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午后，济南北门内的一家小诊所里，收音机传出断断续续的日语广播。站在药柜旁的“山大夫”把手里的听诊器放下，久久地盯着那只老旧木盒——那是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屋外暑气正盛，诊所里却静得出奇。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自言自语般低声吐出一句：“这一

1945年8月15日午后，济南北门内的一家小诊所里，收音机传出断断续续的日语广播。站在药柜旁的“山大夫”把手里的听诊器放下，久久地盯着那只老旧木盒——那是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屋外暑气正盛，诊所里却静得出奇。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自言自语般低声吐出一句：“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这名头发花白、说一口地道胶济官话的老人，户籍叫“山连增”，可三十里外的村民早就知道，他并非土生土长的山东人。时间往前推近四十年，1908年，他在日本冈山县一个行医世家出生，取名山崎宏。祖父与父亲都是医生，小小年纪，他就能辨草药、包纱布。1929年进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兵役通知书像催命符一样落到手里。医科生也要上战场，那是军国主义时代的铁律，他无从拒绝。

1937年冬，他随第三师团登岸天津。本想在野战医院当军医，却被指派给骑兵联队做兽医，看护战马。一路南侵，他见惯了放火、屠戮与强掳，所受的医学教育与这一切格格不入。曾有一次，他试图阻止同袍刺杀平民，一个转身就挨了皮带抽。夜里做梦，满眼都是废墟与血迹，他几乎每日从梦魇中惊醒。

真正压垮他的是1938年4月的一幕。某村口，一名妇女抱着三岁男童，被士兵们拖到队列前“练胆”。长刀劈下的瞬间，小孩的哭喊像利刃一样扎进他心口。回到驻地，他整夜未眠。第二天凌晨三点，他趁岗哨打盹，揣了把手术刀，沿着津浦铁路的枕木狂奔，赌上一切脱离军营。逃兵被抓是死罪，但那一刻，他已不惧生死。

三天三夜，他踏着荒田和残垣断壁向南窜。饥饿像铁钳勒着胃，语言不通更让处境雪上加霜。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撕掉肩章、藏起军帽，装聋作哑乞讨度日。有意思的是，沿途遇见的中国农户虽然家贫如洗，却总能从锅里抠出半个冷窝头递给他。第一次有人递来杂粮团时，他讷讷鞠躬，泪水直往下掉——当初的宣传说中国人“愚昧凶残”，可现实却是陌生人伸出了善意的手。

一路躲躲藏藏，他走进济南。那年冬天，他病倒在城郊一所土屋门口，醒来时被一床旧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旁边放着稀饭和热窝窝头。屋主人不肯露面，只在门后淡淡地说了一句：“快吃，别冻坏了身子。”饱含善意的普通话击中了他的软肋。那天夜里，他对着冷月发誓：此生要用手里的医术，为这片土地上的穷人抵一点罪孽。

为了活下去，他用化名“山连增”进了济南铁路局材料库当保管员。夜里值班的第一周，就碰上三名搬运工翻窗偷毯子。巡逻兵远远过来，他索性自己把毯子卷成小包递出去，还示意几人躲到床底。第二天早晨，仓库账目对不上，他被拖去罚跪钉板，脊背血肉模糊，却咬死不供出任何人。那仨小伙子扛着馒头跟高粱烧儿找他磕头认义兄，他只说一句：“欠的，是我自己要还的债。”

1940年，他在城西菜市口租下一间青砖房，挂了块“惠民诊所”小牌。最初没人敢进门，他就提药箱上门义诊。哪家孩子烧得发昏，他蹲在炕沿上掐人中、喂退热粉；哪位老太太咳得喘不上气，他拆了自家唯一的棉被扒出棉絮当敷料。一来二去，街坊开口就喊“山大夫”。诊金？穷户一分钱不要，日子好一点的，递俩鸡蛋也行。诊所后院常年堆着病人塞来的地瓜干、旧棉裤，照样揭不开锅，他就自己饿两顿。那几年，大家记住了他两件事：医术高，脾气好。

1944年，经热心邻居张婶牵线，他娶了从唐山逃难来的寡妇王桂荣。婚宴没有八大碗，只有一锅芹菜猪头肉。新娘带来的女孩儿叫小淑，他给改名“山雍蕴”，寓意“平安丰盈”。夫妻相敬如宾，可谁也不知道，新郎是日本逃兵。孩子偶尔听见他夜里说梦话，夹杂几句日语；桂荣问，他笑着打岔：“老家方言。”

抗战结束后，外侨登记开始，他主动到市公安局说明身份。多方调查证实，他从未参与屠杀，反而救济村民。组织决定：不予追究，可保居留。1952年，他的小诊所改编为街道联合诊所，他成了公费医生。每逢工资结算，他总把涨薪名额让给年轻同事；遇上赤脚医生培训，他自掏路费跑去莱芜、曲阜做讲师，手把手教人缝合伤口、配制青霉素溶液。

时间来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消息见诸报端。那天晚上，山连增把妻子叫到堂屋，借着煤油灯，一五一十说出真名与过往。桂荣听完，只说两句话：“你救了这么多人，就是好人。咱家，不搬。”从那以后，邻里之间再无隐晦，不过众人更护着他，不许外人乱嚼舌根。

1976年，他随友协访问团回冈山省省亲。兄长拉着他的手，劝他留下，连医院都替他联系好了。他站在自家祖坟前，看着刻着自己名字的衣冠冢，沉默良久，回头告诉兄长：“根在哪儿，更看人心。”二十天后，他带着满箱医学书籍重返济南，把书全捐给省图书馆。

1983年，和歌山市拟与济南结成友城，需要人牵线。他飞回济南，从外办、卫生厅到老同事的家，一家接一家地跑；那封写给中曾根康弘的信，也是他熬夜三次改稿后寄出的。三年后，友城协议签字，他借酒给自己庆功，一杯糟烧下肚，连连咳嗽，还乐得直抹眼泪。

晚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捐遗体。2003年，他提出愿望，却因外籍身份遇阻。四年奔走，手续总算批下。2007年12月30日，百岁生日那天，市里办了场简朴的寿宴。吹完蜡烛，他对女儿说：“这回，身子骨还能再用一趟，就值了。”

2010年春，他因肺部感染住进山东警官总医院。病榻旁，常年受过他恩惠的病患家属排队探望，走廊里挤得水泄不通。一位老矿工握着他的手，说得断断续续：“山大夫，当年你给我看了三回尘肺，一分钱不要，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老人眯着眼，微微点头。

同年8月凌晨，心电监护器发出细长的鸣声。按照生前嘱托，他的遗体被送去解剖室，供医学生做解剖教学。济南红十字会将他的名字刻在福寿园山坡上的“博爱碑”侧，碑文仅八字——“医者无疆，苍生为念”。

来源：史海挖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