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州一个药商家庭。家境中落，他被迫考入当时不收学费的公立广东省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后毕业。

沙飞是大陆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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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州一个药商家庭。家境中落，他被迫考入当时不收学费的公立广东省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后毕业。

毕业后，司徒传考入黄埔军校，因为年龄太小，他被分配到电台报务部门，成为军队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

五年后，因为表现优异，升为特级报务员。

“一二·八”抗战爆发， 沙飞在办公室呐喊：“日寇如此欺负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会答应，必要时我会重新穿上军装！” 不久之后，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拿它拍了岳飞墓，这是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1936年6月1日，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海成为抗日救亡的主阵地。

沙飞坐不住了，他也想要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不久后，他向电台请假，离开了汕头,来到上海。

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进入最后一天 。

中午12时半，沙飞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长久以来的偶像——鲁迅。

鲁迅认真浏览每一张作品，指点每一幅画的优缺点 。一会儿，几位记者和外国人也过来选画，记者显然认得鲁迅，很亲热地和鲁迅握手，然后大家坐下来谈话。

沙飞在一旁默默地拍摄。

鲁迅走后，沙飞立马冲回家冲洗放大底片，把它们寄给鲁迅。其中两张照片背面分别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一大早，他得到了一个噩耗：鲁迅去世了。

沙飞闻讯，直奔鲁迅的住所。到了现场，沙飞扑到床前，看见鲁迅安详地躺在床上 。 沙飞抹掉泪水，对着鲁迅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地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

在守灵、殡仪等活动中，沙飞也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发表这些照片时，他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理由是：“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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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照片的发表，让沙飞在上海迅速成名。

他被受邀去广州举办影展，其中作品 114 幅，其中关于鲁迅的照片 26 幅，鲁迅照片摆在首位。

影展结束后，沙飞仍然滞留广州。妻子带着三岁的儿子来找他，才勉强把人劝回家。

在桂林展览闭幕后第十天，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同年9月26日，平型关战斗消息传来，八路军在报纸上征集记者随军采访。 沙飞看到这条消息后很兴奋，立刻提出想要去前线拍摄。

得到同意后，他长途跋涉到了山西五台河东村，赶上了正在修整的115师部队。

沙飞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记者，最开始人们不懂摄影是怎么回事，看他拿着相机到处拍，还打闪光灯，以为他是“特务”。

后来他和战士们打成了一片，部队里才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

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了，沙飞任新闻摄影科科长。

沙飞对画报摄影、印刷的要求都很高，他常说，

老百姓文化程度低，80%以上是文盲，单靠文字宣传效果不好，照片才是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而除了摄影之外，他还身兼士兵，上前线时沙飞也背着杆枪，随时准备加入战场。

在一次狙击战中，沙飞跟着战士往前冲，拍下八路军拼刺刀的肉搏画面。一场战斗下来，棉袄上被子弹划了三个洞。

1943年12月， 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

沙飞等人驻扎在柏崖村,正准备撤离的时候 ，日军从四面包围上来。乱战中，日军抓住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爱人张立，逼她说出部队去向。

张立不从，被日本扒光衣服，用割肉、砍下胳膊、刺刀挑出肠子而死，为了使她屈服，她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则被扔进那锅烧开的水中，活活烫死。

据记载，当天被杀害的八路军和老百姓共100多名，其中包括画报社的9名同志。

沙飞背着两箱底片突围，中途甩掉了鞋， 脚掌的肉都磨烂了，双腿也被严重冻伤。他被送往八路军野战医院，医生看到伤情严重，决定给双脚截肢。

沙飞听后立刻就哭了出来：“我是摄影工作者没脚怎么工作？”

他不停哀求医生，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腿。

第二天，沙飞被转往白求恩和平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保守治疗，奇迹般的痊愈了。

柏崖惨案对沙飞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阴影，从此,他走路时会不停摆手、还经常自言自语。

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

因为在战场中的勇敢表现，聂荣臻破格提拔了沙飞，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

次年6月，白求恩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白求恩。

白求恩也是位摄影爱好者，他很欣赏沙飞的照片， 沙飞的英文不错，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白求恩的活动，既拍摄了他严肃认真工作的状态，又抓拍了白求恩富有战地生活情趣的照片。

1939年春节的蛟潭庄街头照片展，白求恩也来为其捧场。

1939年11月，白求恩因感染医治无效去世。 他在遗嘱里提到了一件事：把我的照相机给沙飞。

后来，沙飞一直用这台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拍摄，直到生命的终结。

40年,百团大战，沙飞抱着相机冲锋。聂荣臻担心他的安全，将他召回后方，在那里，沙飞正巧撞见聂荣臻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原来，这是在刚才战役中救出的日本孩子，聂荣臻正准备托老乡送还敌人。

沙飞说先等等，接着，他拍下一组照片。

大家都不知道拍这有什么用，但沙飞说，现在可能没什么用，几十年以后照片发到日本，就会起作用。

四十年后，日本媒体正是通过这组照片，找到了当年的女孩——已经44岁的美穗子。

美穗子为了感谢聂荣臻元帅的救命之恩，全家来到北京，聂帅见到她说：“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都会这样做的。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原谅，是战争后的众望所归，但唯独沙飞却始终忘不了。

多年以来，他用镜头记录了这场伟大胜利，也经历了一场对身体和心灵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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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沙飞因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这个医院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住院期间，沙飞看着这些日本人不断在自己眼前闪现，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异常。

当日本人给他透视时，他觉得对方要用射线杀死他；当日本人给他诊脉时，他觉得这是在拍摩斯密码；当日本人给他开药时，他觉得是在给他下毒。

他多次对家人说：“鲁迅先生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由日本医生来给我治病，我必死无疑。”

他还给聂帅和毛主席写信说：“和平医院里潜伏着很多特务，津泽胜（他的日籍主治医生）就是要害人的敌特。”

朋友来看望他，他和朋友说，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当这种怪异的行为开始引起军区的注意，并决定送他去北京治疗时，悲剧发生了。

1949年12月15日，医院里传出两声枪响。

接受治疗的沙飞，朝津泽胜开了枪。

沙飞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这位日本医生马上就倒地了。然后沙飞走了过去，对准医生的头部再补了致命的一枪。

关押期间，沙飞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事，还和别人不停地说：“我打死日本鬼子了。”

他写下了多份材料，指控津泽胜企图用化学药物、细菌谋害自己。

聂荣臻得知此事后， 亲自过问此事，他第一时间询问调查结果：“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因为他认为假如精神病患者杀人，沙飞还有一丝生机。

但当时条件有限，对沙飞是否有精神病并没作出医学鉴定，而且当时法律其实也并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担负法律责任”的相关条款。

考虑到国际影响， 1950年2月24日，华北军区军法处以“蓄意谋害”罪判处沙飞死刑。

随着沙飞一起离去的，还有他内衣兜中随身携带的一个小铁盒——珍藏着的鲁迅照片底片。

从此,沙飞的名字被尘封了40多年，一度成了摄影界谈之色变的忌讳。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