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原火车站对面的马路沿子，天不亮就挤满了找活干的人。一个个皮肤黝黑，肩膀上搭着劳保服，眼睛直勾勾盯着路口，就盼着工头的身影出现。66岁的安三山，在这群人里不算起眼，精瘦的个子，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袖口磨破了线，领口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太原火车站对面的马路沿子，天不亮就挤满了找活干的人。一个个皮肤黝黑，肩膀上搭着劳保服，眼睛直勾勾盯着路口，就盼着工头的身影出现。66岁的安三山，在这群人里不算起眼，精瘦的个子，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袖口磨破了线，领口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谁也没想到，这个天天扛砖铲水泥的老汉，会凭着一篇作文火遍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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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闷热的清晨，安三山前一天干了个300块的重活，累得倒头就睡，醒来已经五点四十。往常这时候，他早该在去工地的路上了，偏这天赶巧，遇上两个姑娘在街头做挑战——要么直接拿100块现金走，要么写篇作文赢1000块。

一起趴活的工友们，看都不看作文的选项，纷纷揣着100块走了。安三山却动了心，他凑上前，声音不大但挺实在：“我念过高中，有毕业证。”

姑娘递来纸盒子，他伸手在一堆纸条里摸了摸，抽出来一看——“我的母亲”。

找了家空餐馆，姑娘给端来杯冷饮，摆上纸笔。安三山从随身的红布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没打草稿，没列提纲，笔尖落下，字就顺着纸往下淌。800多字，不到一个半小时写完，握着1000块现金，他揣好东西就往劳务市场赶，心里只觉得划算——这钱，够他在40℃的日头下搬三天砖，铲好几吨沙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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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把这当回事，可视频传到网上，直接炸了锅。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这句话被网友翻来覆去地读，有人说该放进中小学课本，有人隔着屏幕掉眼泪，还有人追着问，这真是个农民工写的？

安三山不玩网络，对这些热闹一无所知。直到后来作文上了报纸，村里不识字的老农都听孩子念过，一波又一波的人找上门来，有大老板，有出版社编辑，他才懵了，只会反复说：“我就是个农民。”

他家在太原西山的山顶上，院墙是泥巴和石块垒的，木棍绑成门，缝隙大得能塞进西瓜。院里三分地种着西红柿、豆角，一新一旧两栋平房，平日里只有鸡鸣鹅叫和三轮车驶过的声音。作文火了之后，柏油路边停满了车，堵得都迈不开腿，村里老汉见了外人，不用问就往他家指：“找作文大爷啊？那儿呢。”

来访者举着手机拍，想从他身上找出点“作家”的影子，最后都挺失望。他皮肤黑黄，脸上的皱纹跟山里的沟壑似的，一道叠一道；那双写出动人文字的手，指节粗大，一根小指因为常年砸伤往外翻，掌心的茧子厚得能握住装满开水的罐头瓶。只有偶尔穿上那双锃亮的旧皮鞋时，才算有点不一样——可那双鞋显然不适合干活，更像是他藏在心里的一点体面。

面对镜头，安三山话不多，问起母亲，他能慢慢说，问起家里的私事，他就沉默。有人劝他开直播、接着写文章赚钱，他头摇得挺坚决：“我就是个受苦人。”他怕像大衣哥那样，被人围着堵着，没了安生日子。妻子也跟着操心，见人拍照就拦：“别拍了，我儿子以后怎么娶媳妇。”

其实，安三山的文字里，写的全是自己的日子。

他写母亲“天不亮就起，摸着黑才歇”，穿补丁叠补丁的衣裳，他自己不也一样，天天在劳务市场里抢最早的活，一年四季离不开劳保服；他写母亲能稳稳端起死沉的柴火大铁锅，他在工地上累得抬不起砖时，就会想起母亲的身影，咬咬牙再挤出点力气——母亲教会他的硬气，他揣了一辈子；他写母亲心善，跟邻里没红过脸，工地上有人叫他“武大郎”，他也只是笑笑，铲水泥时总留意着别溅到别人身上。

母亲是他心里最软的地方。当年家里8个孩子，就他和二哥能上学，一支铅笔掰成两半用。后来供不起了，母亲做主让二哥回家，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他。六一儿童节，母亲借钱买白布，踩一整夜缝纫机给他做白衬衫；他点煤油灯看书，鼻孔熏得发黑，睡醒时母亲已经悄悄给他擦干净；米少熬汤，母亲总给他留一碗稠的。

他生病卧床两年，母亲整天守在床前照顾，给他包饺子，搀着他在院子里散心。他病好了，母亲却累倒了，50岁出头就走了，这成了他这辈子最放不下的遗憾。

这些藏在心底的事，他从没跟人说过。干体力活的日子里，生存是道精打细算的算术题：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床位，8块钱一份的土豆丝盖饭，没开封的矿泉水攒起来卖回小店，一天挣300块，能多干一天就多干一天——三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全靠他这双手扛着。

谁能想到，这个把日子过成“挣钱算式”的老汉，也曾有过别的可能。1978年，他是村里少数能念到高中的年轻人，恢复高考第二年，他离大学只差二十分。校长老师留他任教，他因为家里缺劳力、薪水薄拒绝了；后来当兵，部队想留他，他听说复员回地方好找工作，又走了。再后来，他在砖厂出砖，每天卸9个小时滚烫的红砖，一场大病卧床两年，彻底回到了农民的身份。

那些年，他也曾在地下室里，戴着老花镜看一指厚的书；也曾在病床上，抄下触动自己的字句，写日记感叹“语言的能力超越一切”。可等身体好起来，这些就都成了“不切实际”的念想，日记本被他当成废品卖掉，几本书糊了窗户柜子。

作文火了之后，有人说他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他也曾在下雨天去书店翻看过，没看几页就放下了——没时间。有人问他，想不想靠写作改善生活，他眉头拧成川字纹：“那是瞎想、幻想、白日梦。不吃苦不受罪，还能改善生活？”

网络上的热度慢慢退了，安三山脱下了那身特意穿来见客的大号T恤和皮鞋，换回迷彩服，穿上儿子剩下的球鞋。早晨五点，他站在院子里打量老屋的墙面，和上水泥，跟儿子一起修整房子。墙抹得不顺利，灰浆一个劲往下掉，一天下来只完成几平方米，他坐在角落抽烟，嘴里念叨着“不服气”。

太原火车站对面的马路沿子上，工友们还在等着工头，偶尔会提起安三山：“好些天没见那个不爱说话的小老头了。”他们没空琢磨他为啥火，毕竟，能找到一天的活计，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

安三山还是那个安三山，只是偶尔，他会让儿子点开抖音的评论区，戴着老花镜一条条看。他说专看不好的，可看到有人夸他文字干净、情感真挚，也会悄悄点头。他找了个儿子不用的本子，在扉页上抄下一条评论：“知识分子的知识，应该用于理解和帮助，而非揣测和计算。”

至于那篇让他被看见的作文，对他来说，或许只是某天挣了1000块的巧合，是藏在心底几十年的念想，终于有了个出口。

日子还在继续，他依旧是那个靠力气吃饭的农民，只是往后，提起母亲，他心里除了思念，或许还多了一点被读懂的温暖。

来源：乡音话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