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以后，当那位头发花白、肩抗将星的老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声又一声地喊着“恩人”时，我的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回198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多年以后，当那位头发花白、肩抗将星的老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声又一声地喊着“恩人”时，我的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回198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三十年的军旅生涯，像一部快放的电影，无数次的演训、抢险，无数张年轻又黝黑的脸庞从我眼前划过。可唯独那个下午，在王营长办公室里那一个小时的紧张对峙，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刻刀，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模糊。

那一个小时里，我以为我军旅生涯的句号，就要被一个问心无愧的善举，草草画上了。

故事，还得从我归队那天说起。

第1章 归队的土腥味和一纸命令

1981年8月，我叫陈卫东，是驻扎在豫南山区的“猛虎团”一营二连三排的排长。二十三岁的年纪，皮肤晒得像块黑炭，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紧紧裹着一身腱子肉，眼里是那个年代军人特有的，既质朴又锐利的光。

我刚休完半个月的探亲假，从老家苏北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两趟长途汽车，最后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了三十多里地，才总算望见了营区门口那棵熟悉的歪脖子老槐树。

回到宿舍，同排的副排长李铁柱，一个山东大汉，蒲扇般的大手“啪”地一声拍在我肩膀上，震得我一趔趄。

“你小子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连长都打算派我去你家‘抓人’了！”他咧着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咋样？家里都好吧？给你介绍对象没？”

我把沉重的帆布行李包往床上一扔，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然后从包里掏出两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花生糖，塞到他手里一包。“好着呢。我娘身体硬朗，就是絮叨。这糖，她亲手炒的，给你跟排里的弟兄们分分。”

李铁柱也不客气，撕开油纸就往嘴里扔了一颗，含糊不清地说：“还是嫂子……哦不，阿姨的手艺地道。哎，你这一路回来，没出啥事吧？前两天听广播，说南边发大水，好几段铁路都冲了。”

我正拧开军用水壶，准备“咕咚咕咚”灌个水饱，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不由得顿了一下。

脑海里闪过火车道旁那片湿滑泥泞的塌方地，以及那个被压在泥石下的年轻女兵苍白而坚毅的脸。

“没事，我坐的那趟车绕路了，就是晚了点。”我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不想多谈。在部队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在外发生的事，没必要搞得人尽皆知。再说，那不过是举手之劳，换了任何一个穿着这身军装的人，都会那么做。

李铁柱是个粗线条，没注意到我一闪而过的异样，他嚼着糖，继续跟我说着我离队这半个月营里的新鲜事。谁谁在比武中拿了名次，谁谁因为叠不好“豆腐块”被连长罚着在操场上抱了一下午被子，鸡毛蒜皮，却充满了军营特有的鲜活气息。

我一边听着，一边把行李收拾利索，换上作训服，感觉自己像是被拧干的海绵重新浸入水中，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了，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里。

可这份安逸没持续多久，连队文书小张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看见我，眼睛一亮：“陈排长，你可回来了！赶紧的，营长让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立刻！”

小张的语气很急，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既有好奇，又有点同情。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营长王振国，是个出了名的“黑脸神”。他参加过南疆的自卫反击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带兵极严，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平时除了训练和开会，他很少会单独找哪个排级干部。一旦被他叫去办公室“喝茶”，十有八九没好事。

“知道是啥事吗？”我压低声音问小张。

小张摇摇头，也压低了声音：“不清楚。就听营部通讯员说，今天下午军区总院那边来了个电话，直接打到营长办公室的，然后营长的脸就黑得跟锅底似的，出来就让我来找你。”

军区总院？

我心里更是一紧。我家里没人住院，我在部队里也一向循规蹈矩，怎么会跟军区总院扯上关系？

旁边的李铁柱也听出了不对劲，他凑过来，担忧地问：“卫东，你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你探亲假超了一天，是不是因为这个？”

我摇摇头。我的假条是到昨天截止，我今天上午才到，确实是超了。但我是因为火车晚点，这是客观原因，按规定写个情况说明就行，不至于让营长发这么大火。

“铁柱，小张，谢了。我这就过去。”我整了整军容，扣好最上面一颗风纪扣，深吸一口气，朝营部走去。

八月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操场上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可我却觉得后背有点发凉，脚下的步子，一步比一步沉重。我反复把自己这次探亲的来回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除了救人的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了纰漏。

难道……是救人的事捅了娄子？

可救人怎么会捅娄子呢？

我怀着满腹的疑惑和不安，走到了营部那栋二层小楼前。营长办公室的门紧紧关着，像一张不苟言笑的嘴。我站在门口，又整理了一下衣领，抬手敲响了那扇门。

“报告！”

“进来！”

屋里传来王振国营长那标志性的，洪亮又带着一丝沙哑的声音。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第2章 塌方、泥石流和一个承诺

时间倒回两天前。

我乘坐的412次列车，正以它特有的“哐当”节奏，穿行在湘、豫交界的山区。车窗外，连绵的青山被雨水洗刷得格外苍翠，但天空依旧阴沉得像是要滴下水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和老式火车特有的煤烟味。

这是我归队的第二天，按照计划，傍晚时分就能抵达驻地附近的小镇。

车厢里很拥挤，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我穿着便装，但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习惯性地坐得笔直，军绿色的帆布包就放在脚边，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和母亲塞的土特产，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军官证和一份介绍信。

突然，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响起，伴随着剧烈的晃动，整个车厢的人都像滚地葫芦一样东倒西歪。行李架上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尖叫声、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咒骂声混作一团。

我反应极快，第一时间就用双手撑住了前面的座椅靠背，稳住了身形。

火车停了。死寂一般地停在了荒山野岭之间。

车厢里的骚动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未知的恐慌。列车员和乘警很快出来安抚大家，广播里也传来了列车长的声音，说是因为前方线路塌方，列车无法前行，正在等待上级指示和救援。

我透过满是水汽的车窗向外望去。只见前方不远处的铁轨，被一大片从山上滑下来的泥石流给掩埋了，黄褐色的泥浆夹杂着断裂的树木和山石，像一条丑陋的伤疤，横亘在铁路上。

雨又开始下了起来，淅淅沥沥，敲打在车顶上，也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车厢里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食物和饮水是有限的，而前方的道路何时能通，谁也说不准。

作为一名军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保持冷静，观察情况。我看到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正在组织人手，查看线路受损情况，并试图与外界联系。但这里是山区，信号极差。

到了第二天上午，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车上的食物已经开始凭票限量供应。一些乘客的情绪开始失控，与列车员发生了争吵。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

我找到列车长，亮明了我的军官证。

“列车长同志，我是解放军猛虎团的一名排长，陈卫东。现在情况紧急，光等不是办法。我有点野外生存经验，我想下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别的出路，或者走到有信号的地方去求援。”

列车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熬了一夜，眼睛通红，看到我的证件，他像是看到了主心骨，紧紧握住我的手：“陈排长，太好了！我们正缺人手。但是外面太危险了，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

“放心，我有分寸。”

在我的建议和组织下，车上几名退伍军人和年轻力壮的党员、干部组成了一个临时突击队。我们的任务是，沿着铁路反方向走，寻找最近的村庄或道班房，报告险情。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女兵找到了我。她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梳着齐耳短发，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但眼神很坚定。

“首长好，我是通信总站的战士林岚，我也要去！”

我打量了她一下，看她的肩章，是个上等兵。一个通信兵，还是个女兵，跑到这泥地里去，能行吗？

“你的任务是待在车上，服从列车长的指挥。”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报告首长！我的专业就是通信！也许我能找到修复线路的办法，或者比你们更快地找到信号！而且，我也是一名军人！”她挺直了胸膛，毫不退缩地看着我。

我被她的眼神打动了。那是一种和我们一样的，属于军人的执着。

“好。那你跟紧了，注意安全。”

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就这样下了车，踏入了泥泞的道路。

脚下的枕木湿滑无比，两旁的斜坡上，雨水汇成一股股小溪，不断地冲刷着泥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走了大约两三公里，意外发生了。

走在最前面的林岚，为了绕过一处积水，往山坡上多走了两步。就在那时，我们头顶的山体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响，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又一股小型的泥石流就裹挟着碎石和树枝，倾泻而下！

“小心！”我大吼一声，本能地朝离我最近的一个中年乘客扑了过去，将他推向铁路内侧。

等我再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林岚被冲倒了，她的左腿被一棵倒下的松树死死地压住，半个身子都陷在泥浆里，动弹不得。泥石还在不断地从山上滑落，眼看就要将她整个吞噬。

“快！救人！”我大喊着，第一个冲了过去。

情况万分危急。那棵松树太重了，我们几个人根本抬不动。我当机立断，让两个人负责清理林岚身边的碎石，防止她被掩埋，同时观察山顶的情况，随时预警。我则从我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把平时用来加固训练设施的工兵锹。

这是我探亲回家时，顺手从连队工具室借的，本想帮我爹修修猪圈，忘了还回去，没想到现在成了救命的工具。

我用工兵锹疯狂地挖掘着压住树干的泥土，试图从下面把它掏空。泥浆又湿又黏，每一锹下去都异常费力。我的手上很快磨出了血泡，但根本感觉不到疼。

林岚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嘴唇开始发紫，但她一声没吭，只是咬着牙，用手撑着地，努力不让自己陷下去。

“坚持住！马上就好！”我冲她大喊，也不知道是给她鼓劲，还是给我自己鼓劲。

终于，在十几分钟的疯狂挖掘后，树干下方的泥土被我掏出了一个缺口。

“一起用力！一、二、三，起！”

在我们几个人的合力下，沉重的松树终于被撬动，挪开了一道缝隙。我赶紧让两个人把林岚从下面拖了出来。

我们把她抬到安全地带，我立刻检查她的伤势。她的左小腿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弯曲，显然是骨折了。裤腿已经被血染红。

我撕开自己的衬衫，用在火车上学的急救知识，找了两根结实的树枝，给她做了个简单的夹板固定。然后，我拧开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这是我出发前刚接的干净水，小心地清洗着她的伤口。

做完这一切，我已经浑身是泥，累得快要虚脱了。

林岚的意识还算清醒，她看着我，眼里噙着泪水，声音微弱地说：“谢谢你，首长……我……我叫林岚，是通信总站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部队的？”

我想了想，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透露信息。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粮票，用铅笔在背面写下了我的名字“陈卫东”和我们部队的代号，撕下来递给她。

“这个你收好。要是以后有啥困难，可以到这个部队找我。”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她一个女兵，在外面受了这么重的伤，人生地不熟，万一后续治疗有麻烦，有个部队的联系方式，总归是条路子。

她紧紧地攥住了那半张粮票。

不久之后，铁路局的救援队终于赶到。林岚因为伤势较重，被第一批用担架抬走，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临走时，她还挣扎着想对我说些什么，被我挥手制止了。

“安心养伤，其他别多想。”

看着她被抬走，我才松了口气。清点了一下人数，突击队的人都安然无恙，只是虚惊一场。因为这场意外，我们耽误了行程，等铁路初步抢通，已经是第三天凌晨。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探亲假，最终超了一天。

这些经历，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飞速闪过。而现在，我就站在这间严肃的办公室里，面对着营长王振国那张比窗外天色还要阴沉的脸。

第3章 办公室里的“对峙”

王振国的办公室陈设简单得像个军火箱。一张褪色的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掉漆的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军事地图。唯一的装饰，是桌角那个用炮弹壳做的笔筒，里面插着几支红蓝铅笔。

此刻，王振国就坐在那张大桌子后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两道浓黑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地盯着我，仿佛要在我身上钻出两个洞来。

他没让我坐，就让我这么站着。

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

我能感觉到额头的汗珠正在慢慢渗出，顺着鬓角滑下来。我不敢擦。在王营长面前，任何多余的小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心虚。

“陈卫东。”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到！”我猛地挺直了腰杆，大声回答。

“你这次探亲，假期一共十五天，对不对？”

“报告营长，是的！”

“那你应该在昨天，也就是八月十五号下午六点前归队。可你今天上午十点才到。超假十六个小时，有没有这回事？”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砸在寂静的空气里。

“报告营长，有！我是因为乘坐的412次列车在湘豫边境遇到线路塌方，被迫停车，所以耽误了行程。我有列车长开具的证明！”我一边说，一边就想从口袋里掏证明。

“手放下！”王振国低喝一声，“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不要解释！”

“是！”我的心又是一沉。看来，问题不只是超假这么简单。

他死死地盯着我，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像是在积蓄着一场风暴。然后，他突然换了个问题。

“在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他特意加重了“特殊情况”四个字。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来了，他果然知道了。

我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是该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还是该避重就轻？部队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我把这事拿出来说，会不会有邀功请赏的嫌疑？可如果我不说，营长又是从哪里知道的？他现在这个态度，明显是已经掌握了什么，我如果隐瞒，会不会被定性为“不诚实”？

在王营长手下当兵，最怕的就是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电光火石之间，我决定实话实SA说。

“报告营长，遇到了！”

王振国的眉毛挑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我会回答得这么干脆。

“说！具体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不许有任何遗漏，不许有任何夸大！”

“是！”我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将两天前在火车上、在塌方地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从火车停车，到我组织突击队，再到突遇泥石流，以及如何救助那位叫林岚的女兵。

我讲得很详细，甚至连我用的是哪把工兵锹，怎么做的简易夹板，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我知道，王营长最痛恨的就是含糊其辞。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王振国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看着我。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看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是赞同，还是反对。

这种感觉，比他直接拍桌子骂我一顿还要难受。就像一个犯人，在等待法官最后的宣判。

当我讲到我把写有部队代号的粮票撕给那个女兵时，王振国的眼角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

“你把部队代号给她了？”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是……”我心里一紧，知道这可能是个问题。部队代号属于保密信息，虽然我们这个代号不算什么高级机密，但随便泄露给外人，也是违反纪律的。

“为什么？”他追问。

“我……我当时看她伤得很重，一个小姑娘，孤身一人，怕她后续治疗或者联系家人有困难。我想着，她也是个军人，我们部队离得不算远，万一她有解决不了的麻烦，找到部队，组织上总能帮她一把。”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王振国听完，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站起身，在不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的军靴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神经上。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后背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浸湿，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他到底想干什么？因为我泄露了部队代号要处分我？还是觉得我救人的行为是多管闲事，给部队惹了麻烦？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个女兵出了什么意外，她的家人通过那张粮票找到了部队，现在是来问责的？

无数个糟糕的念头在我脑子里翻滚。

终于，王振国停下了脚步，重新坐回椅子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根，却没有点燃，只是用手指夹着，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轻敲。

“陈卫东。”

“到！”

“你觉得，你做错了没有？”他抬起眼，目光如炬。

这是一个陷阱问题。

我说我没错，可能会被认为是态度不端，不服从管教。我说我错了，那错在哪里？是救人错了？还是泄露代号错了？

我咬了咬牙，决定坚持自己的本心。

“报告营长！我认为，救人，没错！作为一名军人，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是我的天职！那位战士，她既是人民群众，也是我的战友！我没有理由见死不救！”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但异常响亮。

“至于我将部队代号留给她，是我考虑不周，违反了保密纪律。这一点，我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处分！”

说完这番话，我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第4章 黑脸营长的另一面

王振国静静地看着我，夹着烟的手指停止了敲击。

时间仿佛凝固了。

就在我以为他要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时，他那张紧绷的“黑脸”上，紧锁的眉头，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地抚平了。

他嘴角甚至微微向上牵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极其罕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笑容。

然后，他做了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把那根没点燃的烟，重新塞回了烟盒，然后站起身，亲自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水，递到了我的面前。

“喝口水，润润嗓子。”他的声音，不再像刚才那样冰冷，甚至带上了一丝暖意。

我完全懵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怎么？还要我喂你？”王振国眼睛一瞪，但眼神里却没了刚才的严厉，反而多了几分……欣赏？

“不不不，营长，我……”我受宠若惊，连忙双手接过那只搪瓷杯。杯子是温的，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充满了不真实感。

我小口地喝着水，眼睛却偷偷地瞟着王振国。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身体向后一靠，整个人的姿态都放松了下来。

“小子，刚才吓坏了吧？”他咧嘴一笑，这次笑得比刚才明显多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要扒了你这身皮？”

我没敢说话，只是尴尬地笑了笑，算是默认了。

“你以为，我把你叫来，就是为了你那超假的十六个小时，和你那张破粮票？”他哼了一声，“屁大点事！你要是真因为吃喝玩乐超了假，我今天非让你去炊事班削三个月土豆皮！但你是为了救人，这是天大的好事！”

我的心，终于从嗓子眼落回了肚子里。原来……他不是要处分我。

“那你刚才……”我还是忍不住问。

“我刚才那是诈你！”王振国拍了拍桌子，“我要看看，我手下的兵，在外面做了好事，回来是心虚，还是坦荡！是夸大其词，还是实事求是！我要听的，是你亲口说出来的，最真实的过程！”

他指了指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

“今天下午，军区总院保卫科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这里。那边说，有一个叫林岚的女兵，在转院到总院后，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她的家人务必找到一个叫陈卫东的解放军。她说，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王振国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电话里，总院那边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但是，我要听的不是他们的版本，我要听我自己的兵，亲口告诉我，他都干了些什么！”

“你小子，还算老实，说得跟人家医院记录的没什么出入。不错，没给我丢人！”

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由衷的自豪。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知情，刚才那一个小时的“审问”，不过是一场对我人品的考验。

我的眼眶，瞬间就有点发热。

王振国平时虽然严厉，不苟言笑，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护犊子，但护的是品行端正、有血性的“好犊子”。

“至于那张粮票，”他话锋一转，“你留部队代号，确实有违规之嫌。但事急从权，你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我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功是功，过是过。功，要奖！过，要批！但这次，你的功，远远大过了你的过！”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郑重。

“陈卫东，你知不知道，你救的那个女兵，是什么身份？”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只知道她是个兵，是战友，根本没想过别的。

王振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报纸，递给我。

“自己看吧。”

我接过电报纸，上面的字是铅字打印的：

“猛虎团一营王振国营长亲启：贵部排长陈卫东同志，于八月十四日，在412次列车沿线塌方事故中，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成功救助我部通信总站战士林岚同志。其高尚品德与过硬素质，展现了人民子弟兵的优良风貌。林岚同志系我军区副政委林建军同志之女。林副政委携家人，对陈卫东同志及贵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望予表彰。军区总院，八月十六日。”

林建军……副政委？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救的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女兵，竟然是军区副政委的女儿？

这个消息太过震撼，以至于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从来没想过，一次发自本能的救援，会牵扯出这么一位大人物。

“怎么？怕了？”王振国看着我呆若木鸡的样子，问道。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后怕。如果当时我有一丝犹豫，如果我没有救她，那后果……我不敢想。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压力。救了普通战士和救了首长的女儿，这在情感上是一样的，但在外界看来，意义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怕什么！”王振国一拍桌子，“你救人的时候，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不知道！”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那不就结了！在你眼里，她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战友！这就够了！管她是谁的女儿！陈卫东，你给我记住了，你救的是一个兵，不是一个官衔！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跟身份背景没有半点关系！你要是敢因为这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或者缩手缩脚了，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王振国的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

是啊，我怕什么呢？我问心无愧！

“是！营长！我明白了！”我挺直胸膛，大声回答。

王振国满意地点了点头。

“行了，这事你心里有数就行。回去吧，别跟任何人瞎咧咧，尤其是林副政委这层关系，给我烂在肚子里！部队马上会给你报请三等功。至于林副政委那边……他们可能过两天会派人过来，当面表示感谢。到时候，不卑不亢，知道吗？”

“是！”

“去吧。”

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当我再次站在营部小楼外，外面的阳光依旧刺眼，但我的心情，却像是雨过天晴。刚才的压抑和紧张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理解、被信任的温暖。

我不仅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感到自豪，更为能在王振国这样的营长手下当兵，而感到幸运。

第5章 一辆吉普车带来的波澜

我被营长叫去办公室“喝茶”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我回去的路上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二连。

等我推开宿舍门，李铁柱和几个排里的班长“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开了。

“排长，咋样了？营长没把你怎么样吧？”

“卫东，是不是因为超假的事？处分下来了没？”

“我听说，好像是军区总院来的电话，你小子不会是在外面把谁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吧？”一个平时就爱开玩笑的老兵油子挤眉弄眼地说道。

“滚蛋！”李铁柱一巴掌拍在那老兵的后脑勺上，“我们排长是那样的人吗？卫东，到底咋回事，你快说啊，急死我们了！”

看着他们一张张关切又好奇的脸，我心里暖烘烘的。这就是战友情，你好的时候他跟你插科打诨，你一出事，他比谁都紧张。

我记着王营长的嘱咐，不能瞎咧咧，尤其不能提林副政委。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捡重要的简单说了一遍，只说是在路上遇到塌方，救了一个受伤的友军单位的战士，人家单位打电话来表示感谢，营长找我核实情况。

“我就说嘛！”李铁柱一拍大腿，兴奋地嚷嚷起来，“我就知道我们排长是好样的！见义勇为啊！这得是立功的料吧？”

“行了行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我挥挥手，把他们赶开，“屁大点事，嚷嚷得全营都知道了。训练去！”

虽然我嘴上说得轻描淡写，但这件事还是在连队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大家看我的眼神里，都多了几分敬佩。在军营这个崇尚英雄的地方，任何带有荣誉色彩的行为，都会被迅速放大。

接下来的两天，生活恢复了平静。我照常带着三排出操、训练、学习。那一个小时的紧张对峙和那份内容惊人的电报，仿佛都只是一个插曲。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中。

然而，到了第三天下午，一辆挂着军区司令部牌照的212吉普车，打破了营区的宁静。

吉普车没有在营部停下，而是在一名营部干事的引导下，直接开到了我们二连的宿舍楼下。

这下，整个连队都轰动了。军区来的车，直接到连队，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正在操场上训练的、在宿舍里学习的，全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营长王振国。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表情严肃。

紧接着，从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军官。他肩上扛着两杠四星的大校军衔，身姿挺拔，面容儒雅，但眉宇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最后，从后座上被一位中年妇女搀扶下来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年轻女兵。

正是林岚。

她也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军装，左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她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看起来不错，正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又紧张地打量着周围。

我正在宿舍里研究训练计划，听到外面的动静，走到窗边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他们，还是来了。

“陈卫东！下来！”楼下传来了王营长的喊声。

我不敢怠慢，赶紧整理了一下军容，快步跑下了楼。

当我站在这几个人面前时，整个连队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李铁柱他们张着嘴，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随口一提救的那个“友军战士”，竟然会引来这么大的阵仗。

“报告首长！报告营长！二连三排排长陈卫东，前来报到！”我站得笔直，向那位大校军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位大校军官，也就是林岚的父亲，军区副政委林建军，快步上前，根本没让我把礼敬完，就用双手紧紧地托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手很有力，也很温暖。

“你就是陈卫东同志吧？不要拘束，不要叫我首长，叫我林叔叔就行。”他的声音温和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架子。

他转过头，对身边的林岚说：“岚岚，快，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林岚拄着拐，在家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她的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挣脱了母亲的搀扶，努力地想站直身体，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向我敬了一个不太标准，但却无比郑重的军礼。

“陈排长，谢谢你！”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清晰地传遍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

我连忙回礼，心里五味杂陈。

周围的战友们都看呆了。他们终于明白，我口中的“屁大点事”，到底是一件多大的事。

林建军副政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好孩子，好样的！我听岚岚说了，要不是你，她这条腿，甚至这条命，可能就都交代在山沟里了。你救的，不只是一个兵，你救的是我们这个家啊！”

他身边的林岚母亲，一位看起来很温婉的阿姨，也跟着抹起了眼泪，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被一位军区首长这么握着手感谢，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脸也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一个劲地重复：“首长，阿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真的，应该做的……”

王振国营长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他那张万年不变的“黑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为自己的兵感到骄傲。

这感人的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了二连所有官兵的心里。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佩。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攀上了高枝的幸运儿，而是一个用实际行动为“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增添了光彩的英雄。

第6章 一壶水和一辈子的情

林副政委一家并没有在连队多做停留。他们知道部队有纪律，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给我和部队带来太多的影响。

在连队的会议室里，他们和我，还有王营长，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

林副政委详细地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父母的身体，有没有兄弟姐妹，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他的关心很真诚，就像一个普通的长辈在关心晚辈，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我一一作了回答，说家里一切都好，父母都是农民，身体硬朗，组织上对我们军属也很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林副政委点点头，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要塞给我。

“卫东同志，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不多，你拿着，给家里父母买点营养品，也给自己添置点东西。你为了救岚岚，自己的衣服都撕了，身上肯定也受了不少伤吧。”

我一看那信封的厚度，就知道里面钱肯定不少。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那信封里的钱，怕是比我一年的津贴还要多。

我吓得连连摆手，把手背在身后，说什么也不肯要。

“首长，这不行！绝对不行！我救人不是为了钱！我是一名军人，救战友是我的本分，我要是收了您的钱，那我成什么了？这不光是打我的脸，也是打我们猛虎团的脸，打解放军的脸！”我急得脸都红了。

王营长也在一旁帮腔：“是啊，林副政委，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卫东不能收，我们部队也不能让他收。这是纪律！”

林建军看着我坚决的样子，愣了一下，随即欣慰地笑了。他把信封收了回去，感慨地对王营长说：“王营长，你们猛虎团带出来的好兵啊！有原则，有骨气！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他又转头对我说：“好，卫东，钱，你不收，我尊重你。但是，我们一家的这份感激之情，你一定要收下。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亲人。有什么困难，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跟林叔叔说。”

林岚的母亲也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些苹果和罐头。

“孩子，钱你不要，这些吃的你总得收下吧。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你别嫌弃。”她把网兜硬塞到我怀里。

这次，我没有再拒绝。我知道，如果再拒绝，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谢谢阿姨。”我抱着网兜，感觉沉甸甸的。

临走前，林岚拄着拐，在母亲的搀扶下，再次走到我面前。

她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我低头一看，竟然是我那个已经磕得坑坑洼洼的旧军用水壶。

“陈排长，你的水壶。那天……我喝了你最后一口水。谢谢你。”她低着头，声音很轻，脸颊微微泛红。

我这才想起来，那天情况紧急，我把水壶留给了照顾她的列车员，后来就忘了这回事。没想到，她竟然一直帮我留着，还特意带了过来。

我接过水壶，感觉上面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一个水壶而已，不值什么。”我笑了笑。

“不，”她抬起头，眼神清澈而认真，“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在我最渴、最绝望的时候，是这壶水，给了我希望。”

那一刻，我看着她年轻而坚定的脸，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们之间，因为一场意外，因为一次救援，因为一壶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了普通战友的情谊。这种情谊，纯粹、干净，不掺杂任何功利。

吉普车开走了，卷起一阵尘土，很快消失在营区的尽头。

我的生活，也很快恢复了平静。

几天后，团里给我报请的三等功批了下来。在全团的军人大会上，团长亲自给我戴上了那枚金灿灿的奖章。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王营长坐在主席台上，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满是骄傲。

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但对我来说，比这枚奖章更珍贵的，是王营长的信任，是战友们的敬佩，是林副政委一家那份真挚的感激，更是那个下午，林岚递还给我那个旧水壶时，眼神里的光。

那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林副政委一家。我知道，他们身居高位，工作繁忙，我一个基层小军官，不应该去打扰他们。

我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带兵、训练，把三排带成了全营的标杆。一年后，我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副连长。

而林岚，偶尔会给我写信。信里，她会说说她伤势恢复的情况，说说她在通信总站的工作和学习，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劲头。我也会给她回信，跟她聊聊部队的训练生活，鼓励她好好工作。我们的通信，像两股清泉，简单而纯粹。

我从没想过要通过这段关系去为自己谋求什么。因为我知道，一旦掺杂了私心，那份在泥石流中建立起来的，用生命和信任换来的情谊，就变味了。

第7章 岁月无声，情义永存

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排长，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一名团级干部。我参加过九八年的抗洪抢险，也参与过汶川的地震救援，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十几处伤疤，也收获了一摞摞的军功章。

我的家庭生活也很美满。后来，我经人介绍，娶了一位随军的军医，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们一家，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这片我们守护的土地上。

而林建军副政委，后来升任了大军区的司令员，最后晋升为上将。他和他的家人，就像是天上的星星，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那里。

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距离。逢年过节，我会给他打个电话，简单地问候一声，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他也会在电话那头，用他那依旧温和但更显威严的声音，勉励我几句。我们从不谈及工作上的调动和升迁，只聊家常，聊部队的建设。

林岚后来也嫁给了一位出色的军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们两家，成了很好的朋友，时常走动。

当年二连的那些老战友，像李铁柱他们，大多都复员回了家乡，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我们每年的战友聚会，他们总会把我当年救人的事拿出来，添油加醋地讲上一遍，然后举着酒杯，大着舌头说：“老陈，你小子，是我们二连出去的兵里，最给咱们长脸的！”

每当这时，我都会笑着跟他们碰杯，一饮而尽。

那段往事，并没有成为我向上攀爬的阶梯，却成了我人生的压舱石。它时刻提醒着我，无论我走到多高的位置，都不能忘记自己是谁，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穿上这身军装。

那个在王振国营长办公室里，因为紧张和惶恐而汗流浃背的下午，也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课。王营长用他独特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坦荡，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军人的风骨。

后来，王营长也升了官，调到了别的部队。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会为了自己的兵，跟上级拍桌子的“黑脸神”。

直到几年前，在一个全军英模代表的座谈会上，我再次见到了林建军老首长。

他那时已经退休，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他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我，走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不再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有力，皮肤也变得松弛，但那份温暖，却丝毫未减。

“卫东啊，一转眼，我们都老了。”他看着我，感慨万千。

“是啊，首长，您身体还是这么硬朗。”我笑着说。

他摇摇头，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他没有再说什么客套话，只是反反复复地，一声又一声地喊着：“恩人，恩人呐……”

周围的人，都用诧异和尊敬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们不知道，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为什么会对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下级，行此大礼。

只有我自己知道，他这一声“恩人”，跨越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包含了多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激和情谊。

我的思绪，也就在那一刻，不受控制地飘回了198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飘回了那节停在半山腰的绿皮火车，飘回了那片湿滑泥泞的塌方地，飘回了那个被压在树下却一声不吭的年轻女兵，也飘回了王振国营长那间严肃的办公室，和他最后露出的那个，比阳光还暖的笑容。

我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能有这样一件值得被铭记一生的事，能有这样一份不因时间、地位而改变的情谊，是何其幸运。

它与功名利禄无关，只与初心和本分有关。

而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军人，在那个时刻，应该做的事而已。

这就够了。

来源：多彩溪流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