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最后还是离开了那家医院，在我亲手递交辞呈，并且拒绝了院长三次挽留之后。很多人以为我是因为刘建国，因为那场几乎毁掉了他整个家庭的车祸，以及我那句冷硬的“无能为力”。他们说我周明宇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不配那身白大褂。

我最后还是离开了那家医院，在我亲手递交辞呈，并且拒绝了院长三次挽留之后。很多人以为我是因为刘建国，因为那场几乎毁掉了他整个家庭的车祸，以及我那句冷硬的“无能为力”。他们说我周明宇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不配那身白大褂。

这些话，我听了，也认了。因为在那间充斥着消毒水和绝望气息的办公室里，面对那个一夜白头的男人，我说出那句话时，内心的确有一丝报复的快感。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快感如同冰冷的针尖，刺破皮肤的瞬间带来短暂的战栗，随之而来的，却是更深、更漫长的空洞。

从神经外科最年轻的主任医师，到病案室里与故纸堆为伍的闲人，这条路我走了三个月。而从一个医生，变回一个纯粹的、只会计较个人恩怨的凡人，我只用了一秒钟。那一秒钟，我亲手埋葬了曾经的自己。

现在，我终于可以平静地，从头说起这一切了。

第1章 尘封的手术刀

“周医生，这是上周出院的三十份病历，麻烦您归档前再核对一遍，特别是手术记录部分，别出错了。”病案室的老主任王姐推过来一摞厚厚的文件夹，语气客气，但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公式化的怜悯。

我点点头，说了声“好的，王姐”，然后熟练地戴上防尘的白手套，开始了我一天的工作。我的办公桌被安排在最靠里的角落，紧挨着一扇终年不开的窗户，窗外是一堵灰色的墙，墙上爬满了枯萎的常春藤，像一张巨大的、干涸的血管网。

这里闻不到手术室里那种熟悉的、混合着血腥与消毒水的凛冽气息，取而代之的是纸张陈旧发霉的味道，以及灰尘在阳光下缓慢舞蹈的死寂。我的手，那双曾经在显微镜下，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手术线缝合过无数神经与血管的手，如今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这些冰冷的纸张，用红笔在签名或日期遗漏的地方画上一个圈。

三个月前，我还是这家市立医院神经外科的骄傲。三十五岁的主任医师，市里最顶尖的脑动脉瘤剥离术专家，各种荣誉和锦旗挂满了我的办公室。那时候，我的世界是明亮的，充满了挑战和成就感。每一次成功的手术，每一次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都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充满了价值。

直到那次“医疗建议”事件的发生。

起因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因为轻微的脑震荡入院观察。他的各项指标都很平稳，完全可以保守治疗后出院。但科室主任刘建国，我的顶头上司，却暗示我，建议病人做一个全面的、高规格的脑部血管造影检查，并且“适当”地在报告里描述得严重一些，以便后续进行一些“预防性”的介入治疗。

刘建"国"的意图我心知肚明，那位企业家是医院新大楼建设的重要赞助商，这是在投其所好，过度医疗，为他创造一个“高度重视”的姿态，也为科室创收。

我拒绝了。我的理由很简单，作为医生，我不能对一个基本健康的病人进行非必要的、有创的检查。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不是阿谀奉承。

那天的谈话在刘建国压抑着怒火的沉默中结束。他看着我，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碍手碍脚的愣头青。他说：“明宇，你还年轻，技术好是好事，但做人不能太理想化。水至清则无鱼，这个道理你要懂。”

我没懂，或者说，我不想懂。

一周后，院里下发了人事调动通知。理由是“优化科室人员结构，加强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我，周明宇，被从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的岗位上，平调至病案室担任副主任。

一个连手术刀都摸不到的副主任。

整个医院都炸开了锅。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是杀鸡儆猴。刘建国用我的前途，告诉了所有人，在这家医院里，技术再好，也得听话。

妻子林晓是手术室的护士长，她比我更早听到风声。那天晚上，她一回家就红了眼眶，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只是掉眼泪。我给她倒了杯水，坐在她身边，心里五味杂陈。

“晓晓，别难过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

她猛地抬头看我，声音里带着哭腔和压抑不住的激动：“没什么大不了？周明宇，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的手术资格被变相暂停了！你以后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房贷、孩子的学费，你想过吗？”

“我可以去别的医院。”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去别的医院？你以为那么容易吗？刘建国在这个系统里人脉有多广你不知道？他能让你在市立医院待不下去，就能让你在整个市里都找不到好位置！你为什么就不能服个软？不就是一份报告吗？你稍微写得委婉一点，不得罪他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这么硬？”

林晓的质问像一把把小刀，扎在我的心上。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她是个现实的女人，她看到的是柴米油盐，是未来生活的保障。而我，看到的却是我的底线和尊严。

那晚我们大吵一架，这是我们结婚十年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她哭着说我自私，不懂变通，为了那点可笑的清高毁了自己。我吼着说她不懂我，不懂一个医生最后的坚守是什么。

最后，争吵在儿子的哭声中结束。我们各自沉默，房间里的空气冷得像冰。我知道，一道裂痕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之间。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黑白色。每天准时到病案室报到，对着一堆堆散发着霉味的病历，机械地工作。曾经那些尊敬我的实习医生、小护士，在走廊里见到我，眼神都变得躲躲闪闪，匆匆打个招呼就低头走开，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会传染的瘟疫。

刘建国偶尔会来病案室“视察”工作，他会拍着我的肩膀，用一种长辈关怀晚辈的语气说：“明宇啊，在这里还习惯吧？年轻人，多沉淀沉淀是好事，对你的成长有帮助。”

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但我能看到那笑容背后隐藏的得意和嘲讽。每一次，我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里的病历砸到他那张虚伪的脸上。我只是点点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谢谢刘主任关心，挺好的。”

我的手术刀被锁在医院的储物柜里，和我所有的骄傲与理想一起，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我以为，我的职业生涯就会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消磨中，慢慢枯萎，直到彻底腐烂。

直到那天下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病案室的死寂。

第2章 无声的走廊

电话是王姐接的，她“喂”了几声，脸色就变了，眼神下意识地朝我这边瞟过来。那种眼神很复杂，有惊慌，有同情，还有一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

“好，好，我知道了。”她挂了电话，快步走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的激动却怎么也藏不住：“周医生，出大事了！急诊科那边打来的电话，说……说刘主任的儿子，出车祸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握着红笔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

王姐还在继续说着，唾沫星子都快飞到我的脸上：“听说伤得特别重，尤其是头部，颅内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急诊那边束手无策，神经外科现在是张副主任主刀，但他做这种复杂的外伤手术经验不足，手都抖了，根本不敢开颅。他们……他们点名想请你过去会诊。”

“请我？”我冷笑一声，这三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是啊！”王姐的眼睛亮得吓人，“现在全院都传遍了，说这种手术，整个医院只有你能做，也只有你有把握。刘主任都快急疯了，在手术室外面团团转，听说头发都白了一半。”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过身，继续看着我面前的病历。那上面是一个普通阑尾炎患者的记录，字迹工整，流程清晰，一个简单而完美的闭环。而此刻，在楼上的手术室里，一个年轻的生命正在走向一个未知的、可能是开放式的结局。

王姐见我没反应，有些急了：“周医生，你……你不去看看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我缓缓抬起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王姐，你看清楚了，我现在是病案室的副主任，我的工作是整理病历，不是上手术台。急诊科的请求，不符合工作流程。”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那一刻，我感觉身体里有两个我。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我，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快去救人！那是一个病人，你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因为任何个人恩怨而见死不救！

另一个我，穿着一身灰暗的便服，坐在角落里冷眼旁观。他轻蔑地笑着说：救人？你忘了他是谁的儿子吗？你忘了刘建国是怎么对你的吗？他把你从手术台上赶下来，让你在这里耗费生命，现在他儿子出事了，就想起你了？凭什么？你去了，救活了，他会感激你吗？不会，他只会觉得你周明宇还是得乖乖听他使唤。救不活，那责任就是你的，他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你身上。你去了，就是自取其辱。

这两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地撕扯，几乎要将我撕裂。

最终，那个穿着灰暗便服的我，占了上风。因为他代表着我这三个月来所承受的所有屈辱、不甘和怨恨。这些负面情绪像藤蔓一样，早已将我的心捆得密不透风。

王姐被我的话噎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只好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病案室里再次恢复了死寂，但空气中却多了一丝紧张和诡异的气氛。我知道，此刻，有无数双眼睛正通过各种方式，注视着这个小小的、被遗忘的角落。

没过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林晓打来的。她的声音急促而颤抖：“明宇，你在哪儿？刘主任儿子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那你……那你怎么还待在病案室？你快去手术室啊！他们都在等你！张伟都快急哭了，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说只有你能救那孩子！”林晓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解和焦虑。

张伟是神经外科的另一位副主任，也是我曾经带出来的徒弟，技术不错，但心理素质和经验还差得远。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睛，疲惫地说：“晓晓，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陡然拔高，“周明宇，你疯了吗？那是一条人命！你是不是还在记恨刘主任？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分清轻重缓急？你还是个医生吗？”

“我当然是个医生！”我几乎是吼了出来，积压了三个月的怒火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可谁还当我是个医生？刘建国把我调到病案室的时候，他当我是医生了吗？全院的人看我笑话的时候，他们当我是医生了吗？我现在没有手术资格，没有处方权，我就是一个管档案的！我拿什么去救人？用嘴吗？”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能听到林晓压抑的、粗重的呼吸声。我知道我的话伤了她，也刺痛了她。但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

许久，她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明宇，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别拿别人的生命赌气。就算不为了刘主任，就当是为了那个孩子，为了我们自己……你救了他，所有人都会看到你的价值，院长也会重新考虑你的岗位。这是个机会啊！”

机会？我惨然一笑。用别人的灾难，来换取自己的机会？这和当初刘建国让我做的，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累了，晓晓。就这样吧。”我挂断了电话，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我不想再听任何人的劝说。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走廊外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了的议论声，每一个声音都像在拷问我。我把头埋进臂弯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就在这时，病案室的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第33章 暴雨前夜

进来的是张伟，我曾经最得意的学生。他穿着一身绿色的手术服，上面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满头大汗，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老师！”他冲到我面前，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哽咽，“求求您，去看看吧！患者的情况非常糟糕，颅内压一直在升高，我们……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焦急万分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曾几何时，在手术台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一开口，他就能立刻镇定下来。我是他的主心骨，是他的天。

可现在，我却要亲手让他失望。

“张伟，”我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连一丝褶皱都没有的白大褂，这件白大褂，在病案室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我现在是病案室的周主任。”

“老师！”张伟的眼圈瞬间就红了，“您别这样说！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知道您心里有委屈，可是……可是现在真的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啊！那孩子才十九岁，刚刚考上大学，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十九岁。这个数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的儿子今年十岁，再过九年，他也会是十九岁。我无法想象，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的儿子，我会是怎样的绝望。

我的内心开始剧烈地动摇。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我，又开始在我脑海里呐喊。

“周明宇，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因为恨一个父亲，就放弃救他的儿子！孩子是无辜的！”

“可是，凭什么？”那个灰暗的我冷笑着反驳，“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对你公平过？你救了他，谁来救你？谁来抚平你这三个月的屈辱？”

张伟见我还在犹豫，急得“扑通”一声，竟然当着王姐的面，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老师！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只要您肯出手，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就算刘主任以后要追究，也让他冲我来！我求您救救那个孩子！”

一个七尺男儿，当众下跪，只为了一个与他非亲非故的病人。这一跪，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砸得我所有的防备和怨恨都出现了裂痕。

我慌忙去扶他，嘴里说着：“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可他却执拗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是用一双通红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希望。

我知道，我快要撑不住了。医生的本能，正在一点点吞噬我的理智。就在我即将要松口的那一刻，病案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刘建国。

他比我上次见他时憔悴了许多，头发凌乱，原本笔挺的西装也皱巴巴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只剩下无尽的焦虑和疲惫。他看到跪在地上的张伟，又看了看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祈求。

那个高高在上、一手将我打入深渊的刘主任，竟然在用眼神祈求我。

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那点动摇的火苗。所有的怨恨和不甘，在这一刻，以一种更加猛烈的方式，重新占据了我的内心。

他不是来忏悔的，他是来命令我的。他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才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一旦危机解除，他会立刻变回原来的样子，甚至会因为今天在我面前的低姿态，而对我更加忌惮和打压。

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我缓缓地抽回了准备去扶张伟的手，重新坐回我的椅子上，拿起桌上那份早已冰冷的病历，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张伟，起来吧。”我的声音冷得像冰，“你是神经外科的副主任，要有自己的担当。不要动不动就下跪，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至于手术，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医院的整体水平。没有我周明宇，手术一样可以做。”

我的话，让整个病案室的空气都凝固了。张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神从恳求变成了震惊，最后变成了深深的失望。

而站在门口的刘建国，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大概从没想过，有一天，他儿子的生死，会掌握在他最看不起、最想踩在脚下的我手里，而我，却选择了袖手旁观。

第4章 往事如刺

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墙上挂钟单调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像是在为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年轻生命倒计时。我的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三个月前，同样是在一间办公室里，与刘建国的那次对峙。那段记忆，像一根深深扎进肉里的刺，平时感觉不到，但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带来钻心的疼痛。

那天下午，我刚刚完成了一台长达八个小时的颅底肿瘤切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我脱下手术服，浑身都湿透了，累得几乎虚脱，但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愉悦。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因为我的努力，可以继续她的人生，这种成就感，是任何金钱和地位都无法比拟的。

我刚回到办公室，刘建国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让我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他的语气很严肃，我以为是讨论科室的什么要紧事，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过去了。

刘建国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红木的办公桌擦得一尘不染，墙上挂着各种他与领导的合影。他让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脸上带着我熟悉的、那种和煦却又疏离的笑容。

“明宇啊，辛苦了。刚才的手术很成功，我听说了，又为我们科室争光了。”他先是惯例性地表扬了我几句。

我谦虚了几句，等着他进入正题。

“是这样，”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下周二的手术安排，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事情不简单。下周二，我安排了一台非常重要的手术，病人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小男孩，患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就像在脑子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破裂出血，危及生命。我们已经观察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最佳的手"术"时机。

“刘主任，您指的是小杰的手术吗？那个不能再拖了，风险太大了。”我立刻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刘建国摆了摆手，示意我别激动，“不是取消，只是往后推一推，推到下下周。”

“为什么要推？”我皱起了眉头，“小杰的情况您是清楚的，多等一天就多一天的风险。”

刘建国叹了口气，露出一副“我这也是没办法”的表情。“明宇，你就是太单纯，只知道看病。有些事情，比病情本身更复杂。市里龙腾集团的李总，你认识吧？就是给我们医院捐了一栋楼的那位。他的父亲，最近查出有轻微的脑动脉瘤，虽然不大，暂时也没有破裂的风险，但李总不放心，点名要你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时间就定在下周二。”

我瞬间就明白了。龙腾集团的李总，是市里的风云人物，也是刘建国极力巴结的对象。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刘主任！李总父亲的动脉瘤，根据检查报告，直径不到3毫米，位置也不凶险，完全可以先保守观察。为了这么一个非紧急的手术，要去耽误一个随时可能没命的孩子？这不合规矩，更不合道理！”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刘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语气也变得严厉，“周明宇，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李总那边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执行。你不要忘了，你这个主任医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做人，要懂得感恩！”

“我感恩您给我平台，但这份感恩，不能以牺牲病人的生命为代价！”我站了起来，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我不同意调整手术。下周二，我必须先给那个孩子做手术。如果您觉得我没资格安排，那请您亲自去跟孩子的父母解释，告诉他们，因为要给一个大老板的父亲做一台不那么紧急的手术，所以他们的儿子可能要多在鬼门关前徘徊两个星期！”

我的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了刘建国的脸上。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我的鼻子，手都在发抖：“你……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冷冷地回答。

“好，好，好！”刘建国连说了三个“好”字，气得笑了起来，“周明宇，你真是翅膀硬了！你以为没了你，我神经外科就转不动了？我告诉你，有的是人想坐你这个位置！你给我等着！”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

我以为他只是在说气话。我天真地认为，在生命面前，在铁的医疗原则面前，他最终会妥协。我甚至觉得，我的坚持，是在维护我们科室，乃至整个医院的尊严。

我错了。

我低估了权力的傲慢，也高估了人性中的善良。

我坚持在周二那天，为那个叫小杰的男孩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男孩的父母跪在地上给我磕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而，就在我走出手术室的第二天，那份将我调往病案室的通知，就贴在了医院的公告栏上。白纸黑字，措辞冠冕堂皇，却像一张判决书，宣判了我职业生涯的死刑。

我成了整个医院的笑柄。一个不懂人情世故、自毁前程的傻子。而李总的父亲，则被刘建国亲自安排，由另一位医生做了手术，据说术后李总非常满意，又给医院捐赠了一批昂贵的医疗设备。刘建国因此在院领导面前风光无限。

没有人记得那个被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孩子，他们只记得我得罪了刘建国，落得个被发配边疆的下场。

这段回忆，就像一部慢镜头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对话，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不断地提醒我，我所遭受的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公。

而现在，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站在我的面前，用那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卑微的姿态，等待着我的审判。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忘记这些伤疤，去拯救他的儿子？我救了他，谁来还我一个公道？

想到这里，我心中最后一点动摇和不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抬起头，目光越过跪在地上的张伟，直直地看向刘建国。

第5章 办公室的对峙

“刘主任。”我开口了，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我们只是在进行一次普通的工作交流。

刘建国浑身一颤，像是被我的声音惊醒。他向前迈了一步，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焦灼，有悔意，有恳求，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他大概在想，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儿子，为什么偏偏需要我这个被他亲手废掉的人来救。

“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我明知故问，将那把无形的刀，又往他心里捅深了一寸。

我的话让跪在地上的张伟都愣住了，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这个老师了。而站在一旁的王姐，则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大气都不敢出。

刘建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紧紧地攥着拳头，指甲都快嵌进了肉里。我知道，以他的性格，让他开口求我，比杀了他还难受。这三个月来，他享受着将我踩在脚下的快感，而现在，风水轮流转，他必须亲口承认，他需要我。

“周明宇……”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厉害，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我儿子……他……他需要你。”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整个人仿佛瞬间老了十岁。曾经那个在我面前运筹帷幄、挥斥方遒的科室主任，此刻，只是一个濒临绝望的父亲。

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在看到他这副模样时，可能都会心软。

但我没有。

我只是冷漠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份无关紧要的病历。我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看着窗外那堵灰色的墙。

“刘主任，您可能搞错了。第一，根据医院的人事规定，我现在是病案室的副主任，我的工作职责是管理和核对医疗档案，我没有上手术台的资格。如果我擅自参与手术，那是严重的违规行为，您作为科室主任，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现实，将冰冷的规则一条条摆在他的面前。

“第二，”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进过手术室，没有摸过手术刀了。神经外科的手术，特别是这种复杂的颅脑外伤手术，要求医生必须保持极高的竞技状态。我的手，已经生了。我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一台性命攸关的手术。如果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手术失败，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您，也承担不起。”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灼人的视线，充满了震惊、愤怒和绝望。

“周明宇！”刘建国终于爆发了，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剧烈地颤抖着，“你……你这是在报复我！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我可以给你道歉！我可以去跟院长说，马上恢复你的职务！只要你肯救我儿子，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道歉？”我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刘主任，您言重了。您没有对不起我，您只是做了一个您认为最正确的决定。把我调到病案室，是为了‘优化科室人员结构’，是为了让我‘多沉淀沉淀’，这都是为了我好，我怎么会记恨您呢？至于恢复职务，那更不敢当。我觉得病案室的工作就挺好，清静，不用担风险。”

我的话，字字诛心。我将他当初用来羞辱我的那些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刘建国的身体开始摇晃，他用手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他的嘴唇哆嗦着，脸色惨白如纸，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看着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

“你……你……”他指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再看他，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还跪在地上的张伟。

“张伟，你是个好医生，有责任心，有同情心。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是医生，不是神。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规则和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而为。超出这个范围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也做不了。”

说完，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那份还没看完的阑尾炎病历，坐了下来，戴上白手套，仿佛刚才那场激烈的对峙，只是一场与我无关的闹剧。

我用这个动作，表明了我的最终态度。

张伟看着我，眼神里的光一点点地熄灭了，最后，他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不解。然后，他转身，扶着摇摇欲坠的刘建国，走出了病案室。

门，被轻轻地带上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王姐。王姐看着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叹了口气，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病历，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了模糊的符号。我的手在微微颤抖，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

我赢了吗？

我看着那个不可一世的男人在我面前低头，我用他赋予我的规则，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从这个角度看，我确实是赢了。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反而充满了无尽的空虚和冰冷？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天色不知何时已经阴沉了下来，乌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第6章 两个世界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是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的。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笔，眼睛盯着病历，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的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刘建国绝望的嘶吼，张伟失望的眼神，以及林晓在电话里带着哭腔的哀求。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由怨恨和骄傲筑成的坚硬外壳里，冷眼看着外面的世界因为我的决定而天翻地覆，内心却并非如表面那般平静。我像一个在冰面上行走的赌徒，每一步都走得决绝而冷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脚下的冰层正在一寸寸地开裂。

下班的时候，外面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没有带伞，就站在医院的门诊大楼下，看着雨水汇成溪流，冲刷着地面。医院里依旧人来人往，但气氛却异常凝重。我能感觉到，许多人在经过我身边时，都会投来异样的目光，然后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我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一个冷血、见死不救的医生。

我没有回家，而是鬼使神差地拨通了老张的电话。老张，张卫国，是普外科的一位老主任，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他是我刚进医院时的带教老师，为人通透，与世无争，是整个医院里为数不多的、我还能说上几句心里话的人。

电话接通后，我只说了一句：“老张，有空吗？陪我喝一杯。”

老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老地方等你。”

我们约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环境嘈杂，但很有烟火气。我到的时候，老张已经点好了几个小菜，面前放着一瓶二锅头。

我坐下来，没说话，直接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然后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张静静地看着我，也不劝，等我自己缓过来，才慢悠悠地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说：“今天这事，我听说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现在恐怕全院都知道，我周明宇是个铁石心肠的混蛋了。”

“你后悔吗？”老张没有评价我的行为，只是平静地问了这么一句。

我愣住了。后悔吗？我问自己。在说出“无能为力”的那一刻，我感到的是快意。在看到刘建国失魂落魄地离开时，我感到的是一种病态的满足。但现在，坐在这里，被孤独和自责包围时，我……

“我不知道。”我颓然地靠在椅子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只知道，如果今天我去了，救活了那孩子，刘建国会怎么想？他会觉得我周明宇还是怕他，还是得向他低头。他不会感激我，只会更提防我。如果……如果没救活，那所有的责任都会是我的。他会把丧子之痛，连同我们之前所有的恩怨，都算在我的头上。我会被他彻底毁掉。老张，你说，我有的选吗？”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急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

老张夹了一口花生米，慢慢地嚼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明宇，你想得都对。从利弊得失的角度看，你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你保全了自己，也出了口恶气。可是……”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深邃而锐利：“你忘了问自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做这个决定，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坚守你所谓的‘规则’和‘尊严’，还是……只是为了报复？”

“有区别吗？”我反问。

“有。”老张斩钉截铁地说，“区别大了。如果是前者，那你求的是内心的安宁和原则的完整，就算全世界都误解你，你也能睡个安稳觉。但如果是后者，你求的只是一时的痛快，是用别人的痛苦来填补自己的空虚。这口怨气是出了，但你的心，也跟着烂掉了。”

老张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层层包裹的伪装，露出了里面最真实、最不堪的动机。

我无言以对。

是啊，我真的是在坚守原则吗？如果今天出车祸的，是一个和刘建国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我还会用“没有手术资格”、“手生了”这些理由来拒绝吗？

答案是，不会。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

所以，我所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过是借口。我只是在报复。用一个医生的身份，用我最引以为傲的技术，进行了一场最冷酷的报复。

“我听说，医院最后还是从省里请了专家过来。”老张的声音把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手术做了七个多小时，人是保住了，但因为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脑损伤很严重，以后……最好的情况，也是个植物人。”

植物人。

这三个字，像三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胸膛。

我以为我只是拒绝了一台手术，但我实际上，是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毁掉了一个家庭的未来。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饭馆里的喧嚣，窗外的雨声，在这一刻都离我远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植物人”这三个字，在不断地回响、放大，像一声声沉重的丧钟，敲打着我的灵魂。

我看着老张，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张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宇，你是个好医生，我知道。但你也是个普通人，有喜怒哀乐，有爱恨情仇。刘建国对你，确实不公。但你用一个孩子的未来，去惩罚一个父亲的过错，这杆秤，你自己掂量掂量，平不平。”

那一晚，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只记得，当我打开家门时，迎接我的，是林晓那张布满泪痕、写满了失望和疲惫的脸。

我们站在两个世界里。我在我的仇恨里沉沦，而她，在我们的生活里挣扎。

第77章 余烬

从那天起，我和林晓之间，便隔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不再对我嘘寒问暖，我也不再跟她分享工作中的琐事——虽然我的工作，也早已没什么可分享的。

家里常常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儿子写作业的沙沙声，或是电视里传来的、与我们无关的欢声笑语。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话题，那个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我们家上空的名字——刘建国。

医院里的气氛也变得很诡异。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在最初的爆发后，渐渐平息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疏离。同事们见到我，不再是躲闪，而是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迅速离开。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有同情或鄙夷，而是一种更让人难受的东西——畏惧。

他们大概觉得，我周明宇是个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人。一个能眼睁睁看着上司的儿子变成植物人而无动于衷的医生，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我成了医院里的一个禁忌。

刘建国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听说，他请了长假，全身心地照顾他那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儿子。他一夜之间白了头，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迅速地衰老下去。曾经那个在科室里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人物，彻底消失了。

他的位置，由张伟暂时代替。张伟见到我时，神情很复杂。他不再叫我“老师”，而是客气地称呼我“周主任”。我们之间，也隔上了一层无法逾越的鸿沟。我知道，在他心里，那个曾经让他无比崇拜和敬仰的老师，已经死了。

我赢了。我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战争。刘建国倒下了，再也无法对我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我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更深的枷锁。

那场报复，像一场大火，烧掉了我的敌人，也烧掉了我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地冰冷的余烬。

每天待在病案室里，我感觉自己也像那些被归档的病历一样，生命被抽干，只剩下薄薄的一张纸，上面记录着曾经的辉煌和最终失败的结局。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刘建国儿子那张年轻的、我从未见过却又无比清晰的脸。有时候，我甚至会做噩梦，梦见自己站在手术台前，手里拿着手术刀，却怎么也下不去手，而手术台上的病人，面孔在不断地变化，时而是那个七岁的小男孩，时而是刘建国的儿子，最后，变成了我自己的儿子。

每一次，我都会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林晓就睡在我身边，她能感觉到我的挣扎，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背过身去。我知道，她也在痛苦中煎熬。她的丈夫，不再是那个让她骄傲的、救死扶伤的英雄，而变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冷酷的陌生人。

这种冷暴力，比争吵更伤人。它像一把钝刀子，在慢慢地、一刀一刀地割着我们之间残存的感情。

终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儿子拿着一道数学题来问我。那是一道很简单的应用题，我却盯着看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爸爸，你怎么了？”儿子仰着小脸，不解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清澈的、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心脏猛地一抽。我将来要怎么跟他解释他父亲所做的一切？我要怎么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经因为仇恨，放弃了一个生命？

我猛地站起身，对他说：“爸爸有点不舒服，你自己先想想。”然后，我逃也似的躲进了书房，关上了门。

我靠在门上，身体无力地滑坐到地上。无尽的自我厌恶和悔恨，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以为我是在捍卫尊严，但实际上，我只是在发泄怨恨。我以为我是在坚守原则，但实际上，我只是在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我毁掉了一个家庭，疏远了我的朋友和学生，伤害了我最爱的妻子和儿子。我用我的“胜利”，换来了一无所有。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跟林晓开口说话。

“晓晓，我们……谈谈吧。”

她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着。我知道，她哭了。

许久，她才转过身来，眼睛红肿，声音沙哑地问我：“你……后悔了吗？”

我看着她，这个陪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事业巅峰，又陪我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女人，她的脸上写满了委屈和心痛。

我点了点头，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后悔了。”

不是后悔当初不该得罪刘建国，而是后悔在那天下午，我选择了仇恨，而不是选择做一个医生。

林晓的眼泪，终于决堤。她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仿佛要把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委屈、恐惧和失望，都哭出来。

我紧紧地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打湿我的衣襟。我的眼眶也湿了。

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真正的胜利，不是打倒你的敌人，而是守住你自己的心。而我，输得一败涂地。

第8章 告别与前行

和林晓那晚的促膝长谈，像一场迟来的清创手术，将我们心中早已化脓的伤口切开，排出了积攒已久的毒液。虽然过程痛苦，但却让阳光第一次有机会照进这片腐烂之地。

我们聊了很多，从我当初的坚持，到后来的偏执，从她的恐惧，到她的失望。我第一次向她坦诚了我内心的挣扎和报复的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重的空虚与自责。她也第一次告诉我，她害怕的不是我失去工作，失去地位，而是害怕我失去那个作为医生的、善良的灵魂。

“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周主任，而是因为我第一次在手术室里看到你时，你看着病人的眼神。”她哭着说，“那眼神里有光，有悲悯。可是那天之后，我再也看不到那束光了。”

她的话，让我无地自容。

我们没有讨论谁对谁错，因为在家庭的废墟之上，追究责任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彼此的泪水中，寻找着重新开始的可能。

第二天，我向医院递交了辞职信。

院长找我谈了三次话。他很意外，大概以为刘建国倒台后，我会顺理成章地重回神经外科。他甚至许诺，不仅可以让我官复原职，还可以给我更多的资源倾斜，作为医院对我“委屈”的一种补偿。

我都拒绝了。

我对院长说：“我离开，不是因为待遇，也不是因为职位。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再穿这身白大褂了。至少，在这家医院里，我不配了。”

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荣耀，也见证了我最阴暗的时刻。每一条走廊，每一间病房，都在提醒着我那天的选择。我需要离开，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救赎。

辞职手续办得很顺利。在我离开的那天，我去了一趟病案室，和王姐告别。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说：“周医生，到哪儿都好，别委屈了自己。”

我又去了神经外科。张伟正在办公室里写病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站了起来。

“老师。”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叫出了这个久违的称呼。

我的眼眶一热。

“我来跟你道个别。”我说，“以后，科里就靠你了。”

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老师，那天的事……我不怪你。我只是……只是觉得可惜。”

可惜什么，他没说，但我都懂。可惜了一个好医生，可惜了一段师生情，可惜了那些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

“对不起。”我看着他，郑重地说道。

这句对不起，不仅是对他，也是对那个十九岁的孩子，对刘建国，更是对我自己曾经信奉的职业信仰。

张伟摇了摇头，眼圈红了。

我没有再去见其他人。我收拾好储物柜里那点可怜的私人物品，抱着一个纸箱，走出了这家我工作了十多年的医院。

外面阳光正好，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熟悉的白色大楼，心里百感交集。这里曾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也是我迷失自我的地方。

现在，我要跟它告别了。

离开医院后，我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林晓带着儿子去了一趟海边。我们看着儿子在沙滩上奔跑，听着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岸边，内心的伤痕，在阳光和海风的吹拂下，似乎也开始慢慢愈合。

后来，我接受了一家南方小城市的私立医院的邀请，去做一名普通的神经外科医生。这里的病人没有那么复杂，手术难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我却找回了久违的平静。

每一次，当我穿上手术服，拿起手术刀，站在无影灯下时，我都会想起老张的话，想起林晓的眼泪。它们像两座灯塔，时刻提醒着我，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审判人心。

我再也没有见过刘建国。听说他卖掉了市里的房子，带着他儿子去了一个专门的康复中心，从此杳无音信。我们两个人的人生，就像两条相交线，在那个惨烈的交叉点之后，便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

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最终是对是错。我只知道，生活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我为我的仇恨付出了代价，也为我的醒悟找到了新的方向。

那把曾被我亲手尘封的手术刀，如今，在新的手术室里，重新变得锋利而温暖。我知道，它不仅是在切开病人的病灶，也是在一点点地，雕刻着我被重塑的灵魂。而这一次，我希望，它雕刻出的，是一个更懂得敬畏生命，也更懂得宽恕自己的，真正的医生。

来源：不忘初心一点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