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叫张家沟,沟不深,人却不少,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出半天就能传遍。
1992年,我8岁。
我们村叫张家沟,沟不深,人却不少,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出半天就能传遍。
而我,张盼盼,就是那最大的一件鸡毛蒜皮。
我丑。
这不是谦虚,是村里人嘴里铁板钉钉的事实。
单眼皮,肿眼泡,鼻子像被人一拳捶平了,塌在脸中央。嘴唇又厚又宽,最要命的是皮肤,黑里透着黄,像地里放蔫了的土豆。
村里的孩子管我叫“丑八怪”,或者“黑炭头”。
他们朝我扔泥巴,学我走路的样子,在我背后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
大人们也不遑多让。
他们当着我妈的面叹气,“你家这大丫头,可惜了,长得随了谁啊?”
然后用一种看次品的眼神,从头到脚地扫视我。
我妈,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的农村女人,只能尴尬地笑,然后在我回家后,把气都撒在我身上。
“你说你咋就不知道躲着点人!你看看你那脸,跟锅底灰一样!”
她一边骂,一边用力搓我的脸,好像能把那层黑色搓掉,搓出个白白净净的女儿来。
我疼,但我不哭。
眼泪是咸的,混着泥土的腥气,只会让我更狼狈。
我爸,是个锯了嘴的葫芦,一天到晚说不了三句话。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躲闪。
他不敢为我出头,怕得罪乡里乡亲。
我们家,因为我,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
唯一的亮色,是比我小两岁的妹妹玲玲。
玲玲长得像我妈,白皮肤,大眼睛,一笑两个小酒窝,甜得像蜜。
她是全家的宝,是妈在人前唯一的骄傲。
有好吃的好穿的,第一个紧着她。她要是被人欺负了,我妈能抄着家伙冲到对方家里去。
而我,像个多余的影子,负责干最脏最累的活,吃剩下的饭菜,穿玲玲换下来的旧衣服。
我恨他们。
真的,我恨那些朝我扔泥巴的孩子,恨那些嘴碎的婆娘,也恨我妈的偏心,我爸的懦弱。
但这恨,像一粒潮湿的种子,在我心里发不了芽,只能慢慢腐烂,变成一种认命的麻木。
直到那一天,那个瞎子算命先生的出现。
他是一个外乡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褂子,背着个破旧的布包,手里拄着一根磨得油光发亮的竹竿。
他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但走起路来,竹竿点地,笃,笃,笃,比明眼人还稳。
那天下午,他就在我们村口的大槐树下摆了个摊。
一张破布,上面画着太极八卦图。
村里几个闲得慌的婆娘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
我妈那天刚好从镇上赶集回来,经过槐树下,鬼使神差地就站住了。
她盯着那瞎子,眼睛里闪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光,像是抓住救命稻草的赌徒。
“先生,给俺家看看吧?”她挤了进去,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瞎子没说话,只是把耳朵侧向她。
“看啥?”他问,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
“看……看看俺家俩闺女的命。”
我妈回头,冲着不远处的我喊:“盼盼!玲玲!快过来!”
玲玲正跟小伙伴们跳皮筋,一听我妈喊,蹦蹦跳跳地就过来了。
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地缝里。
我讨厌这种被人围观的场合。
“先生,这是俺小闺女,玲玲。”我妈把玲玲推到前面,语气里满是炫耀。
瞎子伸出干枯的手,摸了摸玲玲的头顶,又捏了捏她的手骨。
“嗯,”他点点头,“根骨清秀,命里带桃花,将来是个有福气的人,能嫁个好人家,衣食无忧。”
我妈一听,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连声说“谢谢先生,借您吉言”。
周围的婆娘们也跟着附和。
“我就说玲玲这丫头长得俊,一看就是有福的。”
“是啊是啊,将来肯定能飞出咱们这山沟沟。”
夸赞声像潮水一样,把玲玲和我妈包裹在中央。
然后,我妈想起了我。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有点不情愿地把我从后面拽了出来。
“先生,这……这是俺大闺女,盼盼,您也给看看?”
那语气,像是在递一件烫手的山芋。
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那种熟悉的、混杂着鄙夷和看热闹的目光,像针一样扎着我。
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瞎子没有立刻伸手。
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才朝我的方向伸出手。
“过来。”
我没动。
我妈在我背后狠狠推了一把,“让你过去就过去,磨蹭啥!”
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踉踉跄跄地站到瞎子面前。
他的手搭在了我的头顶。
那只手很粗糙,布满老茧,却很温暖。
然后,他开始摸我的脸。
从额头,到眉骨,再到我那塌塌的鼻梁,最后是我的嘴唇。
他的手指很慢,很仔细,像一个工匠在端详一件未成形的璞玉。
我浑身僵硬,这辈子,从没有人这样触碰过我的脸。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听到有人在窃笑。
“这有啥好看的,一脸的疙瘩。”
“就是,能摸出个啥花儿来。”
我妈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就在她快要忍不住把我拉走的时候,瞎子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此女之相,丑中藏秀,贱中含贵。”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我。
瞎子把手收了回去,转向我妈的方向,一字一句地说道:
“她现在看着不起眼,那是蒙尘的珠子,落难的凤凰。”
“将来,贵不可言。”
四个字,掷地有声。
贵。不。可。言。
整个槐树下,死一般的寂静。
连风都好像停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我,仿佛想从我这张黑黄的脸上,找出那所谓的“秀”和“贵”。
我妈也傻了,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村里有名的长舌妇,王家婶子。
“噗嗤”一声,她笑了出来。
“哎哟喂,我说瞎子先生,您这玩笑可开大了。就她?还贵不可言?我看是‘跪’吧,跪着求人要的‘跪’!”
她这么一笑,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哄堂大笑。
“哈哈哈,真是啥话都敢说。”
“这算命的,八成是想多骗几个钱。”
“可不是嘛,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
嘲笑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刺耳,因为这次,他们嘲笑的不仅是我的丑,还有一个荒诞不经的笑话。
我妈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
她觉得丢人丢到家了。
她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胡乱塞给瞎子,像是打发叫花子。
“走了走了!回家!”
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往家走,玲玲跟在后面。
我能感觉到,她抓着我的那只手,用了多大的力气,指甲都快嵌进我的肉里了。
背后,嘲笑声还在继续。
“哎,‘贵人’走咯!”
“哈哈哈,回家穿龙袍去吧!”
我没有回头。
我只是默默地跟着我妈,一步一步,走在回家的土路上。
那四个字,却像烙印一样,烫在了我的心上。
贵不可言。
回到家,我妈把我推进院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你个丧门星!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她一边骂,一边找东西,最后抄起墙角的扫帚疙瘩就要往我身上抽。
我爸从屋里出来,拦住了她。
“行了!对孩子撒什么气!是你要去算命的,怨谁?”
这是我爸第一次,为了我,跟我妈顶嘴。
我妈愣住了,随即把扫帚一扔,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生个丑闺女,走到哪儿都让人戳脊梁骨!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她哭得撕心裂肺。
玲玲吓得躲到我爸身后。
我站在院子中央,看着哭泣的母亲,沉默的父亲,和惊恐的妹妹。
我突然觉得,那个瞎子说得对。
我就是个“贱中含贵”的命。
在家里,我贱如草芥。
可他却说我“贵不可言”。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顶。
“贵不可言”四个字,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回响。
什么是“贵”?
是像村长家那样,顿顿有肉吃,能盖大瓦房吗?
还是像电视里演的那些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坐着小汽车?
我不知道。
但那四个字,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从那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村里人对我的嘲笑,多了一个新的由头。
他们不再只叫我“丑八怪”,而是阴阳怪气地喊我“贵人”。
“哟,贵人,又去割猪草啦?”
“贵人,您这身衣服该换换啦,配不上您高贵的身份啊!”
我妈对我,也变得更加复杂。
她不再因为我的长相打骂我,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有嫌恶,有怀疑,但偶尔,也会有一闪而过的、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期盼。
她会盯着我的脸,看了又看,仿佛想从上面找出“贵”的痕迹。
然后,她会失望地叹口气,走开。
而我,开始有了一个秘密。
我开始识字。
我们村里没有正经的学校,只有一个民办老师,在祠堂里教几个半大孩子认字算数。
我妈是不会花钱让我去上学的。在她看来,女孩子,尤其是丑女孩子,认字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家多干点活。
玲玲倒是去了,因为我妈指望着她将来能嫁到城里去。
我的第一本“书”,是从村东头的垃圾堆里捡来的。
那是一本残破不全的字典,被人撕掉了封面和后面一大半,只剩下从“a”到“g”的部分。
我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我的床底下,趁着晚上家人都睡着了,就着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我不懂什么拼音,就用最笨的办法,把字的形状,和我听过的词联系起来。
比如,我知道“爱”,我知道“恨”,我知道“爸爸”,“妈妈”。我就在字典里找,哪个字长得像我心里想的那个词。
过程很慢,很笨拙,但我乐此不疲。
后来,我又捡到过被撕碎的报纸,揉成一团的作业本,甚至还有半本《故事会》。
这些别人眼里的垃圾,成了我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
我从那些零碎的文字里,知道了张家沟外面,还有一个叫“北京”的地方,那里有天安门。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火车”,跑得比牛车快多了。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每一滴知识的水分。
这个秘密,让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还是那个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张盼盼。
但在我心里,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嘲笑,没有鄙夷。只有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它们安静地排列着,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力量。
当村里的孩子再朝我扔泥巴时,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是报纸上某个词语的意思。
当大人们再对我指指点点时,我心里默念的,可能是《故事会》里的某个情节。
我的身体还困在张家沟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但我的心,已经悄悄地飞了出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长到了12岁。
这四年里,我捡来的“书”越来越多,藏在我床下的那个小木箱,都快装不下了。
我也通过玲玲的课本,偷偷学完了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全部内容。
我甚至能写一些简单的句子了。
而村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外面改革开放的风,终于吹进了我们这个闭塞的山沟沟。
一些胆子大的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跟着老乡去南方的城市打工。
他们过年回来的时候,穿着时髦的喇叭裤,拎着双卡录音机,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普通话”和“鸟语”(广东话)。
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花花绿绿的票子,还有外面世界的巨大诱惑。
村里人的心思都活了。
我妈的心思也活了。
她看着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的玲玲,眼睛里全是盘算。
“玲玲,等过两年你初中毕业,妈也让你出去打工,去大城市!你长得俊,肯定能找个好工作,再嫁个城里人,以后就不用再回这穷地方了!”
她每天都在玲玲耳边念叨这些。
玲玲也很向往,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穿上城里女孩穿的花裙子。
没有人问过我想怎么样。
在他们看来,我的人生,大概就是等再过几年,随便找个山里人家嫁了,换一笔彩礼,然后继续过我妈现在这种日子。
我也没有反驳。
我知道,说也没用。
我只是更拼命地看书,写字。
那些文字,是我唯一的武器,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1996年的夏天,我们村来了一个新的民办老师。
他姓陈,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据说,他是因为响应号召,自愿来我们这种贫困山区支教的。
陈老师的到来,像一股清新的风,吹皱了祠堂里那潭沉闷的死水。
他会教我们唱新的歌,会给我们讲山外面的故事,还会从城里带来一些课外书,奖励给成绩好的学生。
我不是他的学生。
但我每天都会在祠堂外面,偷偷地听他讲课。
我会在他下课后,悄悄地溜进祠堂,看他写在黑板上的板书。
有一天,我正在抄写黑板上的生字,被他撞见了。
我吓坏了,以为他要骂我,转身就想跑。
“等一下。”
他叫住了我。
他的声音很温和。
我停下脚步,紧张地绞着衣角,不敢看他。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张盼盼。”我小声说。
“盼盼?”他笑了笑,“盼望的盼吗?好名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的名字好听。
“你喜欢认字?”他看着我手里那本用废纸订成的“本子”,上面是我抄写得歪歪扭扭的字。
我点点头。
“为什么不来上学呢?”
我沉默了。
我能怎么说?说我妈不让?说家里觉得我长得丑,读书是浪费钱?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窘迫,没有再追问。
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我。
“这本书,送给你。”
我愣愣地看着他。
那是一本真正的书,崭新的,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封面上是几个漂亮的美术字:《新华字典》。
“我看你那本太旧了。”他笑着说,“这本是全的。以后有什么不认识的字,都可以来问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接过那本字典,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我张了张嘴,想说声“谢谢”,但喉咙里像堵了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是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抱着字典,飞快地跑回了家。
从那天起,我和陈老师之间,有了一个秘密的约定。
我成了他唯一的“课外学生”。
他会给我留一些额外的作业,会把他带来的所有书都借给我看。
我从他那里,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了《平凡的世界》,读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故事。
保尔·柯察金的坚韧,孙少平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可以不认命。
原来,命运的绳索,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断的。
陈老师还教我写作文。
他让我写我的生活,写我的所见所闻,写我的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不敢写。
我的生活有什么好写的?无非就是割草、喂猪、做饭、挨骂。
“那就写这些。”他说,“最真实的东西,才最动人。”
于是,我开始写。
我写清晨的露珠怎样挂在狗尾巴草上,写灶膛里跳动的火焰怎样映红母亲的脸,写妹妹玲玲的花裙子在风中飘扬的样子,也写那些嘲笑和白眼带给我的刺痛。
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全都写在了纸上。
陈老师看了我的作文,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认真地说道:
“盼盼,你很有天赋。”
“你的文字里,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靠写字,走出这座大山?”
靠写字,走出大山?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我?可以吗?
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农村女孩,真的可以靠写字改变命运吗?
“可以的。”陈老师的眼神,无比坚定。
“你读过路遥的《人生》吗?高加林也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只要你有才华,肯努力,就一定可以。”
“你想不想参加高考?”
高考。
这个词,我只在书上和报纸上见过。
我知道,那是通往大学的独木桥。
是我们这种农村孩子,唯一能够“鲤鱼跳龙门”的机会。
但是……
“我……我连初中都没上过。”我嗫嚅道。
“没关系。”陈老师说,“知识是可以自学的。从现在开始,我来辅导你。我们先用两年的时间,学完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然后,你去参加高考。”
他的计划,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我看着他那双充满信任和鼓励的眼睛,我心里的那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疯狂地生长起来。
“我……我愿意!”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那一天,我的人生,真正找到了方向。
我不再是那个被动等待“贵不可言”的预言应验的张盼盼。
我要亲手去创造我的“贵不可言”。
接下来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辛苦,也是最充实的一段时光。
白天,我照样要干完家里所有的农活。
一到晚上,我就溜进陈老师那间简陋的宿舍,开始我的“补习”。
他把他所有的初高中课本都给了我,从语文、数学,到物理、化学,一门一门地教我。
没有电灯,我们就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学习。
夏天,蚊子嗡嗡地咬;冬天,寒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冻得手脚僵硬。
我常常学到深夜,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又被鸡叫声唤醒。
我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机器,疯狂地运转着。
我妈对我夜不归宿的行为,起了疑心。
她跟踪我,发现了我跟陈老师的事情。
那天晚上,她冲进陈老师的宿舍,不由分说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大半夜不回家,跟个男老师鬼混!我们张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她的声音尖利,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陈老师赶紧解释,说我们只是在学习。
但没人信。
在他们眼里,一个丑姑娘,一个年轻男老师,深更半夜待在一起,还能干什么好事?
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在村里传开。
说我不知廉耻,勾引老师。
说陈老师道貌岸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老师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村长找他谈话,让他注意影响。
家长们也不再让孩子来上学了。
我妈把我锁在家里,不准我再出门。
“你想读书?你想高考?你做梦!你这辈子就该死在这山沟里!”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第一次反抗了她。
我绝食。
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
我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用我唯一的、也是最卑微的方式,对抗着我的命运。
第一天,我妈还在骂我。
第二天,她开始慌了,变着法地做好吃的来劝我。
第三天,我饿得眼冒金星,嘴唇干裂,但我还是一口东西都不吃。
我爸看不下去了。
他蹲在我炕边,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第一次跟我说了很长的一段话。
“盼盼,爸对不住你。爸没本事,护不了你。”
“你想读书,是好事。爸支持你。”
“你想出去,就去吧。别像我们一样,一辈子困死在这儿。”
那天晚上,他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我隔着门板,听不清他们吵了什么。
我只知道,第二天,我妈红着眼睛,打开了我的房门。
她把一碗热腾騰的小米粥放到我面前,声音沙哑。
“吃吧。”
“你想读,就读吧。”
我赢了。
用半条命,换来了一个继续追梦的资格。
我重新回到了陈老师的课堂。
不,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课堂。
因为,祠堂里已经没有别的学生了。
陈老师为了我,顶住了所有的压力,留了下来。
村民们的白眼,村干部的施压,都没能让他离开。
“我答应过你,要送你走出大山的。”他只是这么对我说。
我无以为报。
只能更疯狂地学习。
1998年,我18岁。
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当我去镇上的考点报名时,工作人员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
一个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的农村女孩,竟然要考大学?
他大概觉得我是来捣乱的。
但我还是成功报上了名。
考试那天,是我爸用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载我去的镇上。
几十里的山路,坑坑洼洼。
他骑得很慢,很稳。
我坐在后座上,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那是一个父亲沉默如山的爱。
考场里,我看到了很多跟我一样,来自农村的考生。
他们紧张,焦虑,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渴望和不安。
我也紧张。
但我更多的是一种平静。
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
考完试,回到村里,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我依旧每天干活,依旧忍受着村民们若有若na的嘲讽。
“哟,大学生回来啦?”
“考得怎么样啊?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啊?”
我妈比我还紧张。
她每天都去村口等邮递员,等了整整一个月。
直到那一天,一封来自省城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送到了我的手上。
我考上了。
一个二本院校,英语教育专业。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我妈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
她看了又看,然后突然蹲在地上,像我当年反抗她时一样,放声大哭。
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我爸站在旁边,咧着嘴笑,眼角也湿了。
玲玲也为我高兴,她抱着我,又蹦又跳。
我们全家,沉浸在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幸福感里。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张家沟炸开了锅。
那个丑八ag怪张盼盼,竟然真的考上大学了?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看我的眼神,变了。
从鄙夷,变成了惊奇,甚至有了一丝敬畏。
他们开始叫我的大名,“盼盼”。
一些以前从不跟我家来往的亲戚,提着鸡蛋和挂面,上门来道贺。
王家婶子也来了,她拉着我妈的手,笑得比谁都亲热。
“哎呀,我就说盼盼这孩子有出息!你看,我没说错吧!这可是咱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啊!”
她好像完全忘了,当年她是怎么嘲笑那个“贵不可言”的预言的。
人性,真是个有趣的东西。
最高兴的,莫过于陈老师。
他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比我自己考上还激动。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他扶了扶眼镜,眼眶泛红。
临走前,他把他所有的积蓄,三百二十一块五毛钱,全都塞给了我。
“盼盼,去到大学,好好学习。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要勇敢地去闯。”
我给他跪下了。
这个男人,他不是我的亲人,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
去大学报到的那天,我们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那场面,比过年还热闹。
我妈给我煮了十二个红鸡蛋,让我带着路上吃。
我爸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杀了,给我熬了一锅鸡汤,装在保温壶里。
村长代表村委会,给我发了二百块钱的奖金。
我穿着我妈连夜给我做的新衣服,虽然样式老土,但那是我这辈子穿过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站在村口,看着那些熟悉的、曾经让我厌恶的面孔,他们现在都对我笑脸相迎。
我突然有点明白,那个瞎子说的“贵”是什么意思了。
它不是指你有多少钱,穿多好的衣服。
而是指,你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而这份尊重,是我靠着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彻夜不眠地学习,硬生生从他们鄙夷的目光里,挣回来的。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望去。
张家沟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再见了,我的童年。
再见了,那个自卑、敏感、充满恨意的张盼盼。
从今天起,我要去过一种全新的人生了。
大学生活,对我来说,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高大的教学楼,宽敞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操场。
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他们说著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漂亮衣服,讨论着我闻所未闻的话题。
一开始,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卑。
我那身土气的衣服,我那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还有我那张依旧丑陋的脸,都让我在这里显得格格不ru。
我不敢主动跟人说话,总是独来独往。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打工上。
我申请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在食堂帮忙洗碗。
周末,我去校外的餐馆当服务员,去发传单。
我要赚我的生活费,我还要攒钱,把欠陈老师的钱还上。
更重要的是,我想给我爸妈和玲玲,买点他们从没拥有过的东西。
我发现,在大学里,没有人会因为我的长相而嘲笑我。
大家更看重的是你的成绩,你的能力。
我拼命地学习,每个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
我的英语口语,从一开始的结结巴巴,到后来能跟外教流利地对话。
我还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继续我的写作梦想。
我把我过去的故事,写成了一篇名为《山沟里的女孩》的小说,投给了校刊。
没想到,竟然发表了。
那篇小说,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共鸣。
很多跟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同学,都说在我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第一次,因为我的文字,而不是我的成绩,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我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我不再刻意躲避人群,我开始尝试着跟同学交流,参加社团活动。
我发现,当我不再因为自己的外貌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世界也向我敞开了怀抱。
我的舍友们,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她们会教我怎么搭配衣服,会拉着我一起去逛街,会跟我分享她们的小秘密。
她们从不觉得我丑。
她们说,我虽然不漂亮,但我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对知识和未来的渴望,特别动人。
大二那年,我用我攒下的奖学金和打工赚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那是一个神奇的“铁盒子”。
我学会了上网,一个更加广阔无垠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
我在一个文学论坛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开始连载我的小说。
我写我熟悉的农村生活,写那些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他们与命运的抗争。
我的笔触是真实的,甚至有些粗糙。
但正是这份真实,打动了很多人。
我的帖子,慢慢地火了。
每天都有很多人追更,给我留言,跟我讨论情节。
他们叫我“石头姐”,因为我的笔名叫“石头缝里开出的花”。
我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读者”。
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他们只为我的故事而来。
这种感觉,奇妙又美好。
大三的时候,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通过论坛联系到了我。
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出版。
出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张盼盼,一个山沟里出来的丑小鸭,竟然要出书了?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接下来的过程,顺利得不可思议。
签合同,修改稿件,设计封面。
半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野草》正式出版了。
书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
“献给所有在泥泞中挣扎,却从未放弃仰望星空的人。”
书出版后,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它没有做什么宣传,完全靠着读者之间的口碑,一点点发酵。
各大媒体开始报道我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天才写手”。
我的故事,比我的小说更具传奇色彩。
采访接踵而至。
我第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记者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我的外貌。
他们会很委婉地问我:“你从小因为长相,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时期吧?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看着镜头,很平静地回答:
“我没有克服。我只是接受了它。”
“外貌是父母给的,我无法选择。但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选择怎么去过。”
“比起花时间去抱怨我的脸,我更愿意花时间去丰盈我的大脑。”
那段采访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有人说我励志,是当代女性的榜样。
也有人说我狂妄,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我不在乎这些评价。
我只知道,我的人生,终于牢牢地掌握在了我自己手里。
书的版税,我拿到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陈老师当年给我的三百二十一块五毛钱,还给了他。
我还给他寄去了一万块钱。
他在信里把我骂了一顿,说我这是看不起他。
钱他没要,退了回来。
信的最后,他写道:“盼盼,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
我拿着信,哭了。
我把剩下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了家。
我让我爸妈把家里的土坯房推倒,盖个大瓦房。
我还给玲玲买了很多她梦寐以求的花裙子和化妆品。
玲玲后来没有去城里打工,她高中毕业后,就嫁给了邻村一个她自己喜欢的年轻人。
她用我寄回去的钱,在镇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她对我说:“姐,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本事,也不想去外面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
我尊重她的选择。
每个人的“贵不可言”,都有不同的定义。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当老师,而是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我留在了省城,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就是读书,写作。
我陆续又出版了几本书,每一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著名青年作家”。
我有了稳定的收入,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我甚至还谈了一场恋爱。
他是我的一位读者,一个很温柔的IT工程师。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笑着说:“你比我想象中,要好看一点。”
我们在一起,很舒服。
他从不介意我的过去,他欣赏我的才华,更心疼我曾经的遭遇。
他会给我做饭,会在我写作没有灵感时带我出去散心,会在我被网络上的恶评攻击时,第一个站出来维护我。
在他身边,我终于可以做一个卸下所有盔甲的普通女孩。
2008年,我34岁。
我带着我的先生,回了一趟张家沟。
距离我离开这里,已经过去了十六年。
村里变化很大。
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房,很多人家门口还停着小汽车。
我们家的变化是最大的。
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在村里格外显眼。
那是我爸妈的骄傲。
我回去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村。
他们看着我开着小轿车回来,看着我身边那个文质彬彬的城里女婿,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畏。
王家婶子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她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
“盼盼……不,张作家,你可真是咱们村的麒麟凤凰啊!”
“当年那个瞎子先生,可真是神算啊!他说你‘贵不可言’,那时候谁信啊!现在看看,可不是嘛!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呐!”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爸妈,成了村里最体面的人。
他们挺直了腰杆,走路都带风。
我妈拉着我的手,跟我先生炫耀我小时候的“光荣事迹”,好像那个曾经让她抬不起头的丑女儿,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我爸依旧话不多,但他会默默地给我先生夹菜,脸上是满足的笑容。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村口的那棵大槐树下。
槐树更老了,枝叶却依旧繁茂。
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个下午。
一个瞎眼的算命先生,一群看热闹的村民,和一个自卑到尘埃里的丑女孩。
“此女之相,丑中藏秀,贱中含贵。将来,贵不可言。”
那句改变了我一生的预言,又在耳边响起。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那个瞎子,他到底是真的算出了我的命运,还是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吉利话,给了我一个虚无缥缥的希望?
现在想来,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相信了。
重要的是,我为了这句虚无缥缈的预言,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我没有变成世俗意义上的美女。
我的脸,依旧平凡,甚至在很多人眼里,依旧是丑的。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贵”,不在于我的容貌,不在于我拥有多少财富。
我的“贵”,在于我拥有了知识,拥有了思想,拥有了独立的人格。
在于我能用我的笔,为那些像我一样,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发声。
在于我从不认命,把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
这,才是真正的“贵不可言”。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我的脸上。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那张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脸。
我第一次,由衷地笑了。
你好,张盼盼。
你长得不漂亮。
但你活得很漂亮。
来源:情浓月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