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岁在丁巳。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场持续数年的权力清算迎来了终局。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暗中推动下，下诏将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赵国公长孙无忌贬谪黔州（今重庆彭水）。次年，在许敬宗等人的构陷与逼迫下，这位辅佐三朝、权倾朝野的关陇集团核心人

唐门阀落幕：657年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最终瓦解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岁在丁巳。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场持续数年的权力清算迎来了终局。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暗中推动下，下诏将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赵国公长孙无忌贬谪黔州（今重庆彭水）。次年，在许敬宗等人的构陷与逼迫下，这位辅佐三朝、权倾朝野的关陇集团核心人物，自缢于流放之地。长孙无忌的身死，并非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废后立武、太子废立等一系列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自北魏以来绵延近二百年的关陇集团彻底衰落，李唐王朝从“门阀共治”正式迈入“皇权独揽”的新时代，为武则天日后执掌朝政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一、长孙无忌：关陇集团的“定海神针”

长孙无忌出身于河南长孙氏，这一家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自西魏以来便世代为官，权势显赫。他的妹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凭借这一裙带关系与自身的才能，长孙无忌成为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与核心权臣，堪称关陇集团的“定海神针”。

（一）辅佐三朝：从开国功臣到顾命大臣

长孙无忌早年便与李世民结为挚友，在“玄武门之变”中，他是李世民的核心谋臣与支持者，亲自参与策划并率军入宫，助李世民夺得皇位。李世民即位后，长孙无忌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要职，封赵国公，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与倚重。他参与制定了《唐律疏议》，完善了唐朝的法律制度；在朝政决策中，他始终站在李世民一边，为“贞观之治”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临终前，将太子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任命二人同为顾命大臣，辅佐李治治理天下。李世民握着长孙无忌的手，嘱托道：“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份托孤之重，让长孙无忌成为李治初期朝政的实际掌控者。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以元舅之尊、顾命之权，独揽朝政大权，关陇集团的势力也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朝堂之上，于志宁、韩瑗、来济等关陇集团成员占据要职，形成了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门阀政治集团，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二）权倾朝野：关陇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长孙无忌掌权期间，始终以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为核心，通过扶持亲信、打压异己，巩固门阀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永徽三年（652年），他力主立庶长子李忠为太子，只因李忠母族卑微，易于操控，能够成为关陇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对于非关陇集团出身的官员，长孙无忌则极力排挤，甚至罗织罪名予以清除。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谋反案爆发，长孙无忌借机扩大打击范围，将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对关陇集团构成威胁的宗室成员与官员牵连其中，全部处死。李恪是李世民的第三子，文武双全，深得民心，只因并非关陇集团支持的继承人，便惨遭长孙无忌的毒手。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长孙无忌为维护关陇集团利益，不择手段打压异己的政治野心，也让李治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长孙无忌的专权，使得关陇集团的势力在永徽初年达到了顶峰，但也为其日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皇权的利益，也引发了寒门官员与其他政治势力的不满，为李治与武则天联合打击关陇集团创造了条件。

（三）与皇权的裂痕：废后立武之争的激化

李治即位初期，对长孙无忌这位元舅兼顾命大臣十分敬重，朝政大事多听从其意见。但随着李治皇权意识的觉醒，他逐渐不满于长孙无忌的专权，想要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独揽朝政大权。而废后立武之争，成为了李治与长孙无忌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想要废黜出身关陇集团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定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长孙无忌认为，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废黜王皇后，无异于动摇关陇集团的统治根基；而武则天出身并非关陇集团核心圈层，且曾是唐太宗的才人，立她为后，既不符合礼制，也损害了关陇集团的利益。

为了阻止武则天封后，长孙无忌联合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关陇集团成员，在朝堂上极力反对。褚遂良甚至以死相谏，声称“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长孙无忌则暗中联络朝臣，形成了反对立武的强大阵营，与李治、武则天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然而，李治此次早已下定决心要打破关陇集团的垄断，他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坚决推进废后立武之事。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见状，纷纷上书支持李治，形成了支持立武的舆论浪潮。最终，李治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正式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这场废后立武之争，不仅是后宫的易主，更是皇权与关陇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长孙无忌的反对失败，标志着关陇集团的势力开始衰落，也让他与李治、武则天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为其日后的被贬埋下了伏笔。

二、步步为营：李治与武则天的清算之路

废后立武之后，李治与武则天并未立即对长孙无忌动手。他们深知长孙无忌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若贸然行事，可能引发政治动荡。因此，他们采取了步步为营、逐步清算的策略，先剪除长孙无忌的羽翼，再最终将其扳倒。

（一）剪除羽翼：打压关陇集团核心成员

废后立武之后，李治与武则天首先将矛头指向了长孙无忌的核心党羽。褚遂良作为反对立武的中坚力量，在废后立武事件后不久便被贬为潭州都督，随后又多次被贬，最终死于爱州刺史任上。韩瑗、来济等支持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成员，也纷纷遭到贬谪，被逐出京城。

李治与武则天通过打压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逐渐削弱了长孙无忌的势力，瓦解了关陇集团的政治联盟。同时，他们大力扶持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将这些人提拔到重要岗位，形成了忠于自己的政治力量，为最终清算长孙无忌做好了准备。

在剪除长孙无忌羽翼的过程中，李治与武则天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政治手腕。他们利用寒门官员与关陇集团的矛盾，让寒门官员充当打击关陇集团的先锋，既达到了削弱关陇集团的目的，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舆论造势：罗织罪名的政治铺垫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与武则天认为清算长孙无忌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授意许敬宗等人，开始为扳倒长孙无忌罗织罪名。许敬宗是寒门官员的代表，因支持武则天封后而得到重用，他对长孙无忌早已心怀不满，此时更是积极响应李治与武则天的号召，全力构陷长孙无忌。

许敬宗首先从一桩普通的贪污案入手，将长孙无忌牵连其中。他上奏李治，声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不轨。为了让这一罪名听起来更加可信，许敬宗还编造了详细的“谋反”情节，声称长孙无忌因废后立武之事心怀怨恨，想要联合李巢等人发动叛乱，推翻李治的统治。

李治明知这一罪名是许敬宗罗织的，但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清除长孙无忌，因此并未进行深入调查，便默认了许敬宗的说法。许敬宗则趁机在朝堂上大肆渲染长孙无忌的“谋反”罪行，制造舆论压力，让朝臣们不敢为长孙无忌辩解。

为了进一步坐实长孙无忌的罪名，许敬宗还胁迫长孙无忌的家人与亲信，让他们出面指证长孙无忌的“谋反”行为。在许敬宗的精心策划下，长孙无忌“谋反”的罪名被层层坐实，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三）正式清算：贬谪黔州与被迫自缢

在舆论造势完成后，李治于显庆二年七月下诏，正式将长孙无忌贬谪黔州。诏书称：“无忌潜谋逆乱，朕不忍加诛，特贬为扬州都督，徙黔州安置。”表面上看，李治似乎对长孙无忌手下留情，没有将其处死，但实际上，黔州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是当时著名的流放之地，将长孙无忌贬谪至此，实则是要将其置于死地。

长孙无忌接到贬谪诏书后，深知自己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他曾试图上书为自己辩解，但奏章都被许敬宗等人拦截，根本无法送达李治手中。无奈之下，长孙无忌只能带着家人，踏上了前往黔州的流放之路。

显庆三年（658年），李治又命李勣、许敬宗等人前往黔州，复查长孙无忌的“谋反”案。许敬宗到达黔州后，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便胁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关陇集团核心人物，最终在流放之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六十三岁。

长孙无忌死后，许敬宗还下令将其家产抄没，家人全部流放岭南。曾经辉煌一时的长孙家族，随着长孙无忌的身死，彻底衰落。长孙无忌的死，标志着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清除，关陇集团的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集团瓦解：关陇集团的衰落与历史必然

长孙无忌的身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关陇集团衰落的标志。自北魏以来绵延近二百年的关陇集团，在经历了废后立武、太子废立、长孙无忌之死等一系列打击后，最终走向瓦解。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关陇集团的制度性缺陷

关陇集团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其核心成员多为西魏、北周以来的军事贵族，他们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形成了垄断朝政的门阀势力。关陇集团的统治，建立在世袭特权的基础上，其选拔官员的标准不是才能，而是出身门第，这就导致了官僚体系的僵化与腐败。

随着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科举制度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些寒门子弟具有较高的才能与务实的作风，他们渴望打破门阀势力的垄断，获得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而关陇集团的世袭特权，严重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引发了寒门官员与广大民众的不满。

此外，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多集中在关中地区，他们的利益与关中地区紧密相连，对其他地区的利益重视不足，这也导致了关陇集团与其他地区政治势力的矛盾。这些制度性缺陷，使得关陇集团的统治基础越来越薄弱，难以适应唐朝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皇权的强化与门阀的冲突

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皇权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唐朝建立后，李世民、李治等皇帝都致力于加强皇权，削弱门阀势力的影响。而关陇集团的专权，与皇权的强化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李治即位后，想要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独揽朝政大权。而长孙无忌的专权，恰好成为了李治强化皇权的最大障碍。废后立武之争，本质上就是皇权与关陇集团的权力斗争。李治通过立武则天为后，扶持寒门官员，成功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势力，强化了皇权。

长孙无忌之死，是李治强化皇权的必然结果。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门阀势力的衰落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关陇集团作为门阀势力的代表，其垄断朝政的统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皇权强化的历史趋势，最终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阶层流动

唐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通过科举考试、经商等方式，积累了财富与社会地位，渴望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国家治理。

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寒门子弟进入仕途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堂，他们与关陇集团出身的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寒门官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才能与务实的作风，他们更注重实效，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政策，为唐朝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阶层流动的加剧，使得关陇集团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关陇集团想要继续维持其世袭特权，已经无法得到广大民众与寒门官员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关陇集团的衰落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四、历史剧变：关陇集团衰落后的政治格局重塑

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瓦解，引发了唐朝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寒门官员全面崛起，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唐朝的历史进程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皇权的绝对主导

关陇集团瓦解后，李治彻底摆脱了门阀势力的控制，成为了真正独揽朝政的皇帝。他通过打击关陇集团，清除了政治上的最大障碍，强化了中央集权。此后，李治的皇权再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集团的有效制约，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政治需求，制定政策、任免官员，实现了皇权的绝对主导。

武则天作为李治的皇后，在打击关陇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李治晚年身体多病，无法处理繁重的政务，武则天便以皇后的身份代为处理朝政，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关陇集团的瓦解，为武则天日后临朝称制、建立武周政权铺平了道路。

（二）寒门官员的全面崛起

关陇集团瓦解后，以李义府、许敬宗为代表的寒门官员全面崛起，成为唐朝政治舞台上的核心力量。李治与武则天大力扶持寒门官员，将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让他们参与国家治理。这些寒门官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具有较高的才能与务实的作风，他们的崛起，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朝政的垄断，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寒门官员的全面崛起，推动了唐朝政治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他们更加注重实效，积极推行改革，完善科举制度、整顿吏治、重视农业生产，为唐朝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狄仁杰、姚崇、宋璟等著名的寒门官员，后来都成为了唐朝的栋梁之臣，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三）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关陇集团瓦解后，唐朝的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李治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官制方面，他们扩大了中书省、门下省的职权，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在科举制度方面，他们增加了进士科的录取人数，创立了殿试与武举，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范围，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在法律制度方面，他们修订了《唐律疏议》，进一步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加强了对社会的治理。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适应了唐朝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借鉴。关陇集团的瓦解，为唐朝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不断进步。

五、历史回响：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瓦解的深远影响

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瓦解，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对唐朝历史的深远影响

关陇集团的瓦解，为武则天日后建立武周政权铺平了道路。武则天成为皇帝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她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过渡阶段，为唐朝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关陇集团的瓦解也对唐朝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寒门官员的全面崛起，打破了门阀势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皇权过度集中，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在文化方面，关陇集团的瓦解也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武则天掌权期间，重视文化教育，大力推广科举制度，鼓励文人墨客进行创作。这使得唐朝的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诗歌、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时期。

（二）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关陇集团的瓦解，标志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长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的彻底终结，官僚政治开始全面兴起。这一转变，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官僚政治的全面兴起，使得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参与国家治理。这一制度的推行，不仅打破了门阀势力的世袭特权，也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

门阀落幕：657年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最终瓦解

五、历史回响：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瓦解的深远影响（续）

此后，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核心制度，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而不衰，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结构。关陇集团的瓦解，不仅是门阀政治的终结，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血缘世袭”向“才能选拔”转变的重要标志，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关陇集团的瓦解也推动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强化。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皇权再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集团的有效制约，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转变，使得皇帝能够更加有效地掌控朝政，制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另一方面，皇权的过度集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当皇帝昏庸无能时，容易导致朝政混乱，引发社会动荡，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难以摆脱的历史周期律。

在民族融合方面，关陇集团的瓦解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陇集团作为一个以关中地区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统治带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随着关陇集团的瓦解，唐朝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包容度也不断提高。武则天掌权期间，大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重用少数民族官员，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三）历史启示：权力制衡、制度革新与顺应时代的重要性

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瓦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首先，权力制衡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关陇集团的专权，打破了皇权与门阀势力之间的平衡，最终引发了皇权的反击，导致了集团的瓦解。这告诉我们，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需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某一政治势力过度膨胀，才能确保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其次，制度革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关陇集团的衰落，与科举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科举制度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势力的世袭特权，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推动了政治制度的革新。这表明，只有不断进行制度革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保持国家的活力与竞争力。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应该坚持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最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陇集团的统治模式，适应了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的历史环境，但随着唐朝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以世袭特权为核心的门阀政治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李治与武则天的改革，顺应了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潮流，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势力或制度，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生存与发展；反之，若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回望显庆二年的那场政治清算，长孙无忌的悲剧、关陇集团的瓦解、皇权的强化、寒门官员的崛起，共同谱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瓦解，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终结与官僚政治的兴起，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与民族融合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持续进步奠定了基础。

一千多年来，人们对长孙无忌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辅佐三朝，制定《唐律疏议》，为李唐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悲惨结局令人惋惜；也有人认为，他专权跋扈，为维护门阀利益不择手段，最终的覆灭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长孙无忌之死与关陇集团的瓦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蕴含的历史启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认识到，权力制衡、制度革新与顺应时代潮流，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只有把握好这几点，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持续繁荣。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