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苏轼（苏东坡）的形象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其文学成就、人生智慧与精神追求，历经近千年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这位文学巨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口中喃喃念诵的竟是《楞严经》中的偈颂，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心灵奥秘？

一卷《楞严》伴余生，千年文脉见真心。

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苏轼（苏东坡）的形象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其文学成就、人生智慧与精神追求，历经近千年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这位文学巨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口中喃喃念诵的竟是《楞严经》中的偈颂，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心灵奥秘？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得知，苏东坡一生与《楞严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部典籍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更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与生活态度中。透过苏东坡与《楞严经》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宋代文人丰富深邃的内心世界。

北宋时期，文化繁荣，思想交融，文人阶层对典籍的研读不限于儒家经典，更广泛涉猎百家学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轼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自然也对各种思想典籍产生浓厚兴趣。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接触《楞严经》的时间较早，且对此经推崇备至。有学者研究发现，苏轼“对《楞严经》尤为推重，并以之作为一生随时奉读的释典”。在宋代，《楞严经》通过僧人与文人、文人之间的互动往来这两个主要途径，向儒家知识分子展开了持久而影响深远的传播。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在《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中写道：“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辨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这篇文章记载了他与僧人的交流，也反映出他对思想典籍的熟稔。在宋代，如苏轼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与僧侣的交往，是他们接触和深入理解《楞严经》的重要渠道。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般刺蜜帝译。这部典籍在宋代文人圈中广为流传，不仅影响了苏轼，也对整个宋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楞严经》在宋代文人生活中的地位，从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可见一斑。他的诗作融摄《楞严经》义理、譬喻、事相而成者较多，这些诗作既有寄寓深沉的佳作，也有掉弄义理、生套佛语的篇什。 《楞严经》的融入，使苏诗呈现出异样的风貌。

《楞严经》为何对苏轼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与该经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苏轼本人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

《楞严经》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其中“根尘同源、缚脱无二”之旨，以及对此心性本体的睿智思索，对了悟境界诗意而哲理的描绘，对于心灵的参究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这种对心性的探索，与宋代文人注重内省的精神趋势相吻合。

苏轼在《志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节度判官朱炎学禅，久之，忽于《楞严经》若有所得。当他问讲僧义江“此身死后，此心何住”时，义江反问他：“此身未死，此心何住？”朱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须先后觉，六根还向用时空。难将语默呈师也，只在寻常语默中。”

这段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楞严经》的参究，也揭示了《楞严经》的核心思想——对心性问题的探索。苏轼记录这个故事，表明他对这一思想的认同和欣赏。

在《楞严经》中，有“七处征心”、“八还辩见”等脍炙人口的内容，通过如来说法、阿难请益的情节，生动地展示了对外在追求与内心觉悟关系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方式，与苏轼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思辨色彩和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不谋而合。

苏轼在《记异》一文中，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道士讲经茅山，听者数百人。中讲，有自外入者，长大肥黑，大骂曰：“道士奴！天正热，聚众造妖何为？”道士起谢曰：“居山养徒，资用乏，不得不尔。”骂者怒少解，曰：“须钱不难，何至作此！”乃取釜灶杵臼之类，得百余斤，以少药锻之，皆为银，乃去。

这类神秘故事的记录，不仅反映了苏轼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也体现了他对物质与变化、有限与无限等哲学问题的思考。

《楞严经》对苏轼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也表现在艺术手法上。

学者梁银林在《苏轼诗与》研究中指出：“苏诗融摄《楞严经》义理、譬喻、事相而成者较多，其中既有寄寓深沉、了无痕迹的佳作，也有掉弄佛教义理、生套佛语的篇什。”这种融合，使苏轼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在《猪母佛》一文中，苏轼记载了眉州青神县道侧的“猪母佛”，并讲述了自己与妻兄王愿的亲身体验：“余一日偶见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诞也。余亦不平其见疑，因与愿祷于泉上曰：‘余若不诞者，鱼当复见。’已而二鲤复出，愿大惊，再拜谢罪而去。此地应为灵异。”

这种将神秘体验与文学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无疑受到了《楞严经》中各种譬喻和故事的影响。 《楞严经》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形象的譬喻来阐释深奥的道理，如“开掌合掌”的机锋：

“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谓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

这种通过日常动作揭示深刻哲理的方式，在苏轼的散文和诗歌中也有明显体现。他将深刻的哲学思考融入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描写，使他的作品既富有生活气息，又蕴含深邃哲理。

苏轼对《楞严经》的兴趣，不仅限于哲学思考，也包含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探索。在《志林》中，他记载了许多异事，这些记载既反映了他的好奇心，也体现了他对生命和宇宙的思考。

在《塚中弃儿吸蟾气》中，苏轼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河北大饥荒时，有夫妇迫于饥困，将孩子弃于道左空塚中。岁定归乡，过此塚，欲收其骨，则儿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时。视塚中空无有，惟有一窍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车轮，气咻咻然，出穴中。“意儿在塚中常呼吸此气，故能不食而健。”

这类神秘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反映了古人对生命力和宇宙间神秘力量的探索。苏轼记录这些故事，不仅是为了猎奇，更是为了表达对生命奥秘的惊奇和对人类认知局限的思考。

在《陈昱被冥吏误追》中，苏轼还记载了一个书吏暴死三日而苏的经历，描述了其“初见壁有孔，有人自孔掷一物，至地化为人，乃其亡姊也”的神秘体验。 这类涉及生死界限的记载，反映了古人对死亡和来世的好奇和思考。

苏轼对这些异事的兴趣，与《楞严经》中对心性、生死问题的探讨相呼应。 《楞严经》中的丰富想象和神奇比喻，为苏轼观察和思考神秘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灵感来源。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晚年更是流放岭南，生活困顿。在这样的困境中，《楞严经》成为他重要的精神慰藉。

在《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中，苏轼写道：“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

这段文字反映了苏轼对生命境界的思考。他认为，通过精神修养，人可以超越普通的情绪反应，达到一种更高的生命状态。这种思考，与《楞严经》中对心性修养的强调是一致的。

据史料记载，苏轼临终前，惟琳禅师提醒他不要忘了求生西方。苏轼则说：“我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存在，但现在却使不上力啊！” 这段记载，反映了苏轼临终时的心理状态——他虽然向往超越的境界，却感到力不从心。

在这种状态下，他念诵《楞严经》中的偈颂，寻求最后的精神安慰。这种行为，既反映了他对《楞严经》的终身信仰，也体现了他试图通过经文的智慧，超越生死界限的努力。

苏轼与《楞严经》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在宋代，如苏轼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对《楞严经》有着普遍的喜爱。 《楞严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宋代相当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面对苦楚世间的精神依托。

诗人创作了大量与《楞严经》相关的诗歌，书法家也以书法作品来表达他们对《楞严经》的喜爱，更有少数士大夫著书立言表达他们对《楞严经》的独到领会。 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楞严经》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他对《楞严经》的接受和诠释，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创作和生活方式，也通过他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扩大了《楞严经》在文人圈中的传播。

在历史的回响中，苏轼与《楞严经》的故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展现了文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写道：“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辨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这种对心灵智慧的探寻，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也解释了他为何在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念诵《楞严经》偈颂。

在《楞严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卷舒离合，无非妙用；惺惺寂寂，永永绵绵。”这种对心灵自由的描述，或许正是苏轼一生所追求的境界。他与《楞严经》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心灵的历程，也是中华文化中智慧追求的缩影，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来源：百科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