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国抗战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12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即，由汪出面“组织”另一政权，与日本议和。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人，自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

在此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得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这就不免引人深思：

龙云知不知道汪精卫此行的目的？为什么会对汪精卫提供便利？龙云与此事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龙云

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早有与日本议和、反蒋、自立的打算。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国抗战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12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即，由汪出面“组织”另一政权，与日本议和。

但此议遭蒋介石否决，汪精卫表面没有继续坚持，但暗中却继续为此努力。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38年8月29日至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五次会谈，梅思平称 “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

梅思平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沦陷。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与日本的勾连，逐步制订叛降计划。当时，其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就是龙云等原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广东的张发奎等原反蒋派将领。

同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 11月12~13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谈。

20日，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决定成立汪精卫政权，将龙云作为新一波“反蒋独立”运动的领头羊。双方约定，汪精卫于12月5日前自重庆到达昆明。

高宗武与梅思平与日本特务今井武夫（1938年11月15日）

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协议》及准备发表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带到重庆。11月29日，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

当时，蒋介石正在桂林组织行营，估计12月15日前不会回到重庆。汪精卫决定利用这一空隙，于12月8日由重庆飞成都，11日飞昆明。12月5日，周佛海先赴昆明，联络龙云，布置一切，等候汪到。

周佛海

12月8日，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只好取消当日飞赴成都的计划，改派陈璧君之侄陈春圃先到昆明，和周佛海联系，等候汪精卫飞赴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同时，预订由昆明到河内的铁路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

日本近卫首相原拟12月11日在大阪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但由于汪精卫改变逃离重庆时间，近卫遂决定延期发表。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这一天，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激烈辩论，汪精卫主和，蒋介石极力主战。

12月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处，汪精卫坚持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及时谋和。

12月18日，蒋介石飞西安，计划在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决定当日出逃。12月18日上午10时余，汪精卫等一行自重庆乘机出逃。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

12月18日晚，与龙云深谈。19日上午又与龙云会谈，下午2时，乘龙云所租欧亚航空公司包机，飞往越南河内。

关于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到达昆明以至离开经过，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谎。

汪于12月18日自重庆到达昆明。据龙称，当晚未见面，仅19日匆匆谈了几句，而且事后又电告了蒋介石，似乎并无很大不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龙云撒了几个谎。

据龙云回忆，他虽然知道汪精卫要到昆明，但不知确切日期，所以事前无准备，但据到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回忆，当时机场迎接的场面非常壮观。显然，龙云对于汪精卫何时到达昆明他非常清楚。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小谎，更大的谎言是龙云声称：

18日晚，汪、龙未接触，未谈话，只是19日上午，龙往见汪，才有所交谈。

事实是，18日晚，汪、龙不仅见了面，而且作了深度交谈。

据陈春圃回忆，当晚二人会谈之后，汪即与陈见面，首先讲述了在飞机上巧遇周至柔，当时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在飞机上，而且还开了一段飞机。汪精卫也不清楚周至柔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所以很紧张。

周至柔

接着，汪告知其与龙云的谈话内容。汪称，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

汪精卫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接着汪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龙云听了后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情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据陈回忆，汪精卫说到这里，“言下汪像是松了一口气”。

汪精卫在和日方交涉时，曾有“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之议，因此龙云在和汪谈话时表示“最好改为一年”。

关于这一点，可从后来汪精卫的一次演讲中得到验证：“我于17日（应为18日）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以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点，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

将龙、汪二人的回忆对比，确证陈春圃所言可靠。

关于汪、龙二人18日的夜谈，另外周佛海的日记也同样可以证实，周佛海是遵汪之命，先期到达昆明，联系龙云的人。

当晚汪精卫与龙云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周佛海未参加，到10点钟，周佛海日记记载他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关于汪、龙18日夜谈情况，陈璧君回忆也可证实。

在汪、龙18日夜谈中，汪将自己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并以激将法要龙电告蒋介石，同时扣留自己。

龙云不仅拒绝向蒋报告，而且表示对汪的计划“完全同意”，还主动包机，将汪一行人送往越南。这自然是知情不报，协助汪精卫叛变通敌的严重行为。龙云之所以撒谎，正因如此。

一面敷衍蒋介石，一面暗通汪精卫，密谋逼蒋北走陕甘。

12月18日夜，汪精卫向龙云交底，详谈“全部计划”，19日，汪精卫等乘坐龙云帮忙订的包机离开后，龙云才简略电蒋，对汪的叛逃投敌“计划”仍然守口如瓶。电称：

“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甚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汪在飞抵昆明后，曾致电蒋介石，告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蒋介石接电后，曾复电慰问，询问“近况如何”。

21日，陈公博续后到达昆明，龙云因将蒋电交陈，让其带给汪精卫。

陈公博

同日，龙云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精卫到达昆明之事。

但仍然绝口不提18日夜谈一事，而是声称此事“关系重大”，未识汪在重庆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以此为万一追究责任时预留推卸地步。

汪精卫既已到达河内，近卫遂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

12月23日，汪精卫在河内致电蒋介石，声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24日，龙云根据汪精卫要求，将此电转呈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严正声明》，指斥近卫声明是日本“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中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

27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携带汪精卫声明到达香港，计划利用当地的《南华早报》为宣传阵地。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认为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是日本的“觉悟”表现，是“不可再失之机”，建议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建议国民政府立即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30日，汪精卫要求日方每月向其提供活动费300万元，进攻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同时彻底轰炸重庆，成为后来日本对重庆进行多年无差别轰炸的发轫。

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遭举国谴责。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

1939年1月2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报告所得汪精卫消息。1月5日，龙云复电蒋介石，主要意思还是汪先生是受敌愚弄，以后有信息随时报告。龙云1月5日致蒋电仍称汪精卫为“汪先生”，这与举国声讨之声完全相悖。

龙云与蒋介石

1月6日，陈璧君的内亲陈昌祖到昆明，向龙云报告汪精卫等到达河内的情况，声称自国民党中央临时会决议发表后，汪态度消极，陈璧君愤慨，正密商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

龙云向蒋介石建议：“愚见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

1月10日，龙云答书汪精卫，对蒋介石未采纳汪精卫的主张表示失望。

1月5日，日本内阁改组，平沼骐一郎出任首相，近卫改任枢密院议长。由于近卫下台，汪精卫一度决定“暂守缄默”，龙云对此表示肯定，但他全面肯定汪精卫对日本的各项主张。

龙云此函，本托陈昌祖带交汪精卫，但陈在出境时遭军统搜查，搜出此函。

1月19日，蒋介石读到此函，了解到龙云支持、暗通汪精卫的情况，他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对龙云进行考察。

其当天日记提到：龙云态度如此，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

次日日记再云：昨夜为倭敌与汪兆铭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究竟汪兆铭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彻底研究！

白崇禧

3月6日，老同盟会员、福建省政府委员、海军人士林知渊在河内与汪精卫谈话，汪坦言与龙云仍有联络，龙云向汪献策，劝汪“缓动”，自己则准备联合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逼蒋放弃四川，北走陕西、甘肃。

林是老革命党，于当年1月在香港受戴笠委派，到河内刺探汪精卫情况。汪与林为素识，不知林的身份与其来访目的，为争取林为自己效命，在福建与陈仪共同合作，所以汪所言应为事实。

事后，林知渊迅速将所谈报告戴笠，戴笠转报蒋介石。

龙、汪的秘密联系与龙云转向汪精卫

抗战初期，龙云是积极的。

七七事变爆发，龙云曾致电蒋介石，将全力抗战。

8月上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蒋介石要龙云出兵两个军抗日，龙云答以“云南地方团队素有基础，出兵二十万也可以办到”。他表示先出一个军。

10月5日，以卢汉为军长的第60军在昆明誓师，官兵约4万人。1938年4月21日，第60军抵达徐州。

卢汉

在李宗仁、孙连仲指挥下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制高点，取得重大胜利。第60军投入战斗者35123人，伤亡18844人。其后，龙云又新编第58军和新3军，开赴前线，共投入兵力27万。

然而就在滇军战士在战场上与日军血战之际，龙云的态度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1937年12月，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出任行政委员长。

王克敏（左）、汪精卫、梁鸿志在青岛（19400123）

1938年4月15日，龙云与刘文辉亲笔致函王克敏，声称想在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地区发起反蒋“和平运动”，盼能得到声援，并和日方取得联络，得到支持。

当时，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在向西南发展，龙云等企图联络日本，借助外力，对抗蒋介石，确保其地盘与实力。

1938年10月，日军深入广东、湖北，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同时危殆，龙云既对军事作战悲观，也对国际援助绝望，态度急剧改变。

10月20日，为中国军队弃守广州前一天，龙云致电汪精卫，大亚湾、大鹏湾等地陷落，英国在香港及邻近海面受到威胁，英日之间定会发生冲突，但英国及其他国家居然毫无动静，不置一词，这使龙云感到，中国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地位，加上从北京到广州这一贯通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已经不通，使龙云备感中国战局的危险，因而向汪精卫问计。

当时，蒋介石正在征询国民党中常委及各省主席的意见。10月2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除重复致汪电所述内容外，特别强调中国所处的国际困境，龙云认为英、法两国不会帮助中国，苏联对华仅停留于“口惠”阶段，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对于国际上外交政策，有无另行考虑之必要”。

当时，美国尚在标榜孤立主义与中立主义，还不在龙云的视野之内，其“另行考虑”的“对外政策”，只能是对日妥协。

对龙云的电报，蒋介石似无应答，但汪精卫却既有函，又有电，并且给龙云寄去了两人之间通讯的密电本。10月23日夜，龙云致电汪精卫云。汪精卫致龙云的函电，未见，但从龙云复电可知，但龙电所称“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云云，表明他完全赞同对日妥协求和，已经完全站到汪精卫一边去了。

那么龙云与汪精卫之间是怎么搭上关系的呢？

1937年，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初识汪精卫，即认为汪是“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自此，对汪始终“推崇备至”。

1938年，双方多次秘密函电往来，思想上进一步共鸣。同年8、9两月，汪精卫派褚民谊、陈公博、曾仲鸣、陈璧君先后到昆明访问龙云。

陈璧君自9月3日至27日以视察锡矿为名，长住昆明20余天，龙云曾以4万元巨款购买大厦一座赠陈，以为拉拢。陈璧君在与日本妥协、投日、降日等问题上，比汪精卫还积极，自然会以自己的思想、观点影响龙云。龙后来致电蒋介石辨称：与汪“素无关系可言”，“共面晤三次”。证以上述资料，自然是谎言。

汪精卫与陈璧君

军统刺汪，龙云派亲信携款慰问，汪企图重回昆明活动

汪精卫等逃到河内后，一面发表宣言和文电，宣扬投日、降日理论，一面则积极联络各地反蒋力量，待机而动。

蒋介石担心其出逃、降日的巨大负面影响，起初动员汪精卫赴欧洲休养，防止其投日。

1939年2月10日，蒋介石备好护照及50万元现金，派汪的老部下、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到河内，劝汪赴法，为汪所拒。

此后，蒋介石和军统决定消灭汪精卫，并陆续派人赴越，执行计划。刺汪一事，原计划由戴笠亲自赴河内指挥执行，因担心被汪方发觉，临时改变。

3月21日，刺汪事件发生，但误中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璧，曾仲鸣身亡，方君璧受伤，汪精卫夫妇毫发无损。

曾仲鸣与方君璧

3月28日，龙云派亲信李鸿谟携函，并携款5万元赴河内慰问汪精卫。龙函今不可见，但汪精卫于3月30日给龙云的长篇复函，可见，龙云此时对汪的叛国行为，仍无一丝谴责之意，并且予以鼓励。

龙函向汪咨询“国际情形”与“中日情形”。因此，汪精卫在复函中首述世界大势，说明对欧战或世界大战之不可期待，英、日矛盾之不可期待，继述日方对蒋介石之不信任，拒绝与蒋“议和”。

在回顾出逃昆明与龙云的深谈经过时，从“坦怀以告”等语看，在12月18日的夜谈中，汪不仅谈了自己的叛国降日计划，而且也讨论了龙云如何在云南响应的问题。

汪函的重点部分是希望龙云发表赞同《艳电》的声明，然后接纳汪本人再来昆明，以“在野”身份，继续发表主和言论。

三个月前，汪精卫等急匆匆地离开昆明，目的是自河内转往香港，与日本勾连；现在何以要转回昆明呢？

其原因在于汪出逃后，原先设想的西南、华南各省将领、官员纷纷响应的局面并未出现，继之以近卫下台，平沼上台，政策一时未定，日汪关系处于低潮，汪有被遗弃之感，不得不转而希望回到昆明，以之为基地，内联国内妥协、动摇将领，外与日本勾连，讨价还价。

汪精卫写此函之际，江西南昌被日军攻陷。汪一面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谈话，歌颂南昌失陷是“日军的大胜利”，一面则在致龙云函中大肆宣扬失败主义和战争恐怖，汪精卫要龙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立即抢在重庆国民政府对云南采取措施之前，向日本妥协求和，同函附汪在香港报纸发表的《举一个例》，于3月31日交李鸿谟带回。

3月31日，李鸿谟回昆。

李鸿谟

4月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说明“因不明真相，乃派员前往慰问及视察确情”。

蒋介石4月5日日记有“滇龙向汪之言应否宣告”的考虑。同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向外交部报告龙云向汪精卫赠款5万元之事。

4月13日，蒋介石调云南耆宿、云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惺甫）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龙云将汪精卫3月30日函交周带到重庆，于4月16日面交蒋介石。

同时，直接致蒋介石电云：此电自述云南对于维系抗战全局的重要，表示对蒋和抗战国策的坚定拥护，是龙云此前从未有过的明确的“表忠信”。

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龙云将此信在昆明各报发表。

唐生智

龙云是个聪明人，熟知蒋介石力图阻断汪精卫和日本进一步勾连的心理，现在，汪既有回滇愿望，便将这一问题交给蒋介石，由蒋处理。

同时，他又由此感到，汪既自昆明出逃，现在又转而要求回昆，说明汪此时尚未受到日方重视，正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反复权衡，终于决心向蒋靠拢，于是就有了上述“表忠信”。

4月22日，唐生智抵达昆明。要求龙云公布汪精卫3月30日信件。4月24日，唐生智与龙云、卢汉再谈。唐生智提出邀汪来滇、在云南及中央公布汪函等三项意见。

龙云再次表示，拥护蒋的抗战主张。他说明之所以将汪函交蒋，其原因是蒋“为元首，为家长”，但他不同意公布汪函，认为“既拒汪之请求，又发表其私函，私德上实多缺陷”。

龙云提出，邀汪来滇，与汪以相当自由，而负责干涉其对敌方及国际活动。唐认为，劝汪来滇安居，不作任何活动，恐汪不易接受。

4月27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肯定龙云所谈，如何处理汪函，尊重龙云本人意见。他不再坚持公布汪函的意见，提议由龙云复汪一函，既批评其来信所言，又正言劝诫。并且代龙云草拟了一封致汪精卫的复函，严词批评汪的种种行为，要求龙斟酌采用，公开发布。

龙云与唐生智及部属等反复研讨，在蒋稿的基础上增改文字，写就新一稿答汪精卫函，严词指责汪精卫对自己的煽惑，此函未对汪精卫回滇一事表态。

5月4日，龙云将复汪函通电各战区长官，同时交各报发表。5月6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再次表达忠心。

事情至此，龙云与汪精卫之间的暧昧关系本应结束。

然而，龙云却在此后连续派李鸿谟（希尧）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黄秉忠（青波）二人再到河内，向日本在当地的特务机关请求谅解，通报情况，要求支持。

龙云虽然感到汪精卫已经势穷力蹙，但是，日本却仍然是一只威胁云南，不能不派人联络。

龙云派出的代表还向日方表示要联络西南各省一起行动，可见，龙云5月初公开发表答汪精卫函，只是应付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的一面之计，而其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反对抗战国策的活动仍在加紧进行。

据日方情报，这次“西南联络会议”不久召开，到会代表8人，结果无所得。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发表《还都宣言》。

汪伪政权成立

5月，滇军第1集团军正在江西前线与日军血战，龙云乘该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回昆述职之机，要他将军队撤退至湘西，以便响应汪精卫的号召，通电主和。

龙云对高发表了一通对日妥协、投降的理由：“两国战争，不能战，也要能守；守既不能，非和不可。”“亡国怕什么，中国不是没有亡过。”

他从欧洲德法战争的历史讲到中国史：“南宋偏安之局，不是秦桧主持，早被岳飞拼完了，哪还会有南渡后又延长百多年的国脉。真正爱国要算秦桧，岳飞不过武人好功，风头主义，只图一人享英雄之虚名，不管天下生灵涂炭。”

由于高荫槐坚决反对龙云的意见，龙云大发脾气。

高荫槐

1941年11月，张群亲自告诉蒋介石，刘文辉、阎锡山、龙云等联络，将在“国策变更”后推张群为领袖。所谓“国策变更”，自然是改变抗日方针；推张为领袖，自然是发动某种形式的“政变”。

蒋介石对龙云的处理

在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后，云南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后方，是四川以外的第二根据地。龙云统治云南多年，根深势厚。

为了维护和坚持抗战，蒋介石虽明知龙云不能信赖，仍争取其留在抗战阵营之中，为了准确掌握情况，笼络龙云，蒋介石曾先后派李烈钧、白崇禧、唐生智等大佬赴滇视察，尽管他们向蒋介石所报大多是关于龙云的正面消息，但蒋介石仍然在很长时期内心存疑虑。

一方面，蒋介石力图对龙云“示之以诚”，“示以德意”，甚至“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谋求感动龙云、安抚龙云，使龙云不怀异志。

1944年11月，龙云60大寿，蒋介石赠以寿词，肯定龙云“翊辅党国，历久而弥见贞恒”，“镇抚滇南，南顾无忧”。

龙云与蒋介石

蒋介石所做：第一是装糊涂，不去深究龙云和汪精卫、日本以及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暧昧关系。第二是尽量尊重龙云的权力。

自1939年12月起，龙云为对付准备入滇的中央军，要求扩展权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蒋照准。

1941年8月4日，蒋介石指示参谋总长何应钦，凡属昆明行营序列部队，皆由龙云“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

1942年5月7日，蒋介石致电军令部次长林蔚，要他每日与龙云通电话与电报，同时嘱咐指挥滇西抗战的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宋希濂应向龙云报告及请示。

1943年4月，军事委员会成立驻滇干部训练团，训练远征军干部，蒋自兼团长，任命龙云为代团长，陈诚同为副团长。

可以说对于龙云与汪精卫勾结的担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蒋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龙云和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军事以至经济上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为了防御日军入侵，控制云南，控制龙云，蒋介石陆续派遣中央军进入云南，龙云或反对，或借词推托，或限制驻地，或要求将已调入之军调离。

这些表明，龙、蒋矛盾一直在不断激化、发展中。蒋介石逐渐在酝酿、准备，于适当时机解决龙云问题这个心头大患。那么在抗日战争结束没多久，10月3日，龙云就被蒋介石赶下台。

来源：宋温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