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文化同源而轨迹殊异，利益交织又矛盾难解。从遣唐使的帆影到甲午战争的炮火，从战后重建的合作到如今的战略竞争，两国关系始终在“一衣带水”的亲近与 “恩仇交织” 的张力中摇摆。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既源于千年的历史积淀，更受当下国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文化同源而轨迹殊异，利益交织又矛盾难解。从遣唐使的帆影到甲午战争的炮火，从战后重建的合作到如今的战略竞争，两国关系始终在“一衣带水”的亲近与 “恩仇交织” 的张力中摇摆。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既源于千年的历史积淀，更受当下国际格局与两国国力消长的深刻塑造。

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态势、日本内部分化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四个维度，探讨未来中日关系的可能走向与中国应有的战略定位。

一、千年羁绊：无法割裂的历史与现实纽带

中日关系的特殊性， 首先在于其 “无法离开” 的宿命感。

文化上，中国的制度、文字、宗教与生产技术曾深刻塑造日本的文明进程——从大化改新的 “律令制” 到江户时代的 “唐学”，从遣唐使带回的茶种到鉴真东渡的佛法，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浸润长达千年。

这种文化基因的交融，至今仍体现在日语的汉字体系、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乃至国民性格的细腻表达中。

但历史的另一面是“恩仇之多”。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后，对中国发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军民伤亡，留下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这种伤害不仅存在于官方叙事，更深深烙印于两国民众的情感记忆中。即便战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实现非军事化，其国内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与美化从未停止，成为两国政治互信的最大障碍。

然而，“无法离开”的现实需求始终超越历史恩怨。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2024 年全年中日货物贸易总额为约为 2.08 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 2900 亿美元），日本对华贸易逆差约为 400亿元人民币（约合 60 亿美元）。

日本长期以来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对华投资额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对华投资呈现出“质升量稳”的趋势，截至 2024 年底累计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1300 亿美元。从汽车产业链到半导体零部件，从跨境电商到文旅消费，两国经济已形成深度嵌套。

安全上，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依赖中日协调，朝核问题、海上通道安全等议题均需双方合作。

文化上，每年超 1000 万中国游客赴日，日本动漫、文学在中国的年轻群体中持续流行，民间交流的韧性为双边关系提供了缓冲带。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本质，决定了中日既不可能“脱钩断链”，也无法回到历史对抗的老路。未来的互动，必将在“合作与竞争并存、依存与防范交织”的状态中展开。

二、历史机遇：中国主导的有利时期与主动权的把握

近年来，中日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 IMF 的测算， 2024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 （名义 GDP） 约是日本的 4.5 倍，我国科技、军事、国际影响力全面跃升；而日本虽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却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国债高企等结构性困境。这种力量对比的逆转，使中日关系进入“中国主导的有利时期”——中国首次拥有了塑造双边关系的战略主动权。

把握主动权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设定议程。 过去，日本常以“价值观外交” “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框架牵制中国，试图将双边问题国际化。如今，中国可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等“增量思维”，对冲分歧。例如，RCEP 生效后，中日首次建立自贸关系，双方在新能源、 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若能将这一机制做深做实，既能夯实共同利益基础，又能挤压右翼势力操弄对立的空间。

建设中日韩亚元区前景可触。

亚元区并非简单复制欧元模式，而是在保留三国货币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统一的结算清算机制、 扩大本币互换规模、 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降低区域内贸易投资的汇率风险。建设亚元区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抓手。

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历16轮，虽因历史、领土等问题受阻，但亚元区可作为“次优选择”，先行突破经济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可牵头设计亚元区的规则框架2（如以人民币为计价基准、建立跨境支付系统） ，既彰显大国担当，又能将日本纳入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减少其对美战略依附。

日本老龄化社会管理经验与中国养老产业合作空间广阔。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9%），其在养老保障体系、社区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探索已逾半个世纪。 例如， 日本 “介护保险制度” （覆盖全体 40 岁以上国民，强制缴纳保费换取养老服务）通过政府、市场、家庭三方协作，实现了养老资源的精准配置；

其“地域综合照护体系”以社区为单位整合医疗、护理、生活支援服务，有效缓解了居家养老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97 亿人，养老床位缺口超过 200万张，养老护理人员缺口超过 500 万人。日本的“预防型养老” “科技助老”模式（如智能监测床垫、远程问诊系统）对中国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可主动对接日本养老产业资源。

一方面，引进日本成熟的护理培训体系，联合培养专业护理人才；另一方面，鼓励中日企业在适老化产品研发（如无障碍家居、健康监测设备）、养老社区运营等领域合资合作。例如，日本松下、日医学馆等企业已在中国多个城市布局养老项目，中国企业可学习其“医养结合”经验，推动本土养老产业升级。

这种合作不仅能缓解中国养老压力，也能为日本养老企业开拓庞大的中国市场，实现“双赢”。

合作开发中国东北地区，激活老工业基地的新动能。中国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禀赋与独特的区位优势（毗邻俄罗斯、朝鲜，是东北亚地理中心） ，与日本在产业互补、技术合作、市场拓展等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当前，东北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亟需引入外部资本、技术与经验；而日本企业在高端制造、精细化工、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具备优势， 双方合作可实现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具体可从三方面推进：

其一，鼓励日本企业参与东北国企改制与资产重组。东北现有大量传统工业企业（如装备制造、钢铁、化工）面临产能过剩与技术升级压力。可支持日本企业通过股权收购、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国企混改，重点在智能制造、 绿色冶金、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开展合作。

例如，日本三菱重工在重型机械领域技术领先，可与沈阳机床厂合作开发智能化生产线；日本 JX 金属在铜冶炼领域经验丰富，可参与东北铜业集团的环保改造。此类合作既能盘活东北存量资产，也能为日本企业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低成本通道。

其二，开放房地产与土地林地使用权吸引日本投资。针对日本“银发族”养老需求与“乡土情结”，可在东北部分

城市（如大连、丹东、珲春）试点“购房获居留权”政策——允许日本公民购买指定区域商品房（限制面积与总价），并给予居留许可，用于养老或长期居住。

同时，开放部分国有农场、林地的使用权，鼓励日本企业投资生态农业、森林康养、冰雪旅游等项目。例如，日本温泉开发企业可依托东北丰富的地热资源，建设高端温泉度假村；日本有机农业企业可合作开发黑土地种植基地，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此类举措既能激活东北“沉睡资源”，又能满足日本民间投资需求。

其三， 搭建跨境产业合作平台。

依托东北自贸试验区 （如大连片区） ，设立“中日产业合作示范区”，集中布局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产业园区，提供税收减免、通关便利等政策支持。 同时， 定期举办 “中日东北振兴合作论坛”，邀请双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参与，推动项目对接与政策协调。通过平台化运作，可将东北的资源优势与日本的技术优势深度融合，助力东北从“老工业基地”向“东北亚产业合作枢纽”转型。

三、双轮驱动：科技与文化合作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一是在人工智能、6G、大飞机等高端科技与新兴产业加深合作协同突破。中日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在人工智能 （AI） 、6G 通信、 大飞机制造等前沿领域各有优势，合作可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人工智能：日本在 AI 基础研究（如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控制）领域积累深厚，拥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科研机构；中国在 AI 应用层（如计算机视觉、智能驾驶）全球领先，市场规模占全球 30%以上。

双方可联合攻关 AI 伦理规范、医疗影像诊断、工业机器人优化等课题，例如：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的 AI 药物研发平台与中国药明康德的化合物数据库结合，可加速新药开发；日本发那科（FANUC）的工业机器人与中国海尔的智能制造工厂合作，可提升产线柔性化水平。

6G 通信：日本在 6G 关键技术（如太赫兹通信、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研发投入超百亿美元，计划 2030 年实现商用；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 5G 网络，在 6G 标准制定中积极主导。双方可共建 6G 联合实验室，共享频谱资源与测试场景，推动技术标准兼容。例如，日本 NTT Docomo 的太赫兹通信实验网与中国移动的 5G-A 网络对接，可验证 6G 跨代际通信的可行性。

大飞机制造：日本在三菱重工 MRJ 支线客机项目中积累了适航认证、复合材料制造经验；中国 C919 大飞机已进入批量交付阶段， 亟需突破发动机、 航电系统等核心部件瓶颈。

双方可在航空材料 （如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供应链 （如精密轴承）领域开展合作，日本企业提供技术授权，中国企业负责规模化生产，共同提升全球航空市场份额。

此类合作不仅能突破技术壁垒，更能通过“研发-生产-市场”链条绑定，形成长期利益共同体。

二是文化同源的情感共鸣与产业共赢可以推动动漫与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中日同属“汉文化圈”，动漫、文创产业天然具有文化共鸣基础。日本是全球动漫强国（年产值超2 万亿日元），中国则是全球最大动漫消费市场（年增速超20%），双方在内容创作、 IP 开发、 产业链协同上合作空间巨大。

联合创作与 IP 共享。可推动中日动画公司共同开发原创 IP，例如：日本集英社《海贼王》与中国阅文集团《斗罗大陆》合作推出跨次元动画电影，共享粉丝基础；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与中国追光动画联合制作“东方神话”主题动画，融合两国美学元素。此类合作既能降低单一市场风险，又能通过文化交融提升 IP 全球影响力。

文创产品开发与文旅融合。日本在文创衍生品设计（如动漫手办、传统工艺创新）上经验丰富，中国则在文旅场景运营（如主题乐园、文化街区）上优势显著。双方可合作开发“中日文化主题乐园”，例如在大连或苏州建设包含日本浮世绘、中国水墨画元素的沉浸式展览，配套销售联名文创产品 （如印有两国传统纹样的服饰、文具） 。

此外， 日本 “町屋”改造经验可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提供参考，共同打造“可体验的文化 IP”。

形成人才培养与交流机制。设立“中日动漫文创学院”，联合培养编剧、原画师、IP 运营等专业人才；

定期举办“中日青年文创大赛”，鼓励两国青年以传统文化为题材创作，优秀作品可通过双方平台推广。这种“人才+内容+平台”的全链条合作，既能激活文化创新活力，又能为产业注入可持续动力。

四、理解引导：凝聚日本精英阶层的务实理性与普通民众的友善情绪

日本并非铁板一块的政治实体，其对华政策始终存在“政府-精英-民众”的多元博弈。尤其在精英阶层，对中国“惹不起”的清醒认知普遍存在。

经济界是“知华派”的核心力量。 日本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等组织长期主张“对华合作优先”。丰田、索尼等跨国企业高管多次公开反对“脱钩”，强调中国市场的不可替代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 2021 年发布的《关于日本企业海外业务状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受当时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复苏以及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的影响，78.1%的在华日企表示计划扩大或维持现有业务规模。这个比例，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日本经贸界对华务实态度的缩影。这些企业与中国的利益绑定极深，若日本政府激进反华，他们将成为最直接的受损者，进而通过游说、舆论施压等方式反制政策极端化。

学界与地方政府的“缓冲作用”同样关键。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高校的东亚研究学者长期呼吁“理性看待中国崛起”，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地方层面，九州、冲绳等地区因与中国经贸、文旅联系密切，地方政府积极促成中日友好城市、青少年交流项目。这种“自下而上”的务实声音，往往能抵消中央政府部分激进政策的社会基础。

当然，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受媒体渲染、历史教育等因素影响持续低迷。

2023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年度全球态度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2%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有好感。但精英层与民众的分歧恰恰说明：日本对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精准发力——如扩大民间交流、优化在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推动文化产品输出——争取更多理解。

五、高市早苗现象：右翼势力的试探与中国的应对

高市早苗在 2021 年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明确提出了以 “修改宪法、 强化国防、 经济安全” 为核心的政策主张，其对外政策立场被普遍解读为对华强硬，打破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常规格局，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是，她这种政治表演的本质并非真正要与中国全面对抗，而是右翼势力借外交议题刺激中国反馈，从而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策略。

高市早苗的“试探逻辑”有三重考量： 其一，日本国内保守化趋势下，对华强硬是“政治正确”的标签。通过炒作“中国威胁”，她可将选民注意力从国内经济困境转移到外部矛盾，提升支持率。

其二，美国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需要日本充当“马前卒”。高市主动迎合这一需求，试图绑定美国以获取外交资源。

其三，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被边缘化，借高市这样的“政治素人”打破传统派阀垄断，争夺话语权。

中国的应对需“以静制动”。

首先，避免陷入“对抗陷阱”。高市的竞选策略言论与国家政策不可等同，若过度反应反而会抬高其政治资本。

其次，精准打击其政策漏洞。例如， 高市主张“增加防卫费至 GDP2%”，可揭露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损害日本自身安全；其鼓吹“经济安保”，可强调中日产业链合作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

最后，强化与日本务实派的沟通。通过经济界、地方政府等渠道传递信号：挑衅行为不符合日本根本利益。

六、和平发展：在我国对外战略的大格局中把握中日关系走向

当前，中国的对外战略重心是对美关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科技封锁、地缘围堵、意识形态施压等方面持续施压，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在长期与特朗普政府的博弈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贸易战的“精准反制”到科技战的“备胎计划”，从外交场的“主场博弈”到舆论战的“主动发声”，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应对体系。

这种背景下，对日关系需避免“过度投入”。中国无需与日本展开全方位竞争，而应将资源中在关键领域：一是管控分歧，防止局部问题升级为战略对抗；二是扩大共同利益，在经贸、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深化合作；三是通过民间交流培育友好土壤，为未来关系改善预留空间。

换言之，对日政策应服务于整体战略全局，而非成为独立的“战场”。中日关系要搞好，但不能让日本成为中美博弈的棋子。保持对日的战略克制，既是避免两线作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展现大国智慧的必然选择。

俄乌牌与欧洲联动是间接影响日本的外部变量。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地缘格局加速重组。 中国在坚持 “中立劝和”立场的同时，巧妙运用“俄乌牌”牵动各方利益，这对日本形成间接压力。

一方面，欧洲国家因能源危机、通胀高企陷入困境，对美国的“脱钩”政策渐生不满。中国可通过扩大对欧经贸合作（如新能源、高端制造）、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重启谈判，促使欧洲在对日关系上保持相对中立。若欧洲减少对日本的“价值观绑定”，日本在外交上将失去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俄罗斯因西方制裁转向东方，与中国深化能源、军事合作。日本若追随美国加大对俄制裁，将失去北方四岛问题的谈判筹码；若缓和与俄关系，则可能触怒美国。这种“两难”局面的加剧，客观上削弱了日本在东亚的战略灵活性。

以中国智慧擘画东北亚和平发展。中日关系的未来，既取决于中国的战略智慧，也受制于日本的现实选择与国际格局的演变。站在“中国主导的有利时期”，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主动权；又要展现战略包容，通过扩大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对于高市早苗等右翼势力的试探，需冷静观察、精准反制； 对于日本精英层的务实声音， 应积极回应、培育合作。

历史告诉我们，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两国更需要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超

越零和博弈。中国愿与日本一道，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开创未来——无论是通过亚元区建设夯实经济纽带，还是通过养老产业合作应对老龄化挑战，亦或是以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抢占未来制高点，都是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

唯有如此，“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才能真正成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稳定器。

作者：牛献忠，博士 研究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25-11-13

备注：

1.感谢牛博士提供本平台发布分享。

来源：著名社会学者胡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