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古代的皇帝不一样，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是把整个时代的精华，连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一起打包塞进了又黑又深的地底下。

有些人的死，就是咽气，了结。

可古代的皇帝不一样，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是把整个时代的精华，连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一起打包塞进了又黑又深的地底下。

他们不是简单地带走金银财宝，那玩意儿对他们来说，生前就看腻了。

他们带走的，是权力本身，是文化的根，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这些东西跟着他们一起消失，背后藏着的，是他们临死前那股子谁也拗不过的劲儿，也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样子。

话说两千多年前，咸阳宫顶上站着一个人，嬴政。

天下刚刚姓了秦，他心里那股劲儿还没过去，他琢磨着，怎么才能让这份功业永远不倒。

光活着当皇帝不够，死了也得是。

这么一来，历史上最讲究的一次“搬家”就开始了。

在嬴政之前，谁说了算，看的是“大禹九鼎”。

那九个大铜疙瘩，传说是大禹收了九州的金属铸的，上面刻着各地的山山水水，谁有它，谁就是天底下名正言顺的老大。

夏、商、周，一代传一代。

可秦国的大兵踏平洛阳，把周天子最后那点家当都清空了之后，九鼎，没了。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也犯难，只能含糊地说一句“周之九鼎入于秦”。

进了秦国，然后呢？

是给嬴政找个地方藏起来了，还是嫌它太旧，直接回炉熔了？

谁也说不清，这就成了第一个大疙瘩。

嬴政这个人，心思重。

他大概觉得，老玩意儿配不上他这个新“皇帝”。

他得整个新的，独一份的。

他让丞相李斯找来那块有名的和氏璧，弄了半天，在上面刻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东西，就是后来几百年里，皇帝们抢来抢去的传国玉玺。

这玉玺不光是个印章，它就是嬴政本人意志的体现。

但这玩意儿的经历也邪乎。

说是有一回嬴政坐船过洞庭湖，风浪太大，玉玺掉湖里了。

结果八年之后，有人在路上走，莫名其妙地就有人把这玉玺还了回来。

这么一来一回，嬴政更觉得这东西跟自己的命是拴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要命的猜想：后来刘邦从秦王子婴手里接过的那个玉玺，上面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字儿不对了。

“永昌”变成了“且康”，意思差远了。

那块真正的“既寿永昌”玉玺，是不是压根就没传下来，而是被嬴政当作自己地下王国里最重要的家当，一起带进了骊山那个谁也不敢动的陵墓里？

权力这东西，光有信物还不够，还得有看得见的肌肉。

嬴政就把六国老百姓手里的刀枪剑戟全给他收上来，运到咸阳，一把火熔了，铸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

史书上说“重各千石”，搁在宫门口，跟门神似的。

这意思很明白，你们的家伙事儿都没了，就别想再闹事了。

这十二个大家伙杵在那儿，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战争结束了，天下姓秦了。

可这么震撼的东西，秦朝一完蛋，就从史书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说，是后来汉末的董卓缺钱，给熔了铸成铜钱。

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提了一句，没把话说死，不确定熔的是不是这十二个。

所以，另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就冒出来了。

这十二个代表着绝对武力的铜人，最后会不会成了秦始皇陵墓的仪仗队？

在他那个模仿着帝国江山的地下世界里，这十二个铜人就立在用水银做成的江河湖海边上，一声不吭地守着他，等他“醒”过来。

时间一晃，到了唐朝。

皇帝们的想法也变了，不再一门心思地琢磨权力和打仗，开始讲究文化和品位。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明君，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有一个软肋，那就是对“书圣”王羲之的字，简直到了着魔的地步。

王羲之那篇《兰亭序》，被后人捧为“天下第一行书”。

那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了，是中国书法艺术里的一座山峰，谁也翻不过去。

李世民对这篇东西，爱得发疯。

为了从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里弄到真迹，他甚至让监察御史萧翼假扮成落魄书生，设了个局，才把宝贝骗到手。

拿到《兰亭序》之后，李世民后半辈子几乎就没让它离开过自己身边。

他让当时最好的书法家，像褚遂良、欧阳询这些人去临摹，摹本赏给儿子、大臣，但那份独一无二的真迹，谁也别想碰。

等到他自己感觉时日无多的时候，他干了一件让后世所有读书人都捶胸顿足的事。

他把太子李治叫到跟前，说：“我想要你一样东西，你要是真孝顺，就不能不答应。

这《兰亭序》的真本，我太宝贝了，死也得带着。”

就这么一句话，这幅代表着中国书法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成了他李世民最私人的陪葬品，塞进了昭陵。

这跟秦始皇不一样，秦始皇带走的是权力的象征，李世民带走的是他个人审美的顶峰，是一种文化上的独占。

他宁愿让这件宝贝跟着自己一起烂在土里，也不想它再在世上流传。

或许，跟他一起进昭陵的，还有那把传说中欧冶子和干将打造，后来到了他爹李渊手里的龙泉宝剑。

一文一武，这才是他李世民完整的一生。

一个人痴迷一件东西，还能理解。

可一个皇帝，要是痴迷于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那事情就更大了。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公元1405年，朱棣下了道命令，让解缙、姚广孝这些人，带着几千个读书人，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编一部书，把当时全天下能找到的所有典籍，不管是什么内容，全都抄录进去。

这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典》。

这部书包罗万象，把无数已经快要失传的孤本、善本都收了进来。

它的价值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了，它等于给中华文明做了一个巨大的备份盘。

这部大典当时做了两套，一套正本，一套副本。

可是，最原始、也最珍贵的那套正本，在明朝中后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不见了。

关于它的去向，说什么的都有。

一种说法是，嘉靖年间皇宫里着了一场大火，给烧了。

但这事儿没个实锤，因为记载那场火灾的史料里，压根没提《永乐大典》这茬。

另一种说法，矛头指向了万历皇帝。

这位爷以几十年不上朝出名，有人就猜，他死后，是不是把这部象征着他祖爷爷永乐年间文化顶峰的巨著，当作压箱底的荣耀，一起搬进了自己的定陵里。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就成了帝王占有欲的又一个悲剧。

他们有能力创造出最辉煌的东西，也有权力在最后亲手把它封存起来。

后来副本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七零八落，残缺不全，更让那套正本的去向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是无数搞历史、搞考古的人心里头拔不掉的一根刺。

地宫的门还关着，当年修陵的工匠早就化成了土。

那些被他们亲手藏进去的东西，就在那片黑暗里，一声不吭地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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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冬韵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