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697】人才流失、知识转移与经济增长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人才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带来了“人才流失”和“知识转移”等重要经济现象，引发了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该研究旨在探讨发明者跨国迁移如何影响国际人才配置、知识溢出以及生产率增长，特别聚焦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迁移通道。文章构建了一个新颖的两国

0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人才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带来了“人才流失”和“知识转移”等重要经济现象，引发了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该研究旨在探讨发明者跨国迁移如何影响国际人才配置、知识溢出以及生产率增长，特别聚焦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迁移通道。文章构建了一个新颖的两国异质性发明者的内生增长模型，纳入了发明者的动态迁移决策、学习行为以及迁移后的知识回流机制，通过理论建模与微观数据相结合，深入分析高技能迁移对原籍国与目的国创新与增长的双重影响。

文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创新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发明者根据自身的才能水平与目的地国家的总要素生产率、学习网络以及个人的生产率冲击，决定是否迁移或返回原籍国。迁移者在迁入国不仅提升自身的产出，还通过与原籍国合作者的持续合作，实现知识的国际回流。为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构建了一个基于欧美专利数据的微观数据库，追踪发明者的迁移路径、专利产出以及合作者网络，并识别了迁移事件前后的产出变化。实证数据显示，迁移后发明者的专利产出平均增长33%，且仍保持与原籍国合作者的联系，这种跨国协作使得原籍国合作者的产出也显著提升，平均增长16%。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校准，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增长动态。

研究结论表明，虽然欧洲存在净“人才流失”现象，但通过知识回流部分抵消了负面影响。在某些政策模拟下，例如对回流人才和外籍人才的减税措施，可在短期内提升欧洲的创新水平，但长期来看，由于人才分布的变化可能削弱国际知识溢出，反而抑制了增长。而放宽美国的高技能移民限制，则在长期中能提升欧美双方的经济增长。整体来看，该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为理解高技能移民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也为移民与创新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章构建了一个新颖的两国创新基础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包含迁移决策和内生互动，为国际知识溢出的连锁效应提供了微观基础。

2.将模型与欧洲专利局的微观数据联系起来，重点关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迁移走廊。利用关于发明者迁移流动、迁移时生产力和互动的演变以及原籍国合作者生产力变化的四个新事实，使用实证结果来校准模型的关键参数。

3.文章使用校准后的模型来量化迁移的各种影响以及迁移政策对两个经济体的影响。

理论模型

文章介绍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着重探讨了国际移民与知识溢出在配置稀缺人力资本方面的作用。

首先，模型设定了一个不存在移民的封闭经济体，并阐述了该经济环境下的增长机制。该经济体由三个部门构成：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以及技术部门。在人力资本方面，个体在出生时被外生地配置到最终产品部门担任生产工人，或进入技术部门成为发明者。发明者致力于提升中间产品的质量，其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发明者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其个人天赋，而这种天赋会通过向其他发明者学习而随时间不断提升。

进而，模型拓展至包含两个经济体（A和B）的开放环境。在这一框架下，发明者被允许跨国流动，且每位发明者会受到一种随时间随机变化的、具有国家特定性的生产率冲击。此外，发明者之间会进行知识交流，他们既向本国同行学习，也向外国及移民发明者学习，但这一过程受到交流障碍的制约。这种国内外发明者之间的互动，在本地和跨国两个层面催生了知识溢出效应。在每个时期，发明者会基于迁移成本、自身才能以及国家特定的生产率，做出是否迁移以及迁移到何地的决策。从宏观层面看，当移民流动呈现不对称性时，一国可能出现“人才流失”，即人才净流出；而另一国则可能经历“人才流入”。

最后，文章探讨了两类政策工具：一是对发明者利润征税，二是实施移民限制。作者还进一步将模型应用于欧盟与美国的情境中，作为第四部分定量分析的基础设定。该模型未考虑总体冲击，因此分析聚焦于一种基本的均衡状态，即总量变量保持恒定速率增长，而人才分布趋于稳定。

03 数据来源与实证结果

3.1

数据来源

（1）专利合作条约（PCT）：PCT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一项国际条约，它为寻求国际专利保护提供了便利。PCT数据涵盖了大约54%的所有国际专利申请。因为它既按国籍又按居住地记录发明者，因此能够准确地按国家和年份统计本国、移民和移出的发明者数量。

（2）欧洲专利局（EPO）：发明者的专利号、姓名和地址，拥有专利产权的受让人的姓名和地址，专利的技术类别，以及专利上列出的所有对先前工作的引用等数据来源。EPO数据包含4,009,660名独特发明者的记录，其中1,287,257名发明者提交了多个专利，可以被分类为移民和非移民。

注：图表展示了2001年至2010年间，美国（US）及多个欧洲国家在移民专利份额与侨民专利份额上的平均值。所涉及的国家包括比利时（BE）、德国（DE）、丹麦（DK）、西班牙（ES）、芬兰（FI）、法国（FR）、英国（GB）、意大利（IT）、荷兰（NL）和瑞典（SE）。移民专利份额的计算方法是：将每个国家每个年度由移民（在国外的国民）提交的专利总数除以该国本国国民提交的专利总数，然后将这些数据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进行平均。移民者专利份额的计算方法是：将每个国家每个年度由移民提交的专利总数除以该国本国国民提交的专利总数。

注：面板A描述了EPO数据集不同子样本中的观测数量。面板B列出了在不同子样本的 EPO数据中一系列变量的平均值。

3.2

实证结果

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移民流动情况

图Ⅱ显示：在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的创新活动对移民依赖度较高，移民发明者提交的专利数量，约占美国本地发明者专利总量的22%。其中，来自欧盟的移民贡献了全美移民专利总量的27%。相比之下，在欧盟地区，移民发明者的专利产出仅占欧盟本地发明者产出的约3%，而在这些欧盟的移民专利中，来自美国的移民仅贡献了约15%。然而，目前这一流动格局已被彻底扭转。在新的时期，美国接收的移民其专利贡献占比已骤降至本地产出的约1%；同时，全球移民专利的流向发生巨变，有高达40%的份额是由迁往欧盟的美国移民所创造。另一方面，在欧盟，移民的整体专利贡献占比上升至本地产出的7%，而其中迁往美国的欧盟移民更是占据了欧盟所有移民专利的62%。综上所述，研究发现，欧盟与美国之间人才流动出现不对称：美国表现出净移民（人才增加），而欧盟表现出净移民流失（人才流失）。

注：图A说明了移民申请的专利占美国和欧盟国民申请的专利的份额。B图说明了美国和欧盟移民在外国申请的专利占美国和欧盟国民在本国申请的专利的份额。

移民生产率的演变

探究移民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明者可能倾向于迁移至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从而创造更多创新。他们的迁移决策会受到特定国家生产率冲击的影响。为准确识别移民效应，研究采用匹配方法构建对照组，以解决移民个体生产率与整体发明者行为可能存在差异的问题。对照组由未进行国际迁移、且非移民共同发明者的本地发明者组成，他们在移民前的多项特征上与移民高度相似。具体匹配维度包括原籍国、样本起始年份、迁移时已累积的专利申请数量及其经验年限。最终，从欧盟到美国的1065名移民中精确匹配到855人，从美国到欧盟的512名移民中精确匹配到490人。图Ⅲ展示了移民（实线）和对照组（虚线）在移民年份前后每年平均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在移民之前，两组人的专利活动基本相同；但在迁移之后，移民组的专利申请量出现了明显提升。

互动网络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移民与原籍国发明者之间的持续互动，重点考察了由本地发明者与移民发明者共同构成的合作网络。研究将发明者划分为四类：欧盟本地发明者、从欧盟迁往美国的移民发明者、美国本地发明者，以及从美国迁至欧盟的移民发明者。图Ⅳ揭示了不同群体之间合作模式的显著差异，且这些差异与其原籍国密切相关。具体来看：

欧盟本地发明者的协作对象中，96%为其他欧盟本地发明者，与美国本地发明者的合作占3%，与欧盟移民发明者的合作仅占1%，而与美国移民发明者的合作比例低至0.1%。

美国本地发明者则主要与其他美国本地发明者合作（约占96%），与欧盟本地发明者的合作约为3.5%，与欧盟移民和美国移民发明者的合作分别仅占0.3%和0.2%。

欧盟移民发明者的合作对象分布较为多元：64%为欧盟本地发明者，33%为美国本地发明者，2%为其他欧盟移民发明者，1%为美国移民发明者。

美国移民发明者的合作结构类似：63%与美国本地发明者合作，32%与欧盟本地发明者合作，与其他美国移民和欧盟移民的合作比例均为2.5%。

图Ⅳ揭示了移民与本地居民互动网络存在差异，但尚未说明移民在迁移后其互动模式是否发生系统性变化，也未验证移民在迁移前是否已具备异于平均水平的跨地域合作特征。为深入探究移民互动网络的动态演变，本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归分析。列（1）结果显示，迁移后，移民与原籍国本地合作者的比例平均下降约0.13，而与目的地本地合作者的比例则上升约0.11，两项估计均在1%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上看，这分别相当于原籍国和目的地当地共同发明者平均比例的约15%下降与89%上升，变动幅度显著。列（2）与列（3）进一步分别展示欧盟与美国移民样本的回归结果，趋势与全样本一致。整体研究表明，移民在迁移后确实融入了不同的本地合作网络，但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与原籍国发明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注：本表格呈现了移民在迁移后，其原籍地（A）与目的地（B）的本地共同发明者比例相对于对照组的变化情况。其中，第（1）列为全样本估计值，第（2）列和第（3）列分别对应欧盟籍与美国籍发明者的子样本估计值。

本地发明者与移民的互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移民在迁移后表现出更高的生产力，并继续保持与原籍国发明者的合作。这表明，人才外流也可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当移民在迁移后仍与原籍国的发明者保持合作时，他们可能成为知识回流的桥梁，促进高价值知识从所在国向原籍国本地发明者的转移。迁移后，移民的共同发明者每年提交的专利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共同发明者，且这一效应在迁移后的五年内持续存在。表III第（1）列显示，在核心发明者迁移后的五年中，其共同发明者平均每年比对照组的共同发明者多提交约0.35项专利，该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第（2）列和第（3）列进一步展示了按原籍地区划分的子样本结果。无论是来自欧盟还是美国的发明者，其共同发明者的专利产出均呈现显著正向增长。具体而言，欧盟原籍发明者对应的共同发明者年均多提交约0.25项专利，而美国原籍发明者对应的共同发明者则年均多提交约0.48项专利。

注：表III显示了原籍国本地共同发明者在关联发明者移民前后的生产力变化估计系数。其中，第（1）列为全体移民共同发明者的基准回归结果；第（2）列仅包含来自欧盟的原籍共同发明者样本；第（3）列则仅包含来自美国的原籍共同发明者样本。

定量分析

4.1

量化知识转移的重要性

人才重新配置虽然消除了从欧盟到美国的人才外流，但对欧盟本地人才的平均生产力影响有限，这背后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本地人才因失去与高生产力移民互动的机会，自身生产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移民群体整体更具才华，反而拉高了欧盟人才的平均生产力水平。表Ⅵ显示，在创新方面，人才重新配置带来了不对称的影响：欧盟的创新活动因人才流入而增强，而美国则因失去移民的贡献，其创新能力相应减弱。美国作为技术前沿国家，其创新的放缓又进一步导致向欧盟的技术溢出减弱。从整体来看，两地发明者的平均生产力出现下降。这既是因为他们未能获得移民所特有的国家生产率冲击的积极影响，也是由于跨国知识互动的机会减少。最终，欧盟和美国的本地人才都因互动学习机会的减少而受到影响，导致两地的创新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均有所降低。

在模型设定中，若来自A地区的发明者具备更高技能，则他们迁往B地区的动机往往更强。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i）高技能发明者能够从迁移至全要素生产率（TFP）更高的地区中获得更大收益；（ii）通过与当地高技能人才网络的互动中获益。相应地，这两个原因也抑制了高技能人才从B地区向A地区的反向流动，因为他们离开一个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学习机会更优的环境将面临更大损失。因此，从欧盟迁移至美国的发明者，其平均技能水平在迁移前通常高于从美国迁往欧盟的发明者。图VIII印证了这一推论：在迁移前，从美国迁往欧盟的发明者年均专利申请量为0.62项，而自欧盟迁往美国的发明者则达到0.89项。就创新质量而言，美赴欧移民群体的创新集 q(z) 平均值为1.10，而欧赴美移民群体则为1.19，显示出后者在迁移前具备更高的创新潜力。研究发现，在欧盟的创新体系中，知识转移发挥着关键作用，这部分抵消了因不对称人才流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注：图A展示了在控制年份与个体固定效应后，美国与欧盟移民在迁移前的年均专利申请残差。图B则对应显示了模型中两组移民在迁移前的年均创新质量q(z)。

4.2

对欧盟的外国发明者和回国移民减税

根据模型分析，当欧盟对本地及归国移民发明者实施较低税率时，将吸引更多发明者重新选择在欧盟发展。这一人才配置的变动带来以下影响：欧盟的创新产出随之提升（图中以圆形标示），而美国的创新水平则出现下降（图中以方形标示）。图Ⅸ示结果表明，当欧盟税率处于约0.37至0.42区间时，美国仍是创新率最高的发达国家；然而若欧盟进一步降低税率，其自身的创新率与总体经济增长率反而会有所下降。在欧盟采取更具竞争力的低税率政策时，情况则发生逆转：欧盟能够成为创新表现最突出的发达经济体，实现更高的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因此，税收政策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较小幅度减税时，欧盟创新虽有所增加，美国创新相应下降，但全球总体增长率也会降低；而当欧盟推行更大幅度的减税时，由于其已具备与美国相当的经济基础（如人口规模、人才分布与创新能力），则有可能通过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取代美国成为新的技术前沿国。

注：图A展示了欧盟与美国之间处于均衡状态的移民规模：其中方形标记代表欧盟发明者的移民数量，圆形标记代表美国发明者的移民数量，虚线则表示从欧盟到美国的净移民流。图B呈现了两地相应的均衡创新与增长表现：方形与圆形分别代表欧盟和美国的总体创新水平，而空心圆则代表全球经济的总增长率。

4.3

调整美国移民限制

改变美国允许的移民数量（μ）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研究模拟了针对高技能工人的 H1B 签证政策变化。通过比较不同移民门槛下的平衡增长路径（BGP），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当美国移民门槛提高一倍时经济的动态演变过程，如图 XII 所示。随着移民门槛的提高，美国的移民数量反而下降。这是因为美国更强的创新能力提升了本地发明者的总体生产力和利润，从而增加了他们迁往欧盟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之间移民流动的变化导致在美国活跃的发明者数量增加，进而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图A描述了两大经济体创新水平及生产力差距的演变：美国创新上升，25 年内增长约 5%；而欧盟创新则下降约 5%，导致美欧之间的生产力差距扩大约 2%。图B展示了不同来源地移民群体的变化趋势。提高移民门槛使得移民占美国本地发明者的比例上升约 80%。尽管移民总数略有下降，但欧盟的净人才外流现象仍在加剧。

注：本组图显示了在美国实施移民门槛的反事实提高后的过渡动态，该阈值使每年移民发明者的流入量翻倍，并以移动平均值平滑模拟噪声。图A显示了欧盟（正方形）和美国（圆形）的总体创新以及生产力差距（虚线）。图B显示了欧盟发明者（正方形）和美国发明者（圆）的均衡迁移。

移民政策调整对产出和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图ⅩⅢ展示了政策实施后欧盟（方形）与美国（圆形）增长率的变化情况。由于美国创新水平提升，其增长率逐步向新的平衡增长路径（BGP）上升，较初始均衡高出约4%（约合0.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欧盟受政策影响，创新活动减弱，增长率在初期出现下滑。政策实施后，欧盟的增长率仍较原BGP低约2%（约0.03个百分点），导致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于美国（虚线所示）下降约2%。然而，欧盟得益于来自美国更强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增长率逐步上升，并最终收敛于美国在新BGP上的增长率水平，较初始均衡同样高出4%。总体来看，该政策使美国福利水平提升0.3%，但导致欧盟福利下降1.2%。发明者向美国迁移增强创新水平，从长期看对美欧双方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欧盟方面，由创新下滑导致短期生产力的损失，这超过了来自美国知识外溢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从而导致其整体福利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