恳干活的老黄牛，也有投机取巧的马屁精。

而李总，就是这个世界的掌控者。

他平时话不多，但眼神很犀利，似乎能看透每个人的心思。

他对我，谈不上多亲近，但也不疏远。

有时候他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给他读报纸。

读的都是些经济新闻，什么“深化改革”，什么“市场经济”，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但我还是读得很大声，很认真。

他就在一旁闭着眼睛听，有时候会突然问我一句：“小陈，对这个事，你怎么看？”

我哪有什么看法。

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说：“李总，我……我看不懂。”

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看不懂就多看，多想。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

一个月后，我以驾校最快的速度，拿到了驾照。

当我把那本崭新的驾驶证交到李总手上时，他第一次对我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快。”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职司机了。”

我的学徒生涯结束了。

我正式成了李总的司机，工资，八百块一个月。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六百块钱。

剩下的两百块，我给自己买了一块电子表，又请王师傅和宿舍的工友们搓了一顿。

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有点晕乎乎的。

躺在床上，我看着天花板，突然觉得，这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两个月前，我还是个在火车站徘徊的穷小子。

现在，我有了体面的工作，拿着高薪，开着小汽车。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黑色的钱包。

源于我当时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开始真正理解李总说的那句话：路，是自己选的。

给李总开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他是个工作狂，几乎没有休息日。

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把车擦得一尘不染，然后去他家接他。

他住在市里的一个高档小区，跟我住的工厂宿舍，是两个世界。

然后就是一天马不停蹄地奔波。

去见客户，去工厂视察，去政府部门办事。

我成了他的影子，他走到哪，我跟到哪。

我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听他怎么跟客户谈判，怎么跟官员打交道，怎么处理工厂里的各种纠纷。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我从未接触过的信息。

我发现，做生意，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这里面有技术，有手腕，有人情世故，有尔虞我诈。

李总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将军，运筹帷幄，杀伐果断。

他能跟客户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喝得面红耳赤。

也能在会议上因为一个数据错误，把部门经理骂得狗血淋头。

他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他有严重的胃病，经常疼得满头大汗，但他总是忍着，最多就是吃两片药。

有一次，他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在酒桌上被对方轮番灌酒。

我看着他一杯接一杯地喝，脸色越来越白，心里很着急。

回来的路上，他终于忍不住，让我在路边停车，趴在马路边吐得昏天天暗地。

我赶紧下车，给他递水，给他拍背。

他吐完，漱了漱口，靠在车上，点了一支烟。

“小陈，看到没？这就是生意。”

他吐出一口烟圈，声音有些沙哑。

“有时候，你喝下去的不是酒，是订单，是几百号工人的饭碗。”

我看着他疲惫的侧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原来，当老板，也这么难。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他的身体。

我偷偷去药店咨询了医生，给他买了养胃的药和猴头菇饼干，放在车上。

他胃疼的时候，我就不动声色地把药和温水递过去。

他一开始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接过去吃了。

后来有一次，他又胃疼，我递过药，他看了我一眼，突然说：“小陈，有心了。”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的心头一热。

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老板和司机。

他开始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他会在车上跟我聊一些公司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会问我的意见。

当然，我还是什么都不懂。

但我会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

比如有一次，公司新开发了一款VCD，在定价上，销售科的张科长建议定高价，走高端路线。

李总在车上问我：“小陈，你要是买VCD，你愿意花两千块钱买我们这个吗？”

我想了想，说：“李总，我肯定不买。”

“为什么？”

“太贵了。我们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五六百。不吃不喝四个月，才能买一台。谁会买啊？”

“那你说该定多少？”

“我觉得，一千出头，顶天了。薄利多销嘛。让普通老百姓都买得起，那才卖得多。”

李总听完，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力排众议，把那款VCD的定价，定在了一千二百八十八。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那款VCD因为价格亲民，质量又过硬，一上市就成了爆款，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公司为此大赚了一笔。

张科长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不善。

我感觉到了。

但我不在乎。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我在李总身边，一干就是两年。

这两年里，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小子，变成了一个对电子行业略知一二的“专业人士”。

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看人，学会了思考。

我的工资，也从八百涨到了一千五。

我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给我妈买了最好的药，她的病好了很多。

我在村里，成了“有出息”的代名词。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离真正的“有出息”，还差得远。

这两年，我见证了华强公司的飞速发展。

从一个小小的代工厂，变成了在珠三角小有名气的电子品牌。

李总也从一个为订单发愁的小老板，变成了身家千万的大老板。

他换了更豪华的奔驰车，搬进了更大的别墅。

但我，还是他的司机。

我开始感到一种焦虑。

我不想一辈子只当个司机。

我想成为像李总那样的人。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拼命地学习。

我买了很多关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的书来看。

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就抱着一本新华字典，一个一个地查。

我把公司所有的产品资料、技术参数，都背得滚瓜烂熟。

我甚至开始偷偷学英语。

这一切，李总都看在眼里。

但他什么也没说。

直到1995年的夏天，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载着李总从一个客户那里回来。

他的脸色异常难看，一路上都一言不发，不停地抽烟。

车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窒息。

我知道，出事了。

回到公司，他直接冲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很快，办公室里就传来了他暴怒的咆哮和摔东西的声音。

公司的几个高管都站在门外，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进去。

我从王师傅那里打听到，出大事了。

销售科的张科长，那个一直看我不顺眼的马屁精，带着销售科一半的骨干，集体辞职了。

不仅如此，他还卷走了公司最大的一笔货款，并且带走了公司最重要的几个大客户，投靠了我们的死对头——“金星电子”。

这一下，等于直接砍掉了华强公司的半条命。

公司瞬间陷入了瘫痪。

订单没了，货款收不回来，银行的贷款马上到期。

墙倒众人推。

之前还称兄道弟的供应商，纷纷上门催债。

车间的工人也开始人心惶惶，流言四起。

整个公司，都笼罩在一片末日般的氛围里。

李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两夜。

第三天早上，他开门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

他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里全是血丝，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说：“小陈，你……你怎么还在这？”

“李总，我等你。”我说。

他没说话，只是摆摆手，让我开车，去银行。

我知道，他是去想办法贷款的。

但结果可想而知。

银行都是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

我们跑了一整天，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关系，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

从最后一家银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李总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支烟，手抖得厉害。

“完了。”他喃喃地说，“全完了。”

那一刻，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那个曾经在我心中无所不能的巨人，仿佛一下子就垮了。

我的心里，堵得难受。

“李总。”我走到他身边，“还没完。”

他抬起头，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看着我。

“还没完。”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了客户，没了订单。对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张科长带走的，主要是珠三角地区的客户。但是，全国那么大，我们还有很多市场没有开发。”

“比如说？”

“比如说，北方市场。”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我思考了很久的想法。

“我研究过，北方，特别是东北，VCD的普及率还很低，市场潜力巨大。而且那边重工业多，工人多，消费能力不差。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精力去开拓，现在，正是时候。”

李-总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光亮。

“你怎么懂这些？”

“我……我平时看书，自己瞎琢磨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有具体的想法吗？”

“有！”我从我的帆布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那个帆布包，我一直带着。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我做的笔记。

有我对北方几个主要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人口、经济、消费习惯的分析。

有我对当地家电市场的调查。

有我设想的几种推广方案和代理商政策。

……

这些，都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滴整理出来的。

我本来是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拿给李总看。

没想到，这个时机，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到来。

李总接过我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他的手，不再抖了。

他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足足看了半个小时。

看完，他合上笔记本，递还给我。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决定。

“小陈。”

“在。”

“从明天起，你不再是我的司机了。”

我的心一沉。

“你被任命为华强公司北方市场开发部经理。”

“我给你三十万启动资金，再给你配两个人。人，你自己去车间挑，要能吃苦、信得过的。”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我不要你盈利，我只要你在北方，给我建立起至少十个销售网点。”

“做成了，你回来，我让你当销售总监。”

“做不成……”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

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做不成，华强公司就真的完了。

而我，陈辉，也将从天堂，再次跌回地狱。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是！李总！”

我立正，像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向我的将军敬礼。

“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就在公司里贴出了招聘公告。

我要招两个人，跟我一起去东北。

条件很简单：未婚，能吃苦，懂点电工知识。

工资，一千块一个月，差旅费全包。

公告一贴出去，整个厂子都炸了锅。

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在嘲笑。

“去东北？天寒地冻的，傻子才去。”

“公司都快倒了，还开发北方市场？异想天开！”

“这陈辉不就是个司机吗？懂个屁的销售。”

风言风语，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不在乎。

我知道，这个时候，敢跟我走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最后，来了两个人。

一个叫刘伟，二十出头，车间里最年轻的维修工，技术一把好手，就是性格有点闷。

另一个叫赵刚，快三十了，是个壮得像头牛的装卸工，力气大，性格豪爽。

他们两个，都是在厂里被排挤的边缘人物。

他们来找我，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甘心。

“陈哥，我们跟你干！我们信你！”

我看着他们俩真诚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兄弟！”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带着三十万现金，和两台VCD样机，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没有欢送仪式，只有李总和王师傅在站台上默默地看着我们。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李总，那个坚强的男人，悄悄地抬手抹了一下眼睛。

我的鼻子一酸。

李总，等着我。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东北，九月的沈阳，已经有了凉意。

我们三个人，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放下行李，我们没有休息，立刻就投入了战斗。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最大的家电批发市场。

我们以为，凭借华强VCD的质量和价格优势，应该不难找到代理商。

但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我们跑了整整三天，见了不下二十个老板。

一听我们是南方来的小牌子，大部分人连样机都懒得看，直接就把我们打发了。

“华强？没听过。”

“VCD？我们这里只卖长虹、TCL这些大牌子。”

“小伙子，不是我打击你，你们这种小厂，在东北，活不下去的。”

一次次的拒绝，一次次的冷眼。

带来的样机，屏幕上都落了一层灰，也没人愿意多看一眼。

刘伟和赵刚都有点泄气了。

“陈哥，这……这可咋办啊？根本没人理我们。”晚上回到旅馆，赵刚愁眉苦脸地说。

我心里也急，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是主心骨，我垮了，队伍就散了。

“别急。”我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水，“我们换个思路。”

“正规的批发市场，都被大品牌垄断了，我们这种新来的，肯定挤不进去。”

“那我们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什么意思？”刘伟不解地问。

“我们不找大家电城，我们去找那些小的、零散的电器维修店、音像店！”

“你想想，那些店，大品牌看不上他们，给他们的价格高，支持又少。我们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更灵活的政策，更低的价格，甚至可以帮他们做售后。他们就是我们的‘农村根据地’！”

我的话，让刘伟和赵刚的眼睛亮了起来。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刘伟一拍大腿。

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们不再去高大上的家电城，而是钻进了沈阳的大街小巷。

我们找到了一家叫“小李家电维修”的铺子。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埋头修一台收音机。

“老板，忙着呢？”我笑着递上一根烟。

老板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接烟，“有事？”

“老板，我们是广东华强电子的。这是我们厂自己生产的VCD，您看看？”

我把样机接上电，放了一张邓丽君的碟片。

悠扬的歌声和清晰的画面，立刻吸引了老板的注意。

“质量不错啊。”他扶了扶眼镜，“多少钱一台？”

“我们给您的拿货价，九百八。您卖出去，至少能卖一千二。”我说。

“九百八？”老板摇了摇头，“太贵了。我从别人那里拿货，水货，才八百。”

“水货质量没保证，售后也没保证。我们是正规厂家，三包服务，坏了我们负责修，修不好我们给您换新的。”刘伟上前一步，开始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而且，您看我们的机芯，是索尼原装的，读碟能力强，不容易卡碟……”

我们三个人，一个讲政策，一个讲技术，一个讲市场，围着老板，足足讲了一个小时。

老板被我们说得动心了。

“这样吧，”他最后说，“我先进两台试试。卖得好，我再多进。”

“好！”

第一单生意，虽然只有两台，但却像一针强心剂，打在了我们三个人的心上。

我们成功了！

有了第一家，就有第二家，第三家。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谈。

我们白天跑业务，晚上回到旅馆，就总结经验，规划第二天的路线。

有时候为了谈下一个客户，我们在人家店门口能从早上等到晚上。

有时候为了送一台样机，我们要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郊区。

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脚上的皮鞋磨破了，就换上解放鞋继续跑。

嗓子说哑了，就喝口水润润，接着说。

累，是真的累。

但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一个月后，我们在沈阳，发展了十五家零售网点。

虽然都是些小店，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成功了第一步。

接下来，是长春，哈尔滨。

我们如法炮制。

东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

我们三个南方人，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雪，都冻成了狗。

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

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奔走在每一个可能成为我们客户的店铺之间。

我们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东北老板。

我们的销售网络，像一张网，慢慢地在东北大地上铺开。

第二个月月底，我们在整个东北，已经有了超过五十个销售网点。

我们带出来的三十万货款，已经全部变成了订单。

我们甚至开始向公司申请发货。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将顺风顺水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打击，再次降临。

我们的死对头，金星电子，也来了。

带队的，正是张科长。

他们财大气粗，一上来就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抢我们的市场。

我们给代理商九百八的拿货价，他们就给九百五。

我们承诺一个月内换货，他们就承诺当场换货。

他们甚至派人，在我们谈好的客户那里，恶意诋毁我们的产品。

“华强？就是那个快倒闭的小厂吗？他们的东西质量不行的，都是残次品。”

一时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摇摇欲坠。

好几个已经签了合同的客户，都开始动摇，甚至要求退货。

刘伟和赵刚气得差点跟对方打起来。

“陈哥！这帮孙子太不是东西了！我们跟他们拼了！”赵刚红着眼说。

“不能拼。”我拦住了他。

“硬碰硬，我们没钱，没人，肯定输。”

“那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们的市场抢走？”

我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旅馆的窗前，坐了一夜。

窗外，大雪纷飞。

我的心里，也像被冰雪覆盖。

难道，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要这么拱手让人吗？

我不甘心！

天亮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个非常大胆，甚至有点疯狂的念头。

我把刘伟和赵刚叫醒。

“我们不跟他们抢零售商了。”我说。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自己开店！开直营店！”

“我们把价格，打到最低！打到他们金星电子跟不起为止！”

我的话，让刘伟和赵刚都惊呆了。

“陈哥，你疯了？我们哪有钱开店？”

“我们没钱，但是，我们可以让别人出钱。”

我拿出一张哈尔滨地图，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这里，是哈尔滨最大的电子一条街。我们就在这里，租一个最显眼的门面。”

“然后，我们去找那些被金星电子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的小代理商。我们联合起来，让他们出钱，我们出技术，出品牌，出货源，一起开一个华强VCD的专卖大卖场！”

“我们搞一场全城最大的促销活动！我们的拿货价是九百八，我们就卖九百九十九！一台只赚十九块钱！”

“我不信，金星电子敢跟我们这么玩！他们是大公司，有成本压力，有利润要求，他们跟不起！”

“我们要一战定乾坤！把华强的牌子，彻底在哈尔滨打响！”

我的计划，近乎疯狂。

风险巨大。

一旦失败，我们不仅会血本无归，还会把那些信任我们的小代理商一起拖下水。

刘伟和赵刚听完，都沉默了。

“陈哥，”过了很久，刘伟才开口，“这事，要不要先跟李总商量一下？”

我摇了摇头。

“来不及了。而且，我不想让他再为我们担心。”

“这件事，我来扛。如果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败了，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我看着他们俩，“你们，还愿不愿意跟我赌这一把？”

赵刚第一个站了起来，一拍胸脯。

“陈哥，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刘伟看了一眼赵刚，又看了看我，也重重地点了点头。

“干！”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三个人，像上了发条的陀螺。

我负责去游说那些小代理商。

我把我的计划，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们听。

我向他们承诺，所有风险我来承担，他们只需要出钱，占股份，年底分红。

一开始，没人相信我。

他们觉得我是个疯子。

但我没有放弃。

我一家一家地谈，一遍一遍地讲。

我的真诚，我的激情，还有我那份破釜沉舟的勇气，最终打动了他们。

七个小代理商，凑了二十万，加入了我的计划。

刘伟负责技术和售后团队的组建。

赵刚负责店铺的选址和装修。

我们在哈尔滨最繁华的电子街，租下了一个两百平米的店面。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装修。

然后，我给李总打了一个电话。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计划。

我只说：“李总，我需要货。越多越好。”

电话那头，李总沉默了很久。

“小陈，你老实告诉我，你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总，请您相信我。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您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华强。”

李总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我。

他动用了公司最后一点资金，连夜给我们发了一千台VCD。

开业前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还有那七个代理商，站在空旷的大卖场里。

墙上，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华强VCD，震撼登陆冰城！原价1288，现价999！仅限三天！”

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忐忑和期待。

这一战，许胜不许败。

开业那天，我们雇了腰鼓队，请了舞狮团，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

九百九十九的价格，像一颗炸弹，在哈尔滨的家电市场引爆了。

市民们蜂拥而至。

金星电子的张科长，也带着人来了。

他站在我们店门口，看着我们店里人头攒动的景象，脸色铁青。

“疯子！一群疯子！这么卖，他们连裤衩都得赔掉！”他对着身边的下属低吼。

他想跟我们打价格战。

但他不敢。

就像我预料的，金星电子是大公司，有严格的成本控制。他们不可能为了打垮我们，而做亏本的买卖。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的客户，一个个地抢过来。

三天。

整整三天。

我们的一千台VCD，销售一空。

我们不仅收回了所有的成本，还略有盈余。

最重要的是，“华强”这个牌子，在哈尔滨，一炮而红。

我们胜利了。

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喝多了。

那七个代理商，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陈经理！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我笑着，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我拿出我的大哥大（这是李总后来配给我的），拨通了李总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还没开口，就听到了李总带着笑意的声音。

“臭小子，可以啊！”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我们北上的第三个月，我带着一份两百万的订单，和一张覆盖整个东北三省的销售网络图，回到了广州。

当我走出火车站，看到前来接我的李总时。

我发现，他好像年轻了十岁。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走上前，用力地抱了抱我。

“回来就好。”

回到公司，我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那些曾经嘲笑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我。

李总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宣布了对我的任命。

“从今天起，陈辉，正式担任华强电子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兼任副总经理！”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我成了华强公司的二号人物。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在李总的隔壁。

我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广州，给他们买了房子，请了保姆。

我实现了我所有的梦想。

但我没有停下脚步。

在我和李总的带领下，华强公司走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开拓了全国市场，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

我们投入巨资搞研发，推出了DVD、家庭影院等一系列领先时代的产品。

我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成长为国内家电行业的巨头。

2003年，华强电子在香港成功上市。

敲钟的那一刻，我和李总站在一起，闪光灯亮成一片。

我看着身边的李总，他已经两鬓斑白。

十年了。

整整十年。

从那个炎热的下午，在广州火车站捡到他的钱包开始。

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他是我的老板，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恩人。

上市庆功晚宴上，李总喝了很多酒。

他拉着我的手，对所有来宾说：“我李建国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不是创办华强，也不是让公司上市。”

“而是十年前，在广州火车站，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了这个年轻人。”

“他叫陈辉。他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贵人’。”

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着李总，眼眶湿润了。

其实，我想告诉他。

他才是我的贵人。

但后来，我慢慢明白。

真正的贵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是你身处绝境时的那份善良，是你面对诱惑时的那份坚守，是你抓住机会时的那份果敢，是你身处逆境时的那份永不言弃。

李总给了我一扇门。

但推开门，走下去，并且走出一条康庄大道的，是我自己。

那个九三年的夏天，那个黑色的钱包，只是一个开始。

它像一个命运的开关。

而按下开关的那只手，其实，一直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