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那个血腥的夏日，吴石将军生命终结之际，没人料到真正的秘密才刚刚开启，在台北那些阴霾笼罩的政治走廊内，一名看似平常的副官成了两岸情报机构皆关注的焦点。

文｜一只筷子

编辑｜小茴香

1950年那个血腥的夏日，吴石将军生命终结之际，没人料到真正的秘密才刚刚开启，在台北那些阴霾笼罩的政治走廊内，一名看似平常的副官成了两岸情报机构皆关注的焦点。

沈醉第一次看到那份监视报告时，手微微发颤，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某天傍晚，陈诚的副官悄悄从中共重庆办事处离开

这一发现好似往平静湖面扔了块大石头，激起的波澜比预想的要大好多，沈醉作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明白这里头的意思——倘若陈诚身边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那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或许就全都泄露出去了

陈诚在国民党阵营里地位很特别，他既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心腹，还掌握着整个国防部的军事机密

他的副官不仅能接触诸多绝密文件，更重要的是能知悉高层的战略决策与人事变动，这样的职位，对于任何情报机构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

保密局的调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从表面来看，这个副官的经历毫无问题：他是军校毕业的，作战十分勇敢，还颇受陈诚器重。

日常生活有规律，工作认真负责，与上级关系相处良好，被派出去的特务跟踪了好几个月，未发现可疑之处，不过那个从中共办事处走出的夜晚，恰似一根刺扎在沈醉心中。

政治颇为残酷，即便存在九成怀疑，若无确凿证据也不可随意行动，陈诚的地位决定了，对其身边人的调查需格外谨慎。

沈醉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夜里怎么都睡不着，一方面担心错过重要线索，另一方面又害怕随便行动招来麻烦，叶翔之听到沈醉的暗示后，同样震惊，身为保密局核心人物的他，比谁都清楚这种怀疑的分量。

两人开始了更加隐秘的调查，但始终无法突破那层看不见的保护壳。副官的特殊身份成了最好的掩护，也成了调查者最大的障碍。

吴石案发后的台湾陷入白色恐怖的阴霾中。任何与“匪谍”沾边的人都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被判九年徒刑，年仅16岁的女儿吴学成和7岁的儿子吴健成瞬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还敢伸出援手？

未曾料到，陈诚悄然便采取了行动，他以“陈明德”为假名，让副官每月从特别办公费中取出200元新台币，去资助吴石家。

那时候台湾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赚60块钱，这点收入勉强能维持一家人基本生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诚不但把王碧奎提前释放，还安排吴健成进建国中学读书，所有相关手续办得十分妥当

蒋经国察觉到了这些善行，他作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负责人，台湾的里里外外都在他的监视范围里头，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宪兵队将三份报告送至他的桌上，这三份报告均明确表明：“陈明德就是陈诚”

蒋经国得面临艰难的抉择，按照当时的政治氛围，但凡和“匪谍”有牵扯的事儿，都得狠狠惩处，

不过他最终选择装作没看见，仅在档案上写下“先不处理”四字，便将文件锁进抽屉，此默认之举背后，存在复杂政治缘由。

1950年台湾地区政局处于动荡状态，民众内心普遍存着惶恐情绪，从大陆撤退而来的军队派系比较复杂，蒋介石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

吴石编写的《军事辞典》为当时军校通用教材，其自身在抗日战场上亦立有战功，过度迫害他的家属必会招致军方不悦，此乃蒋氏父子所不愿见之情形。

陈诚暗中予以保护，悄然成为蒋氏父子与军方之间的缓冲地带，蒋介石处决吴石，是为向美国彰显自身“反共的决心”，陈诚保护吴石家属，以免蒋介石被人称作“暴君”他们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这般默契完全符合国民党的整体利益。

蒋经国于日记中写道：“陈副院长如此行事，于公事而言不太恰当，于私情方面尚可理解，若将此事宣扬出去，敌人会心生欢喜，而我们自己则会懊悔，”仅这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政治现实下的人性考量。

陈诚为啥要冒这么大风险？要找答案，得把时光拉回到1926年的南昌战役，那会儿战况那叫一个激烈，陈诚发着高烧还一度昏迷，可前线阵地眼看就快让敌军给攻破

关键之时，吴石率警卫冒险冲入火线，将陈诚背出三里，方寻到医疗站，当晚吴石脱下自身棉衣覆于陈诚身上，持枪于床边守了一整夜。

陈诚将这份救命的恩情铭记了一辈子，多年后吴石面临死刑之际，陈诚对副官说道：“吴石死我有责任，对不起吴次长，”他虽无法公开为吴石求情，但以行动践行了当年的承诺。

吴石生前也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被捕前三个月，他特意拜访陈诚，含蓄地表示：“辞修兄，我这几年在国防部做事，得罪了不少人，万一将来我出了岔子，家眷都是妇道人家，没什么能力，求你看在当年的情分上，照看一二”陈诚轻拍吴石手背回应：“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她们受委屈”

这一幕成为了两个对立阵营中男人的承诺，也为后续故事埋下了伏笔，副官在里头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他不只是陈诚与外界联系的桥梁，更是执行那些秘密任务的关键人物。

叶翔之打从一开始就没放下对陈诚副官身份的怀疑，到了台湾之后，他还是紧紧盯着这个神秘家伙的一举一动，可就是一直找不出实打实的证据来。

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直接让叶翔之不要去查了，原因在于不能得罪陈诚，叶翔之向后来掌管调查局的沈之岳提及此事时，沈之岳只是淡淡一笑，对叶翔之说无法拿陈诚怎样，这种态度颇让人琢磨，不知是因觉得证据不足，还是有其他缘由？

副官的工作极其精密。每周他都会悄悄将资助金送到吴石家中，安排吴健成就医时使用的是“陈明德之子”的化名。

这些行动得好好谋划，且认真去做，要是哪个环节出岔子，那可就全泡汤，在那个到处都是眼线的年月里，能弄成这般完美真的挺不容易。

1965年，陈诚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他把副官叫到病床前，递过去最后一张2000元支票和一封未封口的信，嘱咐道：“我走了以后，吴家的孩子要是有事，你就把这信给他们，没人再敢动他们”。信纸上只有简单三行字：“吴石吾兄，余尽力矣，后人好自为之”。落款依然是“明德”

陈诚出殡之际，蒋经国静静伫立在灵堂最后一排，副官小声询问是否要销毁“陈明德”的那些旧档案，蒋经国摆手道：“留着吧让后人瞧瞧，我们也做过些许好事，”此言轻轻的，却使白色恐怖的铁幕有了一道缝。

吴石的儿子吴健成之后去美国留学，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到2000年档案解密之时，头发已然花白的他，方才看到那些标注着“陈明德”的汇款单与学籍卡

历史终归让世人目睹，于那黑暗年代中，人性的光辉是如何在夹缝里倔强生长的，副官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个谜，他究竟是真的共产党潜伏人员，还是被误解的忠诚卫士？从中共办事处走出去的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些问题或许永远都不存在标准答案，可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个充满猜疑与危险的时代，恰恰是那些模糊的身份和复杂的关系，为最后的善良与人性留下了生存之所。

吴石夫妇的骨灰最终安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墓碑上刻有“丹心在兹”这四个字；陈诚与其那位神秘副官的往昔，随着时光流逝，慢慢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秘密战线上那些人的真实身份与动机，是历史学家仍在探究的永恒谜题，或许真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灰色地带却孕育着最珍贵的人性温暖。

来源：鸿毛有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