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1627 年深秋，北京阜成门外的法源寺里，一个穿着蟒纹宦官服的老者正对着窗外的落叶发呆。他刚收到新皇帝崇祯的圣旨，虽未明说要他死，可那 “安置凤阳” 的字眼，像一把钝刀架在脖子上。这人便是刚从 “九千岁” 宝座上跌下来的魏忠贤，此刻他手里攥着的，不是当年

公元 1627 年深秋，北京阜成门外的法源寺里，一个穿着蟒纹宦官服的老者正对着窗外的落叶发呆。他刚收到新皇帝崇祯的圣旨，虽未明说要他死，可那 “安置凤阳” 的字眼，像一把钝刀架在脖子上。这人便是刚从 “九千岁” 宝座上跌下来的魏忠贤，此刻他手里攥着的，不是当年百官朝拜的象牙笏板，而是一根早已被冷汗浸湿的白绸。

三天后，当东厂番子赶到时，只看到梁上悬着的尸体，以及案头那封没写完的绝笔信。没人想到，这个曾让满朝文武俯首帖耳的阉党首领一死，大明王朝竟也在十七年后跟着埋进了黄土。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贼，也有人说他是撑住大明最后一口气的 “裱糊匠”，可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万历年间生于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破落户。《明实录》里记载，这人打小就 “不事生产，好饮酒博戏”，最擅长的就是在赌坊里出老千，输了钱就耍无赖。三十岁那年，他在赌坊欠了三十两银子，被债主打断了腿，躺在破庙里奄奄一息时，突然盯着墙角贴的 “宦官招募告示” 发了狠 —— 与其饿死街头，不如赌一把，割了那玩意儿进宫搏个前程。

这一刀下去，他赌对了一半。刚进宫时，他只是个在浣衣局打杂的小太监，每天要洗上百件衣服，手指泡得发白。可他会来事，先是巴结上了大太监魏朝，认了 “干哥哥”，借着这层关系混进了东宫；又瞅准机会，讨好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每天变着法子给小朱由校带糖糕、捏泥人。《酌中志》里说，朱由校小时候最喜欢跟在魏忠贤身后，喊他 “大伴”，这份情谊，成了魏忠贤后来发迹的关键。

朱由校登基后，魏忠贤的好运来了。他靠着与朱由校乳母客氏的特殊关系，一路从惜薪司（管柴火的部门）爬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这个职位有多重要？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懒得批奏折，便让司礼监太监代笔，称为 “批红”。也就是说，魏忠贤手里的那支笔，能直接决定官员的升降、政策的执行。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曾无奈地说：“今司礼监之权，已超内阁数倍，我辈不过拱手而已。”

掌权后的魏忠贤，很快露出了狠辣的一面。他先是扳倒了曾经的 “干哥哥” 魏朝，又设计除掉了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据《明史・阉党传》记载，仅天启五年的 “乙丑诏狱” 一案，就有数十名东林党官员被折磨致死，杨涟更是被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死状极惨。与此同时，他大肆提拔亲信，形成了 “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的庞大阉党集团，当时的朝堂上，几乎一半官员都成了他的人。就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了能安心抗金，都得给魏忠贤送些礼物，还在奏折里称他 “魏公公”。

提到魏忠贤，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 “贪”。他确实贪，而且贪得明目张胆。《明季北略》里记载，他的侄子魏良卿原本只是个农民，却被封为 “宁国公”，儿子魏良栋封为 “东安侯”，家里的田地横跨数省，府邸盖得比皇宫还气派。官员想要升迁，必须得给魏忠贤送礼，送少了还不行 —— 江西巡抚杨邦宪送了他一座纯金打造的 “八仙过海” 雕像，才换来了一个兵部尚书的职位；就连国子监的学生，想谋个小官，都得凑齐五百两银子 “孝敬” 他。

可奇怪的是，魏忠贤的贪婪，却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大明。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辽东的后金（后来的清朝）步步紧逼，每年需要耗费数百万两银子的军费；陕西、河南等地又闹起了饥荒，灾民遍野。而明朝的财政，早已是捉襟见肘 —— 万历年间的三大征（抗倭、平蒙古、平播州）耗光了国库，到天启年间，户部存银甚至不够支付三个月的军饷。

就在这时，魏忠贤出手了。他没有像东林党那样，只会喊着 “节流” 的口号，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最有钱的群体 —— 江南士族和商人。他恢复了万历年间被废除的 “商税” 和 “矿税”，规定凡从事丝绸、茶叶、盐业贸易的商人，都要按利润的百分之五缴税；开矿的矿主，不管是金矿、银矿还是煤矿，都得向朝廷缴纳 “矿课”。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六年，仅江南地区的商税就收了两百三十万两银子，矿税收了一百八十万两，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辽东战场。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奏折里多次提到：“今辽饷充足，皆赖魏公公调度有方。” 天启五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攻打宁远城，袁崇焕之所以能成功守住，靠的就是魏忠贤及时调拨的十万斤火药、三万石粮食和两万匹战马。要是换了后来崇祯年间，前线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打仗？

除了搞钱，魏忠贤还懂得 “赈灾” 的重要性。天启七年，陕西发生大旱，颗粒无收，灾民纷纷揭竿而起。魏忠贤直接从内库（皇帝的私人金库）拿出五万两白银，又命令陕西巡抚从当地藩王的粮仓里调粮，开粥厂救济灾民。虽然他这么做，是怕灾民造反动摇自己的地位，可客观上确实缓解了灾情。当时的陕西按察使曾在奏疏里说：“若非公公（魏忠贤）及时救济，陕西之乱恐已不可收拾。”

天启七年，朱由校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登基，也就是崇祯皇帝。这位新皇帝一上台，就把除掉魏忠贤当成了首要任务。他先是削去了魏忠贤的兵权，又让言官弹劾魏忠贤的 “十大罪”，最后下令将魏忠贤发配凤阳。魏忠贤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在半路上自缢了。

崇祯除掉魏忠贤后，还觉得不够，又下令清洗阉党，前后杀了两百多人，连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也被削弱了。他以为这样就能重振朝纲，可没想到，自己亲手砸了大明王朝最重要的 “平衡秤”。

明朝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就形成了 “文官集团” 与 “宦官集团” 相互制衡的格局。文官集团代表的是江南士族的利益，他们总是想着减税、免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宦官集团是皇帝的 “家奴”，只能依附于皇权，他们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皇帝往往会利用宦官来牵制文官集团，防止文官集团权力过大，架空皇权。

朱由校虽然喜欢做木工活，可他深谙这个道理。他表面上不管朝政，让魏忠贤去打压东林党，实际上却牢牢掌控着权力。可崇祯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除掉魏忠贤，就能让文官集团 “感恩戴德”，为他效力。可事实恰恰相反，东林党在没有了阉党的制衡后，立刻露出了真面目。

东林党官员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魏忠贤制定的 “商税” 和 “矿税”。他们打着 “与民休息” 的旗号，说这些税收 “苛捐杂税，害民甚深”，可实际上，受益的都是江南的丝绸商、盐商和矿主 —— 这些人大多是东林党官员的亲戚或同乡。据《崇祯长编》记载，商税和矿税废除后，朝廷每年减少了四百多万两的收入，相当于当时辽东军费的一半。

收入少了，可开销却一点没减。辽东的战事还在继续，需要军费；各地的灾情还在蔓延，需要赈灾。怎么办？东林党官员想出了一个 “馊主意”—— 向农民加征 “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原本农民的赋税就很重，再加上这 “三饷”，更是雪上加霜。陕西的驿卒李自成，就是因为被裁了驿卒的差事，又交不起 “三饷”，才被逼得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前线的士兵更是苦不堪言。崇祯三年，辽东总兵祖大寿的部队，半年没领到军饷，士兵们只能靠挖野菜、吃树皮为生。有一次，祖大寿去视察军营，看到一个士兵饿得站都站不稳，手里还攥着一把生锈的刀，不禁感叹道：“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今饷银不至，吾等何以御敌？” 后来，这支部队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因为饥饿无力抵抗，最终全军覆没。

很多人说魏忠贤是 “奸臣”，东林党是 “忠臣”，可在历史的天平上，哪有这么简单的划分？魏忠贤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确实不是好人；可东林党官员空谈义理、维护私利，也未必是忠臣。对于大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是好人，而是谁 “有用”。

魏忠贤虽然坏，可他能搞到钱，能维持前线的军费，能缓解灾情，能制衡文官集团，这些都是当时大明最需要的。而东林党虽然打着 “正义” 的旗号，可他们除了会骂魏忠贤，什么实事都干不了 —— 既搞不到钱，又解决不了灾情，还把农民逼上了绝路。

崇祯皇帝到死都没明白这个道理。1644 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临死前，他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看着城下熊熊燃烧的大火，崇祯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被他赐死的魏忠贤，想起那个虽然贪婪却能为他搞到军饷的 “九千岁”。据说，崇祯在自杀前，曾派人去收敛魏忠贤的尸骨，重新安葬，或许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年错得有多离谱。

魏忠贤不是大明的 “救星”，他只是大明这个即将崩塌的大厦里，一根看似腐朽却还能撑住片刻的柱子。当这根柱子被抽掉后，大厦的崩塌也就成了必然。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善恶而改变走向，可魏忠贤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里，有时候，一个 “有用的坏人”，比一群 “无用的好人” 更重要。

来源：嘉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