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一角，A4纸的边缘已经微微卷起，上面沾了点若有若无的咖啡渍，像一张疲惫的脸。

那张报销单，像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卡在我跟老李的喉咙里。

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一角，A4纸的边缘已经微微卷起，上面沾了点若有若无的咖啡渍，像一张疲惫的脸。

我每次路过老李的办公室，都能透过那扇永远虚掩着的玻璃门，看到它。

它被压在一堆文件中，只露出一个签着我名字的角落，像是在无声地求救。

老李，我们部门的总监，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衬衫领口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的男人。

他看文件的姿势很特别，身体微微前倾，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用全身的力气审视那些黑色的宋体字。

而我的那张报销单，他已经用这种姿势审视了快半个月了。

金额不大不小，一万三千六百块。

是我为客户陈总垫付的一笔定制费用。

这笔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它几乎是我那个月工资扣掉房租和基本开销后，能剩下的所有。

我刚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口袋里的钢镚儿碰撞的声音，都比手机铃声更让我心头一紧。

第一次催他，是在报销单交上去的第三天。

我抱着一摞文件，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

“李总，那个……陈总项目的报销单，您签了吗？”

他头都没抬，目光依然粘在那份密密麻麻的数据报表上，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啪作响。

空气里弥漫着打印机墨粉和中央空调吹出来的、有点沉闷的混合气味。

“放着吧，我看完手头这个就处理。”他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任何情绪，像机器设定好的回答。

我“哦”了一声，把文件放在他桌上，退了出来。

办公室的走廊很长，白色的灯光把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显得空洞又孤独。

我当时觉得，可能他就是忙。

毕竟，他手下管着几十号人，每天要签的字，可能比我一个月说的话都多。

又过了三天，那张报销单依然躺在原地，姿势都没变一下。

我银行卡的余额提醒短信，像个准时报到的催命符，又来了。

这次，我没带文件，直接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他正在喝茶，紫砂壶的壶嘴冒着袅袅的热气，一股浓郁的铁观音茶香扑面而来。

他看到我，抬了抬眼皮，算是打了招呼。

“李总，我的报销单……”我开门见山，不想再绕圈子了。

他放下茶杯，杯底和红木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小张啊，”他慢悠悠地说，“公司的流程，你也是知道的。财务那边最近查得严，每一笔支出都要有详细的说明。你那个单子，我看了一下，‘定制服务费’，太笼统了。”

我愣住了。

这笔钱是用来给陈总的儿子定制一个特殊的康复座椅的。

陈总的儿子，天生患有一种罕见的肌肉萎缩症，常年需要轮椅。

这个项目我们跟了很久，陈总对我们非常信任，几乎把我们当成了朋友。

签合同那天，他喝了点酒，红着眼睛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儿子坐得舒服一点，能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看看窗外的风景。

那个座椅，是找一位很有名的老工匠手工打造的，从设计到用料，都倾注了无数心血。

当时为了赶工期，工匠那边要求先付全款，陈总公司那边的流程又慢。

我为了拿下这个单子，也为了能让那个孩子早点用上新椅子，一咬牙，就用自己的信用卡垫付了。

这些情况，我在提交报销单的时候，附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报告，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上面。

老李不可能没看到。

“李总，我附了详细说明的，是给陈总儿子定制康复座椅的钱，发票和工匠的收款证明也都在后面。”我的声音有点急了。

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慢条斯理地转着拇指。

“我知道，我看了。”他说，“但是，这种费用，严格来说，不属于我们的业务招待范畴。写得太详细，反而容易让审计抓住把柄。”

我感觉一股火，“噌”地一下从脚底板窜到了天灵盖。

这是什么逻辑？

为了公司业务，为了维护客户关系，我垫付了这笔合情合理的钱。

现在，到了他这里，反倒成了我的问题？

“那……那您说该怎么办？”我强压着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呷了一口。

“这样吧，”他沉吟片刻，“你先把钱给工匠结了。这张单子，我再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处理更稳妥。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了跟陈总的合作。”

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他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让我继续垫着，而且还不知道要垫到什么时候吗？

“李总，”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信用卡这个月就要还款了。我手头……确实没那么多钱。”

这不是谎话。

为了这笔钱，我这个月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泡面了。

闻到食堂的饭菜香，都觉得是一种奢侈。

他终于正眼看了我一下，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giác的审视，和一种我读不懂的疲惫。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他摇了摇头，像是在感叹什么，“一点困难都扛不住。你先去想办法解决一下，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说完，他低下头，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不再理我。

我像一尊雕像一样，在他办公室里站了足足一分钟。

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他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那声音，像无数只小虫子，钻进我的耳朵里，搅得我心烦意乱。

我转身走了出去，没有说一句话。

回到工位，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胸口堵得慌，像塞了一大团湿棉花，又闷又重。

我不是没想过，找朋友借钱周转一下。

但这件事，它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

这笔钱，是为公司花的，凭什么要我自己扛着？

如果这次我妥协了，下次呢？下下次呢？

是不是以后所有的灰色地带，所有的麻烦，都要我这个最底层的小兵来填坑？

我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委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窗外的城市，灯火辉煌，像一条流光溢彩的银河。

可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的。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老李那张波澜不惊的脸。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平时虽然严厉，但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如此刁难我？

第二天，工匠的电话打来了。

一个声音苍老但很洪亮的男人，问我尾款什么时候能结。

他说，椅子已经做好了，打磨上了最后一遍木蜡油，就等钱到账发货。

“师傅，您再宽限我两天，就两天。”我对着电话，声音都有些发虚。

挂了电话，我直接走进了老李的办公室。

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这张报销单找他。

“李总，我没钱垫付了。”我把手机上的银行余额截图给他看，“如果您今天再不签字，我只能跟陈总说实话了。”

这是一种威胁，也是我的最后通牒。

老李抬起头，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波动。

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恼怒，还有一丝……失望？

“小张，”他声音沉了下来，“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是按公司的规矩办的。现在出了问题，责任不在我。”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都静止了。

办公室里的那盆绿萝，叶子有点发黄，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最后，他拿起笔，却没有在我的报销单上签字。

而是在一张便签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扔给我。

“出去。”

我拿起便签纸，上面是他秘书的电话。

我没懂他什么意思，但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谈崩了。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心里，一片冰凉。

我没有打那个电话，也没有再去找任何人。

我回到自己的工位，给那位工匠师傅回了电话。

我告诉他，公司的流程出了点问题，款项可能要延迟几天。

然后，我给陈总发了条微信，委婉地解释了情况，告诉他椅子可能要晚几天才能送到。

我以为，这件事，会以一种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拉锯战形式，继续下去。

直到我被彻底拖垮，或者，老李大发慈悲。

我万万没有想到，暴风雨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烈。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公司，就被部门助理叫住。

“张哥，大老板让你去一下他办公室，马上。”助理的表情很严肃，还带着一丝同情。

大老板，我们分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我只在年会上见过几次的、传说中的人物。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走进那间位于顶楼的、装修豪华的办公室时，我看到老李也在。

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我，身形显得有些萧索。

大老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你就是张伟？”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

“是。”我点了点头。

“你看看这个。”他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转向我。

屏幕上，是一封邮件。

发件人，是陈总。

收件人，是集团总部最高层的邮箱。

邮件内容很长，措辞极其严厉。

投诉我们分公司办事拖沓，毫无信誉，指名道姓地投诉了我，说我欺骗了他。

邮件的最后，陈总表示，要重新评估与我们公司的合作关系。

我看着那一行行刺眼的字，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大脑一片空白。

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向温和儒雅的陈总，会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天花板上。

“张伟，”大老板的声音像冰碴子一样，“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能解释什么？

我说，是我的直属领导卡着我的报销单不签，导致我没钱付给工匠，才耽误了工期吗？

我把目光投向老李。

他依然背对着我们，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隐瞒。

我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大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转头看着老李，沉声问：“李总，他说的是事实吗？”

老李缓缓地转过身来。

我第一次，看清了他金丝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

布满了红血丝，充满了疲惫和一种……深深的悲伤。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是。”

一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以为，他会辩解，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但他没有。

他承认了。

大老板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

“胡闹！”他怒吼道，“李建国！你知不知道陈总这个客户对我们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

老李，或者说李建国，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那永远挺得笔直的腰杆，在那一刻，似乎弯了下去。

“还有你，张伟！”大老板的怒火又转向我，“你为什么不早点向我汇报？为什么非要等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是啊，我为什么不越级汇报？

我怕被穿小鞋，我怕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我怕在这个复杂的职场里，一步走错，万劫不复。

说到底，我还是太懦弱，太天真。

“你们两个，”大logging a report on your desks by the end of the day. And you, Li Jian-guo, you're suspended from your duties,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你们两个，今天下班前，一人一份检讨报告，交到我桌上。还有你，李建国，暂时停职，等候处理。）

我走出大老板办公室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刚从刑场上被拖下来的犯人，魂都丢了。

完了。

我的职业生涯，可能就要在这里，画上一个不光彩的句号了。

回到工位，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好奇和幸灾乐祸。

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我打开电脑，盯着空白的文档，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检讨？我该检讨什么？

检讨我不该垫付那笔钱？还是检讨我不该那么强硬地去催款？

或者，我该检讨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连一万多块钱都拿不出来？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划开接听，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

“请问，是张伟先生吗？我是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王经理。”

总公司？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您好，我是。”

“是这样的，张先生。关于今天陈总投诉的事情，集团高层非常重视。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您现在方便吗？”

我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我把早上在大老板办公室里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电话那头的王经理，一直很安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表示她在听。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片-刻。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张先生，谢谢你的坦诚。这件事，我们已经了解了。你不用写检讨了，安心工作吧。至于李建国总监……”

她顿了顿，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丝叹息。

“公司，会处理的。”

挂了电话，我依然觉得很不真实。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我不用被开除了？

傍晚的时候，我看到老李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公司。

他走的时候，谁也没看，步履有些蹒跚。

经过我工位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他还是什么也没说，径直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第二天，公司内部系统发了通告。

李建国，因个人原因，暂时离岗。

部门总监的位子，由副总监暂代。

我的那笔报销，当天下午就批下来了。

财务打来电话，让我去签字领钱。

我拿着那笔失而复得的钱，心里却没有一丝轻松。

我把钱转给了工匠师傅，又给陈总打了个电话，诚恳地道了歉。

陈总在电话里，语气缓和了很多。

他说，他也是一时情急，没想到会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说，他儿子的事情，让他变得很敏感，很焦虑。

他还说，谢谢我为他儿子做的一切。

我们聊了很久，从工作聊到生活，聊到孩子。

挂电话的时候，他说：“小张，以后来我这边，我请你喝酒。”

我知道，这个客户，保住了。

而这一切，都是用老李的“离岗”换来的。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这么简单。

老李，他不像是一个会因为这点事，就犯这么低级错误的人。

他为什么要卡我的报销单？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他选择了自己扛下所有？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一周后，那位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王经理，给我打来了第二个电话。

她约我出去喝杯咖啡。

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老李的故事。

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被他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故事。

王经理和老李，是大学同学，也是多年的朋友。

她说，老李曾经，也有一个儿子。

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的男孩。

那个男孩，在七岁那年，被诊断出和陈总儿子一样的病。

肌肉萎症。

从那天起，老李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件事。

就是陪着儿子，和病魔赛跑。

他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大医院。

尝试了所有能找到的治疗方案。

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欠下了一屁股债。

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为生活奔波的中年男人。

他说，他这辈子，没求过人。

但为了儿子，他跪下过，磕过头，流干了眼泪。

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那个小生命。

男孩在十岁那年，一个下着大雨的秋天，永远地离开了他。

“从那以后，建国就变了。”王经理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眼圈泛红，“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里，没日没夜地加班，像一头不知道疲倦的牛。他对自己狠，对下属也狠。很多人都怕他，觉得他不近人情。但我们这些老朋友知道，他只是……把自己的心，给锁起来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疼得喘不过气来。

“那……我的那张报销单……”我声音沙哑地问。

“他看到了那份详细说明。”王经理说，“看到了‘康复座椅’那几个字，看到了那个孩子的年龄和病情。他……崩溃了。”

“他不是想为难你，他是在为难他自己。那张单子，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那些无能为力的夜晚，那些看着儿子受苦却什么也做不了的绝望，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他不敢签字，他怕自己一签下去，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他把那张单子压在文件下面，就像是想把那段痛苦的回忆，也一起压下去。他以为，只要不去看，不去想，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他选择用最笨拙、最伤人的方式，来逃避。”

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音乐，窗外的阳光很好，落在桌面上，暖洋洋的。

可我却感觉，浑身冰冷。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他那段时间的沉默和反常。

明白了他眼神里，那抹我读不懂的悲伤。

他不是在刁难我，他是在和自己的过去，做一场无声的抗争。

而我，却像一个无知的闯入者，用最尖锐的方式，撕开了他血淋淋的伤口。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我问，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怎么解释？”王经理苦笑了一下，“对一个刚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这张报销单，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儿子？他做不到。他是个那么骄傲，又那么脆弱的人。”

“在大老板办公室里，他选择承认一切，也是为了保护你。他知道，这件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与其让你这个年轻人背上处分，不如他自己来扛。对他来说，这个位子，或许早就是一种负担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地砸在咖啡杯里，漾开一圈圈的涟漪。

我想到我理直气壮地去质问他。

我想到我把银行余额拍在他面前。

我想到我用客户来威胁他。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

我用我的“原则”和“正义”，把一个遍体鳞伤的父亲，又一次推下了悬崖。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公司的。

我请了假，向王经理要了老李的家庭住址。

那是一个很老旧的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皮斑驳脱落。

很难想象，一个年薪几十万的总监，会住在这种地方。

我敲了很久的门，才有人来开。

是老李。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T恤，头发乱糟糟的，几天没刮的胡茬让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

他看到我，愣住了。

眼神里，没有了在公司的威严，只有一片茫然和疲惫。

“你……怎么来了？”

“李总，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道歉吗？太轻了。

安慰吗？我没有资格。

他侧了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

照片上，一个年轻版的、笑得一脸灿烂的老李，抱着一个同样笑得眉眼弯弯的小男孩。

男孩坐在一个轮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奥特曼。

背景，是蓝天，白云，还有一片开得正盛的向日葵。

那就是他的儿子。

“坐吧。”老李给我倒了杯水，声音很沙哑。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很久。

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

“李总，对不起。”

我站起来，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没有扶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不关你的事。”他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午后的阳光涌了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我儿子，叫亮亮。明亮的亮。”他看着窗外，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很喜欢画画，喜欢奥特曼，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

“他生病以后，就再也没站起来过。但他从来没哭过，没抱怨过。他总跟我说，‘爸爸，我不疼’。”

“他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下午。阳光很好。他对我说，‘爸爸，我想看看天上的云，是什么形状的’。”

老李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但他的肩膀，却在微微地颤抖。

我看到有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滴在他满是胡茬的下巴上。

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个在职场上杀伐果断的总监，在那个下午，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流着泪。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一种，铺天盖地的心疼。

我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李总，这里面，是一万三千六百块。是公司报销给我的钱。”

他转过头，不解地看着我。

“我知道，您为了给亮亮治病，欠了很多钱。”我说，“这笔钱，您先拿着。我知道不多，但……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他别过头，声音又恢复了往日的强硬。

“这不是同情。”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一个晚辈，对一个父亲的敬意。”

他愣住了，浑身一震。

“您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这句话，像一个开关，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防线。

他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压抑了多年的哭声，终于从喉咙里迸发出来。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的痛哭。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他。

等他哭够了，发泄完了。

窗外的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屋子里没有开灯，我们两个大男人，就这么坐在黑暗里。

“谢谢你。”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说，“您给我上了，比任何职场培训都重要的一课。”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他给我讲亮亮小时候的趣事，讲他怎么偷偷把零花钱攒起来，给爸爸买生日礼物。

讲他怎么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画。

他说，他书房里，有一个柜子，里面装的全是亮亮的画。

他从来不敢打开。

那天晚上，他打开了。

一张张稚嫩的画纸，上面是用蜡笔画的太阳，房子，小草，还有手牵着手的爸爸和儿子。

有一张画上，画了一个站起来奔跑的小男孩。

旁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爸爸，等我好了，我们去踢球。

老李抚摸着那张画，泪水，又一次无声地滑落。

我陪他，把那些画，一张一张地看完，又一张一张地，小心翼翼地收好。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楼下。

小区的路灯，昏黄而温暖。

“小张，”他叫住我，“那张卡，你拿回去。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的债，我自己还。”

他把卡塞回我手里。

“还有，别叫我李总了。我叫李建国。”

我看着他，路灯下，他原本佝偻的背，似乎又挺直了一些。

“建国叔。”我叫了一声。

他笑了。

那是这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笑得，有些苦涩，但很真实。

后来，公司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大老板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回来继续上班。

他拒绝了。

他说，他想换一种活法。

他用剩下的积蓄，和一个朋友，在家乡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室。

专门教那些有残疾的，或者家庭困难的孩子画画。

免费的。

画室的名字，叫“亮亮画室”。

我去看过他一次。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画室不大，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作品，五颜六色，充满了生命力。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T恤，身上沾着颜料，正在手把手地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调色。

他的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而满足的笑容。

看到我，他招了招手。

“来啦。”

“嗯，来看看你。”

我们坐在画室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打闹。

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知道吗，”他突然说，“我以前总觉得，是这个世界，亏欠了我和亮亮。”

“现在呢？”我问。

他笑了笑，指着院子里的那群孩子。

“现在我觉得，我得替亮亮，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些像他一样，努力发光的孩子们。”

“他没走，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

那天，我走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幅画。

是画室里的一个孩子画的。

画上，是一片金色的向日葵花田。

花田里，一个大大的身影，和一个小小的身影，手牵着手，走向远方的太阳。

我把那幅画，挂在了我办公室的墙上。

每次工作累了，烦了，我都会抬头看看它。

它像一个无声的提醒，告诉我，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情的全部。

在那些冰冷的制度和坚硬的原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颗，你无法想象的，柔软而破碎的心。

那张报销单，最终，还是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但不是以我当初预想的那种，糟糕的方式。

我学会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多一份理解和体谅。

我学会了，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只看表面，更要看背后的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故事，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耐心的倾听，一次不计前嫌的握手，或许就能成为，照亮彼此前方道路的那一束微光。

来源：诗意芒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