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格妮丝·赫勒（gnes Heller）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日常生活》，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释了日常生活，彰显出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日常生活转向。在赫

傅其林，邵 帅：《论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赫勒对日常生活的重释》，《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4期，第1-11页。

阿格妮丝·赫勒（gnes Heller）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日常生活》，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释了日常生活，彰显出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日常生活转向。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并非完全无意义的或异化的，而是拥有自身合理性基础的，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性领域。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同样关注日常生活，但他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剩余”和具有“简单性”的“原材料”，并对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发起批判，没有对日常生活本身进行解构。同样，作为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思想来源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也并未完全意识到日常生活本身的合理性基础，从而要么认为日常生活是全面物化的，只能诉诸艺术等非日常生活的手段来加以拯救；要么否定日常生活的意义，把日常生活描述为“沉沦着开展的、被抛地筹划着的在世”，将日常生活归于非本真性的领域，最终得出必须脱离日常生活以实现本真性的存在这一结论。而赫勒则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重释，证明了日常生活存在本身的意义。

在赫勒看来，“自在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s “in itself”），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普遍性和基础性的部分，是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因此是理解和重释日常生活的关键。为深入理解这一客观化，她将其分为“事物、习惯和语言”（things, customs and language）三个部分，分别用“对象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习惯世界”（the world of custom）和“语言”（language）来对这三个部分加以概括，通过说明其中的内涵，来辨明这种客观化对日常生活的价值，进而回答这种客观化何以成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以此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释。由此可见，“自在的”客观化也是理解日常生活，进而把握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关键，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转向的着眼点。

一、作为日常生活物质性基础的对象世界

在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对象世界是居于“自在的”客观化之首的。在她看来，对象世界主要指涉物质性领域，相较于另外两者来说，其既是整个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基础，也是最具直接性的对象化，因而是最先需要讨论的领域。首先考察满足“物质需求”的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

（一）对象世界的定义、类型和特征：可用性和双重反馈

赫勒将对象世界定义为“人化自然”。这一定义表明，对象世界不是自在的自然，而是人的对象，是进入了人的活动范围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存在的，并且对象世界作为物质的自然的人化，也是具有物质性的，表现为各种物质性的事物。在赫勒看来，这些事物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工具和产品”。工具和产品这两大类别，都与生产活动紧密相连，前者是生产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前提，后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与逻辑后承。

如果说工具和产品这两大具体内容，是根据生产活动的具体过程总结出来的，那么在此基础上，赫勒则根据对象世界与人本身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把对象世界归纳为两种资料。赫勒认为，对象世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满足我们需要的资料”，包括“使用资料”和“消费资料”，另一种是“生产资料”。赫勒从人的需要出发，将与需要的满足直接相关的对象归为另一类，即“使用资料”和“消费资料”，将与之并不直接相关的对象归为一类，即“生产资料”。这意味着对象世界并非独立于人的纯粹客观的生产性因素，而是属人的、与人密切相关的对象的集合。并且，对对象的使用也就是消费，“使用资料”即“消费资料”，所以说“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一道构成了对象世界。

虽然“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是对象世界的两种类型，但这并不否认两者所具有的共性。正是在这种共性中，对象世界才表现出在总体上所具有的特点。在赫勒看来，两者的共性表现在自身的可用性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反馈机制上。

一方面，前者意味着两种资料所能发挥的效用根源在于其本身，而实用性潜能存在于自身之内。一件物品，之所以能被用于许多种类的活动，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不同的功能，主要得益于其本身的物理性质、化学特点。然而，这些物质属性在决定其主要地被用于生产还是消费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对物品的使用无法超出物质层面的约束。无论对生产资料还是对消费资料而言，都是如此。正如赫勒所言，“利用因素”通常都在“对象的自性”之中。这种自性也即对象本身的物质属性，物质属性是对象世界的总体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基于上一特征，在其被使用之后，不仅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评价，而且还会得到物质层面的反馈。来自社会的反馈不仅存在于对象世界中，也存在于对习惯的遵循和对语言的运用中，但来自物质层面的反馈却是仅仅存在于对象世界中的。人类是无法仅凭语言就能够改变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也无法通过遵循迷信的习惯去改变自然现象，但对对象世界的运用则不同。人可以通过运用生产资料，来具体地改造自然、创造出新的产品。通过运用消费资料，人也能够实现自身肉体的再生产等等。同样，对对象的运用也接受来自社会在效率、伦理、审美等方面的判断。可以说，使用两种资料的成功与否体现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上，接受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反馈。赫勒将对象世界的这个特点称为“双重反馈”。双重反馈是对象世界的另一个总体特征，是建基于其物质属性之上的，与物质属性一道构成对象世界的两大总体特征，为辨明对象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三种区别

在此基础上，赫勒进一步区分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指出两者在意义域、规范域和人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的不同，为进一步厘清对象世界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价值提供了指南。

第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者的意义域不同。在对象世界的总体特征中可见，其可用性在于自身的物质属性，物质属性决定着一件事物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但在赫勒看来，这种决定关系并非绝对的，一件事物可以在一些环境下作为生产资料，在另一些环境下则可以成为消费资料，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用途的差异，更隐藏着意义域的差别。赫勒认为，生产资料的意义域在于社会，消费资料的意义域在于个人。

生产资料既反映了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根据不同阶级、阶层的情况表现出具体的差异，其水平高低与相应的特点展示出社会分工的状况。赫勒认为，通过利用生产资料，人们进入“社会的劳动分工”中，而对具体分工效果的判断标准就是对生产资料的成功运用。生产资料不仅是对社会状况的反映，而且其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社会分工、阶级与阶层形成并沉淀的过程，其使用价值的成功发挥就是“劳动分工”的成功，是社会有效运作的标志之一。

对消费资料的使用虽然也能够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但从历史的总体变化上看，大多数消费资料，特别是在审美以及维持肉体持存等领域，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赫勒认为，这是因为对这一资料的运用相对地独立于“社会的劳动分工”。这就表明，对多数消费资料的使用并不绝对地反映社会分工状况，无论对何种阶级、阶层，其使用方式都是一致的。即便事实上会存在属于一定阶级、阶层的消费资料，但这种差异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学习、认知来改变的。可以说，消费资料中社会性差异的消除是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发生的，这对于在社会分工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而言是难以办到的，所以说消费资料对社会分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非绝对受到劳动分工的制约而无法改变，其意义域更主要地体现在个人层面上。

而且，消费资料对个人的意义还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赫勒认为，消费资料使用价值的实现是私人的，即便这种使用方式本身是由理论规定、社会习俗或传统决定的，但其具体的使用过程是由个人完成的，且目的在于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对此，赫勒强调，“社会的规范的用法服务于私人欲望和需要”。个人不仅是消费资料使用价值实现的实际承担者，也是该价值实现的目的的提供者。而且正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消费资料所带有的社会性差异也在个人层面被抹除。由此可见，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意义域是不同的。

第二，两种资料在规范域上体现出相对的差异性，而这也是建基于意义域之上的。由于生产资料的意义域主要在社会层面，其中所蕴含的规范也就比消费资料具有更少的主观任意性。在消费资料的使用中，通常出现一物替代另一物发挥功能、达到目的的现象，这在严格的社会的使用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不多见。因此赫勒认为，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规范域（the filed of the norm），即其中的“规范原则”，要窄于其作为消费资料的规范域，表现得更加严格。但是，这种差异性是相对的。这是因为，在消费资料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情境的社会性或个人性程度起到了很大作用。消费资料的规范域虽然在个人情境中表现得较大，规则宽泛，但对消费资料的使用，越是在社会性情境中，就越是让这种规范域缩小，即越需要遵循特定的规范，以此避免“日常生活的灾难”。

第三，两者在人的实现方式上不同。实际上，在考察两者在意义域和规范域的过程中已经蕴含着这种不同。在对意义域的分别考察中，生产资料与社会分工联系更为密切，对生产资料使用的评判标准主要在于功能的充分和有效发挥，即侧重客观的实用性。消费资料则更集中地体现个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地位，强调个人需要、目的对于消费资料使用过程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抹平消费资料中的社会性差异的意义。消费资料的意义域表现出更具主观性的维度。而在对规范域的辨析中，生产资料规范域的“窄”与严格同样表现在功能性的发挥上，这种严格确保了生产资料功能的成功发挥；消费资料在功能性上较“宽”的规范即便能够变“窄”，也是为了避免日常生活的混乱，而非对其功能性的完全否定，体现出主观的、价值的维度。对此，赫勒用创造和“占有”进行了概括，点明人的实现方式在两者中的不同。

在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中，人创造了新事物、产生了新意义，人的能动性在新对象中得到体现。在赫勒看来，通过使用生产资料，所创造出来的不仅是新的对象，从历史整体上看，更是“对象和工具的新类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意义、新功能和新用途”。人在客观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将自身投射于对象中。然而，在对消费资料的使用中，并没有创造出新事物，也没有产生新的意义，所发生的只是按照相应规范使用这一资料。她认为，消费这一行为本身只是“对任何有意义的对象的占有，而在这些对象中，社会意义或含义的传递起着关键作用”。人通过“占有”消费资料，在客观层面所产生的效果只是对相应的社会规范、“意义”“含义”的接受，而非自身的外化实现。赫勒认为，人在消费上的实现，只能依靠“道德中介”，即人在使用消费资料的过程中，受“道德”的引导，选择使用的情境、对象、方式等，并在这种道德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可以说，对于生产资料而言，人在客观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对于消费资料而言，人在主观的道德占有中实现自身。这是两种资料的第三个区别。

（三）对象世界为日常生活提供物质性基础和两种尺度

在厘清对象世界的总体特征及其具体构成与相应特点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在赫勒的理论中，对象世界是何以成为日常生活之合理性基础的。

对象世界对日常生活的奠基作用突出体现在物质层面，即对象世界是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基础，是对物质需要的满足。这首先表现在对象世界作为人化自然的定义中。一方面，对象世界作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对实现目的这一需要的满足。对此，赫勒指出，“需要的满足同时是目的的实现”，“目的的实现本身就可以是一种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对象世界是物质自然的人化，是对自然的物质性的传递，所以就维持了日常生活的实存。这种价值也反映在对象世界的总体特征之中。对象世界不可取消的物质属性及其特有的双重反馈机制，意味着各种对象的使用价值在物质层面的实现是绝对的，并不因为为满足其他需要而被否定。赫勒指出，即使不使用某个对象，也不是因为它本身的物质属性无用、不能满足物质需要，而是因为某些“超越了使用对象的理由，如道德、健康等等”。得益于其物质属性和物质层面的反馈，对象世界的使用价值是绝对的，并不会因为更先进事物的出现而被否定，也不会因为从其他角度所进行的审查而被怀疑为无用，对象世界也因此成为日常生活坚实的物质性基础，满足人的需要。

对象世界的两种类型则又具体为日常生活提供真理和价值的尺度。生产资料的意义域在于社会分工或工作，其规范域在于功能性的成功发挥，人在其中的实现方式是利用该资料来创造新事物。这三个特征表明，使用生产资料要求对客观规律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运用，强调客观的有效性、实用性维度。在使用的过程中，客观规律或真理以理论的形态出现，为人提前掌握，并在实践当中被反复践行和检验，渗透于社会分工、工作中，实现于人的创造活动中，印证于生产资料功能性的成功发挥中。生产资料由此为日常生活提供真理的尺度，这是日常生活顺利运行的合理性基础。

消费资料的意义域在于个人的使用和需要的满足，其规范域在于对社会价值的遵循而非对功能性规范的严格遵守，人在其中的实现方式则是对该资料的主观的以道德为中介的占有。消费资料的这些特点说明了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使用消费资料的过程中，人的需要虽然可以在私人的情境中几乎脱离价值而得到满足，但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大多数需要都是离不开社会性情境的。因此，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化，就体现为以消费资料为对象，以需要的满足为目的，以个人为主体，对道德的占有活动。消费资料因而为日常生活提供价值的尺度，在价值观的作用下，引导日常生活合理地进行。

二、作为日常生活形式性基础的习惯世界

在赫勒的理论中，如果说对象世界主要从物质或内容方面为日常生活奠基，并提供两种尺度，那么习惯世界与自然的距离更远，表现出更纯粹的社会性，其是在形式的层面作为日常生活合理性基础的，为日常生活提供形式指引，更加突出在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

（一）习惯世界的构成与总体特征：多样性与同一性

在赫勒看来，习惯世界是由习惯本身与仪式这一习惯的外化形态共同构成的。其中，习惯本身体现出理论性的特点，强调人的行为模式、行为原则，而仪式则更具实践性，是习惯集中的外化表现与典型实践形式。赫勒将仪式称为“仪式形式”，即习惯的“具体形式”。通过仪式，习惯得以具体地外化出来，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过程，与此同时，在进行仪式的过程中，习惯得以遵守、传递、延续。

从总体上看，习惯世界表现出多样性与同一性相统一的特点。无论是习惯本身还是其外化的仪式形式，都是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因此是由社会历史共同决定的，这就使得习惯世界不仅为社会阶级、阶层情况所影响，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一种习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可能有着不同的仪式表达，同一种仪式也会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递不同的习惯，所以体现出多样性。对此，赫勒强调，习惯世界具有“阶层属性”，然而，各种习惯都表达“同样的社会利益”，发挥“同样的社会功能”。这就表明了习惯世界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也具有同一性，即功能、目的的同一性。习惯世界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是并行不悖、辩证统一的。

（二）习惯世界的四种类型及其形式性特征

在厘清习惯世界总体特征的基础上，赫勒按照“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模式，又将习惯世界从普遍性到个体性层面划分为四种具体的习惯，即基本习惯（primary customs）、特殊的习惯（particularistic customs）、有条件的习惯（conditional customs）、个人习惯（personal customs）。通过对这四种习惯的分别探讨，赫勒点明了习惯世界的形式性特征，为厘清习惯世界的定位及其价值奠定了基础。

首先，最具普遍性的是基本习惯。在赫勒看来，基本习惯是规定社会生活最主要的习惯，反映了人类最为基本的工具理性，而这种理性则是日常生活得以有序进行的形式性前提。基本习惯之所以有此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继承了习惯世界总体的同一性特点，也是对基本习惯的普遍性的证明。赫勒强调，基本习惯“规定了社会生活的最普遍的先决条件”。所以，对基本习惯的遵循不仅从功能上保障了社会活动、社会行为的顺利开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且体现出工具理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功能性基础和工具理性，在对基本习惯的遵守中，并不能体现人格与个性的差异，这种遵守只是对工具理性的实存和形式指引有效性的证明。对此，赫勒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基本习惯的总体的违背也就不会显示出人的个性，这种违背反而是“非理性”的体现——尽管这也并非绝对，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下，一个人如果违反了基本习惯，恰恰反映出这一习惯的“普遍有效性”（validity in general）以及它对这个人的有效性。这表明了遵守基本习惯的理性立场和违反基本习惯的非理性特点，并且即使是有意违反基本习惯的情况，所体现的仍然是当事人的理性立场，因为这种违背仍然是以肯定这一习惯为基础的、有明确意识和目的地进行的，其所否定的并非基本习惯本身，而是基本习惯所发生的具体场景或对象。由此可见基本习惯的普遍性及其理性特征。

其次，赫勒将特殊性的习惯分为两种，即特殊的习惯和有条件的习惯。前者围绕特定的主体展开，后者则强调客观路径或情境条件的充分非必要性。特殊的习惯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所作用的群体是特殊的，所反映的思想与利益是特殊的。可以说，特殊的习惯是对特定群体的维护，对其他群体、思想、价值观的排斥。因此，相较于基本习惯而言，特殊的习惯表现出多样性、异质性和排他性，这也是习惯世界总体的多样性特点的具体反映。关于特殊的习惯，赫勒指出，特殊的习惯具有“意识形态内容”，所以对它们的“遵守”和“遵守方式”表达了与从特定群体中获得的价值观的关系，而且，在具体层面上，特殊的习惯渗透于许多基本习惯的仪式当中。这就不仅说明了特殊的习惯的特殊性、排他性，还阐明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在具体的仪式、行为层面与基本习惯的关系，即特殊的习惯同时也是基本习惯的特殊表现，两者在实践层面密不可分。基于这一特点，赫勒指出，对此类习惯的违背并非非理性的。因为特殊的习惯首先是特定价值观的反映，所以违背某种排他主义习惯，实际上是对特定群体及其价值观的拒绝，是对这种价值观、排他主义习惯本身的有效性的否定，这也是与基本习惯不同的。在赫勒看来，正是这一点使习惯世界与另外两种“自在的”客观化明显地区分开来。单就对象世界而言，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其中的使用价值或有效性都是无法被完全否定的，因而其本身也是无法被完全否定的；特殊的习惯则会由于具体的价值观内容被否定，而使得自身被否定，这也就体现出习惯世界的独特性。

有条件的习惯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是因为对这类习惯的遵守对个人而言并不是必要条件。这就表明，对有条件的习惯的遵守，只是达成目的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即便没有遵循该习惯的形式指引，也并不意味着无法实现原有的目的。这种充分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对该习惯的态度上。在赫勒看来，许多有条件的习惯只要求人们去遵守，而并不存在违反的选项，即便没有践行这一习惯，也并不构成对习惯的违背。既然如此，对此类习惯的违背就像对特殊的习惯的违背一样，所反映的并非人的非理性，而只是对某种形式指引、充分条件、路径的拒斥。这种非必要性的特征也使这种习惯显得更加多元化、异质化，因为如果说对特殊的习惯、基本习惯的拒斥会使得原本的目的无法达成，那么对有条件的习惯的拒斥则并不会带来这一后果，所以此类习惯所受的限定也就相对更少，其表现也就更加多样，更具可替代性。对此，赫勒强调，这是各种习惯当中“最异质的一组”，并且，与特殊的习惯一样，对这类习惯的“总体的拒斥”是“理性的和理智的”。

最后是个体性的习惯，即个人习惯。个人习惯是习惯世界中最微观的一类，表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赫勒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韵律”。这种韵律之所以是私人性的，不仅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个人的人格，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历史决定的，即同一种个人习惯能够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存在于不同阶级、阶层、年龄的人身上；而且因为它无法跨越个人的界限，上升到特殊性的层面，成为一群人所共有的习惯，所以个人习惯是个人所独有的、特殊的，正如单一的个人一样，是“不可重复的个体”。因此，对个人习惯的违反也并不会在社会层面产生影响，其所表达的只是个人生活韵律、生活节奏的变化。

从赫勒对习惯世界的具体划分中可以看到，四种具体的习惯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习惯世界的丰富性及其形式性特征。习惯世界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在四种习惯中，分别表现为工具理性和功能性，特定价值观的中心主义和排他性，习惯本身的相对有效性、可替代性、私人性。

（三）习惯世界为日常生活提供形式性基础和指引

通过对习惯世界特征的把握，可以清晰地看到习惯世界对日常生活的价值。总体而言，在赫勒的视野中，习惯世界是日常生活的形式性基础，在社会与个人两个层面为日常生活提供合理性基础。对于这种形式性特点，赫勒指出，习惯能够让人理解“人类活动的复杂结构”，为“日常生活”赋予具有“美学和道德内容”的“框架和形式”，而这又使习惯日益增加。这就表明，习惯作为一个总体，是人类活动结构背后的形式指引，为人类活动提供形式参考，而通过对习惯的接受、理解，也就能为理解、反思人类活动提供路径，并且让日常生活中原本缺乏形式规训的内容得到框定，使之在“美学和道德”的框架下发展，所以说习惯世界是日常生活的形式性基础。正是这一基础性地位，让习惯世界在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对日常生活有着积极的价值。

一方面，习惯世界在社会层面丰富了日常生活，同时维护了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受阶层影响而表现出多样性，这在两种特殊性的习惯中表现得尤为具体，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思想、行为的表达。特殊的习惯和有条件的习惯，分别表现出主体的多样性和人类活动客观环境、条件的多样性，从而使日常生活得到丰富，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的“单调划一”（uniformity）之中。然而，这在丰富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酝酿着矛盾、对立和冲突。这种矛盾在特殊的习惯的排他性当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即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矛盾。不过，习惯世界自身有着对应的机制。习惯世界在功能、目的上的同一性为克服这类矛盾提供了出路，这在基本习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基本习惯中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为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提供了基本的理性原则，对日常生活进行基本的理性约束，以其功能性保障了对这种原则的践行，使习惯世界目的与功能的同一性得以具体化，从而在形式上协调各类习惯，维护日常生活的统一和正常运作。由此可见，习惯作为日常生活的形式性基础，在社会层面为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提供了形式表达，也为日常生活的有序运转提供了形式指引。

另一方面，习惯世界在个人层面则促进个人的社会化，并推动了日常生活中个性与人格的发展。前者存在于习惯的构成中。通过仪式这一习惯的外化表达，个人得以在人群集中的环境中进行活动，而这种集体性的实践活动，有助于以实际的行动推动个人的社会化，使个人融入社会群体之中，进而摆脱纯粹个人的孤立状态。后者则在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习惯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上述分析中可见，对特殊性习惯的违背本身并非对日常生活秩序的打破，而可以成为对个人态度、思想的表达。赫勒指出，在特殊的习惯中，个性与人格有了展现的空间，特别是“道德人格”，因为这些习惯可以“从多模式、多角度参与到人格结构中”。这就指出了习惯对人格、个性的建构作用。人格、个性的发展空间就在于个人对群体意识形态的“遵守”程度、对特殊的习惯的“遵守方式”，或者说习惯对“人格结构”的参与程度与方式。而在个人习惯中，人格与个性的发展则体现得更为明显，个人习惯与人格相互塑形。赫勒认为，“个人习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人格”。在她看来，虽然习惯是一种重复性的活动，但这并不等同于人的机械化，因为习惯本质上表明某项活动不再成为问题，而是一种自然的、日常生活的过程，由此融入人格的建构中。对此，赫勒强调，个人习惯对“从习惯世界中占有的习惯”的超越，是人格发展的标志。这就点明了习惯对人格、个性发展之促进作用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在个人层面，习惯促进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化，在人学习社会形式性规范的过程中，建立了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并为人格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作为日常生活符号性基础的语言中介

在“自在的”客观化中，语言不仅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而且体现出思想性，集中反映了人的思维活动。在赫勒看来，语言是一种思想现实化过程的中介，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征，而且作为日常生活的符号性基础，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主体间性价值，是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之一。

（一）语言的中介地位、构成与类型

基于语言使用的具体过程，赫勒认识到语言以具体的文字和发音为符号形式，表达思维的内容，并使概念现实化、符号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在萨丕尔（Sapir）的启发下，赫勒将语言定义为“概念化思维的中介”，强调语言的功能性地位。在厘清语言中介地位的基础上，赫勒深入剖析了语言的构成。在成分上，语言包括了以横组合（syntagma）为代表的形式、以意义（meaning）为核心的内容，而后者则又是与具体的情境（situation）密不可分的。这就表明，语言中介不仅具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构成，还将外在的情境纳入其中，用符号加以表达。情境之所以成为语言的内容，是因为情境能通过影响意义的表达，来左右语言中介作用的发挥，进而介入思维的现实化过程，成为其中的一环。情境正是借助了对语言中介作用发挥的影响而成为语言核心内容之一的。可以说，语言是由横组合、意义、情境构成的符号复合体。

对于语言这一复合体，赫勒从对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区分了语言的不同符号类型。一方面，从语言所面对的对象来看，赫勒区分了“内部言语”（internal speech）和“发声言语”（vocalized speech）。在她看来，内部言语是人对自己“说话”，既可以有声音、文字的外化表达，也可以仅仅作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表达，而发声言语则是对他人“说话”，需要将思维现实化，或把内部言语以声音、文字的形式加以表达。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赫勒区分了两大语言系统。第一语言系统是口头语言，是原始的语言系统，第二语言系统则是书写语言，书写语言不仅出现的时间较晚，而且也比口头语言更为复杂。

（二）语言的双重理论性特点与四种实践性特征

尽管语言有不同的成分和类型，但这并不妨碍对语言的理论性把握。在赫勒看来，语言是总体性的同质性中介。赫勒认为，语言的同质性（homogeneity）是语言区别于对象世界、习惯世界的独特性所在。这种同质性一方面在于语言对思维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在于语言本身。在转化思维、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思维内容、活动被语言加以整合，在语言规则中被构型，以语言的形式得以表达，并形成概念。这种由差异转化为同质的整合过程正是语言同质性的体现。而语言本身的同质性，对赫勒来说，意味着语言并非如另外两种“自在的”客观化领域有高低层次之分。这是因为，无论是内部言语还是外部言语，口头语言还是书写语言，在功能上都是同一的，并不因为具体的类型而带有不同的功能。赫勒指出，“对语言的占有”就是运用“它的全部功能”。这就表明，无论何种语言，只要为人所“占有”、内化、使用，就可以发挥出语言的全部功能。正是在对语言全部功能的占有之上，赫勒阐明了语言本身的同质性。

对于语言的总体性，赫勒从同质化的对象出发做出了阐明。赫勒认为，语言的同质化范围并不局限于理性的领域，也包括了非理性的情感、感性等领域。在她看来，语言是“日常经验的概念化中介”，而日常经验中的“日常观念”和“日常判断”，都与“感觉”和“情感伴随物”密不可分。理性与非理性的缠绕，使得对理性内容的概念化、语言表达离不开对非理性的理解，这就必然蕴涵着将非理性纳入思考当中。对此，赫勒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是可思考的，因此能够在语言中介中同质化”。这就表明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的共在，都是人类思考的对象，并能够被加以抽象、提炼，用语言的形式表达，能够进入语言的同质化过程之中。因此可以说，在理论性特点上，语言是同质性中介，且由于语言所作用的对象是具有总体性的，语言本身也就因此是总体性的。正如葛兰西所说，“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之总体”。

在赫勒从两种角度对不同语言类型的分析中，语言的四种实践特征也得到显现，这四种实践特征即内在的规范性、伦理的实践性、系统的协同性和相对的超越性。

内在的规范性体现在赫勒对内部言语的分析中。在赫勒看来，语言最能够区别于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之处，就在于内部言语。赫勒认为，在头脑中对工作和习惯的预演并不是工作和遵守习惯本身，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是离不开外化过程的，“对象化必须是事实上的”。而内部言语却没有这一外化过程，也没有在现实中的表现，不是“事实上的”。但这并不否认内部言语是语言的事实，因为即便是内部言语，也是对语言规则、符号关系、发音规律的运用，而词及其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hip）、意义、语境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赫勒强调，“内部言语是言语本身”，“遵循发声言语的规范”，并且不是“直接地”被外化的，即通常需要通过“说出”才能被外化。通过对内在言语的分析，赫勒表明了语言内在的规范性，即规范性并不是在外化了的语言中、由外在力量赋予的，而是在语言自身之内。

伦理的实践性则体现在发声言语中。与内部言语不同，发声言语是直接地外化的，与习惯世界和对象世界一样，是“事实上的”客观化领域，是人的实践活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词也是行为”。每一种发声言语都是一种具体的对象性活动，是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因而会产生实践效果。正是在这种实践性的基础上，语言展现出了伦理的内涵。尽管从理论的定义上看，内部言语和发声言语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对象不同，但从现实的实践上看，在发声言语中，“说话者”自身并非语言的接收者，而是将他者纳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交往关系的形成。赫勒认为，一种“思想”“观点”“情感”越融入“交往链”，人就越应当为其负责，“责任性”是区分发声言语与内部言语的关键。这就点明了语言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内涵。在发声言语中，所实现的不仅是语言的外化表达，更是主体间关系的建构，以及主体间伦理实践的生成。所以说发声言语表现了语言的伦理的实践性特点。

在对两大语言系统的辨析中，赫勒阐明了语言系统的协同性和相对的超越性。在赫勒看来，虽然语言被分为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两大系统，且口头语言是第一性的，但两者并不像生产和消费资料一样存在着迭代，或像习惯一样存在着新旧更替的现象。语言的两大系统是共同存在、协调运作、相互作用的。赫勒认为，口头语言是第一系统，因为口头语言是最简单明了的，并且适用范围广，而书写语言以及其他的语言符号系统，都是第二性的，是奠基于口语的。她指出，口语之所以是第一系统，是因为它“用最小能量产生符号”，既“比其他符号系统更经济”，也不依赖于“视觉范围”，而其他的语言都是第二性的，是“对声音语言的翻译”。这就点明了两大语言系统的关系，即书写语言是对口头语言的“翻译”、转化，两种语言相辅相成，并且这也透露出语言相对的超越性。语言的超越性，首先体现在口头语言对“视觉范围”这一空间限制的超越中，进而表现在书写语言对时间限制的超越中，即以物质为载体延续自身。之所以是相对的超越性，则源自语言成分中情境的作用。无论对何种语言的理解，都无法脱离这一语言产生的时间、空间背景。在赫勒看来，口头语言的情境是不言自明的，书写语言的情境则是需要专门加以说明的。以时空为基础元素的情境使语言的超越性成为相对的。

（三）语言为日常生活提供符号性基础与主体间性价值

赫勒对语言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分析，透露出语言作为“自在的”客观化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在赫勒的理论中，语言是日常生活的符号性基础，为日常生活中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价值。从语言的中介地位和同质性、总体性的特征中可以看到赫勒对语言的定位。语言将各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活动转化为符号，并在实践中现实地发挥符号功能，这是与以物质或规则为形式发挥功能的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不同的，因此对语言的定位是日常生活的符号性基础。而语言活动本身作为人类理性的到场，则包含了语言发出者与接收者两大主体，展现出交往理性的特征，所以也就在符号的基础上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主体间性价值。

第一，语言内在的规范性保障了日常交往的有效性。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由不同的成分构成，这就使作为现实的反映的思想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而主体间的日常交往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这种差异中建立联结，以实现交往的有效性。为此，就需要以同质性中介为工具，建立一定的共识。语言正是达成共识的中介性工具。赫勒指出，“日常语言”作为日常生活“同质的中介”，能够将日常生活“异质的领域”同质化。这就表明了语言在打通日常生活不同成分并使其建立联系的作用，由此为日常交往的有效性提供保障。而这种保障则主要源自语言内在的规范性。在规范性的要求下，语言必须包括横组合、意义、情境等必要成分，所以使不同主体的语言具有相似的形式结构，则能够为交往活动提供统一的语言形式基础。这不仅体现在对不同民族语言的理解、翻译中，即便是更具差异性的内部言语，也存在着转化、沟通的可能。内部言语主要局限于单一主体内部，对日常交往而言存在一定的阻碍，但内部言语同样是遵循语言规则的，这就蕴含了其向发声言语转变的潜能。并且，内部言语向发声言语的转变，也必然遵循语言规范性的引导。由此可见，语言内在的规范性，不仅在成分上，而且在过程以及潜能上都保障了日常交往的有效性，从而在不同的主体间建立了联结。

第二，语言伦理的实践性确保了日常交往的真诚性。“为了实现交往而达成共识的语境”是考察日常交往真诚性的前提。赫勒认为，在实践层面，语言的伦理内涵表现为“责任性”，这意味着主体需要在交往活动中对自身话语所产生的后果负责。这是与消费资料所提供的价值尺度不同的。在消费资料的使用活动中，人们所遵守的是在先的道德规则，侧重点在于行为之善，而在语言活动中，人需要为语言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在赫勒看来，这种强调后果的“责任性”，最直接地表现为认错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语言产生了消极的后果，那么当事人就必须对错误加以承认，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一方面因为对接收者的消极影响而取消了既有话语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对责任的承担而对说话者自身产生了反作用。因此，为避免责任性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人就需要确保日常交往的真诚性，由此可见语言伦理实践性对日常生活的意义。

第三，语言系统的协调性和相对的超越性提高了日常交往的便利性与适应性。语言的两大系统协作共生，一方面，口头语言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最经济和直接的交往工具，提高了日常交往的便利性，并使日常交往得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在扩大日常交往空间范围的同时，以最便利的形式确保了语言对各种交往条件的适应；另一方面，书写语言弥补了口头语言在时间性上的缺失，使语言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传递、延续，打破了时间对日常交往的束缚，从时间的层面，以物质的形式丰富了日常交往的呈现，使之能够应对更复杂的现实条件，提高了日常交往的适应性。对此，赫勒强调，语言“是可以自由地再生产的，有着无限的变化，并可以与每一种所谓的元交流自由地结合”。正是在两大语言系统的协调运行下，语言的超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了日常交往的便利性与适应性。

四、小 结

通过对对象世界、习惯世界、语言中介这三种“自在的”客观化的厘清，可以看到三者以其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分别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三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对日常生活顺利且丰富地开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是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第一，赫勒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为视角，剖析对象世界的构成，阐明对象世界的物质性特点，表明对象世界是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基础，为日常生活提供真理和价值的尺度，保障日常生活在现实的、物质的层面上成功且有序地开展。第二，赫勒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基于人的社会历史性，点明习惯世界的丰富性与功能的同一性，既表明习惯世界是日常生活的形式性基础，为社会有序地运行提供形式指引，为社会丰富的内涵提供形式表达，又挖掘出习惯世界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即对人的社会化和个性、人格发展的重要性，由此超越了工具理性这一出发点，显示出赫勒思想的独特性。第三，赫勒将主体性的实现和主体间性的交往相结合，不仅揭示了语言中介所具有的同质性、总体性的理论价值，表明语言是日常生活的符号性基础，而且还显示出语言中介在主体交往实践中所具有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阐释语言对日常生活的主体间性价值。

总体而言，三者作为物质性基础、形式性基础、符号性基础，为日常生活分别提供了真理与价值的两种尺度、社会与个人层面的双重价值以及主体间性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看到三者作为一个客观化整体对日常生活的共同价值。三者都组织起了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成功、有序、有效地开展，是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是赫勒对日常生活的重新阐释。

赫勒对对象世界、习惯世界和语言中介的挖掘，使日常生活不再是哲学家眼中与形而上学问题相对立的无意义的、混乱的领域，而是具有三大合理性基础的领域，重释了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得到理论性、系统性的正视，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赫勒的这一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类活动的细微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也是对日常生活的理论化理解。在具体分析中，“自在的”客观化并不是如绝对精神一般独自运作的，而是始终以人为主体的，以各种人类活动现象为基础的，赫勒的分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赫勒对三大“自在的”客观化及其价值的厘清，为把握当下日常生活的变迁提供了理论视角，在理解的基础上为应对日常生活的当代新问题提供了思路。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赫勒对日常生活三大“自在的”客观化的分析，既是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也是对其“历史发展”的理论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发展。

尽管赫勒对日常生活的理论探索具有独特的价值，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面临一些挑战。在21世纪，日常生活受到数据工具主义的多方位入侵，被“数据茧房”等方式所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对象世界、习惯世界和语言中介几乎都受到操纵，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不断遭到破坏，日常个体也被媒介技术所设定和虚假构建。并且，赫勒对对象世界、习惯世界和语言中介的分析具有强烈的现象学哲学色彩，她通过各种细微现象来论证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基础，但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代世界日常生活的新状况、新特点，缺乏现实的、宏观的社会背景维度，所以也就难以回应当代挑战，即在数据工具主义的操纵下，日常生活是否仍然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当代日常生活究竟是合乎理性的还是合乎数据的。因此，如何发展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以使其批判理论更加适应当代世界的具体境况，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