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至1944年，桂林汇聚了众多爱国文人，他们以笔为枪，通过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独特的“桂林抗战文化”，值得一记。

文︱关品方

1938至1944年，桂林汇聚了众多爱国文人，他们以笔为枪，通过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独特的“桂林抗战文化”，值得一记。

抗战时期在桂林领导文化战线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是抗日民族统线的高手周恩来，负责实务的是李克农和夏衍。

1938 至 1941 年，李克农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他领导办事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办事处为文化界人士提供了支持和保护，协调各方力量，促成桂林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他积极与文化界进步人士交往，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和保障，促进了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1 至 1944 年，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主张，传播进步思想，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他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推动戏剧、文学等领域的创作和交流。夏衍凭借自己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团结了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为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作的戏剧（例如《一年间》），激励着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也为桂林文化界注入了新活力。

笔者留意到最近在央视一台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阵地》，内容正是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演艺方面的事迹。李晨饰演李克农，冯绍峰饰演夏衍。这方面工作的最高领导周恩来亦有不少镜头。当年的文化界人士出现在荧幕上，大部分都惟妙惟肖；田汉、巴金、郭沫若、柳亚子等角式的扮相和真人极度相似。

当年活跃在桂林的代表性人物有夏衍、巴金、欧阳予倩、田汉、黄药眠、张曙、范长江等人。

巴金7年间曾三次旅居桂林，创作了《桂林的受难》《火》第三部等作品，以散文和小说记录日军暴行，揭露战争苦难。他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文化生活丛书》，翻译屠格涅夫作品，推动抗战文学传播。代表作《桂林的受难》以细腻笔触描写轰炸场景，控诉日军罪行；《火》第三部展现知识分子投身抗战的历程。

夏衍是共产党人，当年身份保密。1938年，夏衍奉派从香港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社长，1939年1月，报纸复刊。他总共撰写了450余篇社论，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救亡日报》成为国统区重要舆论阵地，每天发行一万份，影响远及东南亚。香港是后援基地。

黄药眠是诗人。他1944年创作了长诗《桂林的撤退》，以29章1770行的诗句，刻画桂林大撤退的惨烈场景，被誉为“抗战史诗”。他在《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担任总编辑，组织战地通讯报道。

田汉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1944年，他领导“西南剧展”，组织33个戏剧团队、1000余名艺人演出，涵盖话剧、歌剧和街头剧，观众超过10万人次，成为抗战戏剧史上的里程碑。

欧阳予倩是《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推动戏剧救国思潮，积极配合田汉的工作。

张曙是音乐家。他在桂林创作《保卫国土》《洪波曲》等歌曲，1938年12月因日本军机空袭桂林，不幸遇难。他的作品激励民众抗战斗志，被誉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音乐家。

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与出版事业十分兴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期间（1939至1941年），坚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道国内外战况，成为国统区统战宣传的重要平台。报社在李克农的幕后主持下，掩护和争取了大量进步文化及民主人士。

范长江和黄药眠等主持的国新社，以桂林为中心向全国发新闻通信稿，打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传递战地真实信息，成为抗战舆论战的重要力量。

期间，桂林还吸引了胡志明、鹿地亘等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人士参与抗战活动。西南剧展期间，美国剧评家爱金生赞誉其为“有史以来仅见”的规模，推动了中国的抗战文化走向世界。

桂林抗战文人以文艺为武器，在文学、戏剧、音乐、出版等领域创造了辉煌成就，作品与活动不仅记录了民族苦难，更凝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典范。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化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文化抗战中心，通过出版、文艺等形式凝聚全民族的抗战斗志，被誉为“中国文化抗战的一个奇迹”。桂林因为地理位置远离正面战场、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蒋介石鞭长莫及，桂系军政势力相对独立，吸引了1000多名文化人士、100多个进步团体和200多家书店和出版社到来。桂林和香港之间的交通线，包括人员往来和物资供应，异常活跃。柳亚子、夏衍、茅盾等大批名家汇集于此，使其成为文化抗战的核心基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核心作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组织文化团体的活动推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总理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揭露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歼灭新四军的阴险行为；事发后封锁消息，颠倒是非。桂林风声鹤唳，俨然有1927年4月国民党四出屠杀共产党人的恐怖氛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的指挥下迅速转移关键人员去重庆、延安、香港或南洋。在桂林的公开活动偃旗息鼓，改为由地下党领导。南方局文委直辖的桂林文化工作组改以低调合法地位继续推动抗日，确保统战政策贯彻，成为文化统一战线延绵不断的基石。

回顾当年桂林在文化领域的活动，新闻出版最为关键。报刊如《救亡日报》等大量发行进步读物，供应全国3分之2精神食粮，翻印马列经典与抗战著作。文艺活动方面有戏剧（田汉、欧阳予倩的抗战话剧）、音乐、美术（徐悲鸿等的创作）蓬勃发展，民众抗战热情被广泛激发。在教育与研究方面，成立了多所教育机构和研究团体，推动抗日思想传播和民众动员。关键人物后来还包括郭沫若和艾青等，一同领导社团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总会在上海，会长是宋庆龄，桂林分会会长是郭德洁，李宗仁夫人）。桂林分会主持创作《保卫大桂林》等经典作品，将文艺活动化为斗争武器。

当年桂林与延安并称，“一南一北抗战文化中心”，构建了民族精神堡垒，支持世界反法西斯在文化战线上的努力。保家卫国、不屈不挠、团结包容的精神，打造现代文化和抗战精神的根基，强化了统一战线在文化领域的成功实践。

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年，前瞻日后，证明文化战线的深远影响历久弥新，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重要启示。话语权之争是没有硝烟的长期的斗争。笔者认为，21世纪的今天，对中华民族而言是筑成“促统一、反霸权”的阵地，在文化战线上极具现实意义。

来源：关品方香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