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片最富饶的土地上，藏着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诅咒。

自古以来，都说江南是天堂，鱼米之乡，富得流油。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片最富饶的土地上，藏着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诅咒。

这个诅咒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活人变成活鬼，让村庄变成鬼村。

这地方的富饶，反而成了它最大的不幸。

1955年的秋天，一个叫沈钧儒的老先生，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回了一趟老家江苏。

这一趟，让他心里堵得慌。

他看到的不是记忆里那个繁华的水乡，而是一片死寂。

村里好多青壮年，肚子鼓得像怀了十个月的胎，可四肢却瘦得跟柴火棍似的。

孩子们也是大肚子，小小的个子，顶着个不成比例的肚子，眼神里没有一点活气。

这就是当地人叫了几百年的“大肚子病”，学名叫血吸虫病。

沈老先生坐不住了，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说太多大道理，就是把看到的一五一十写了出来。

他说，农民们苦啊，得了这个病，地也种不了，人也废了，眼睁睁等死。

一个村子，能有一大半的人都是这种“大肚子”，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寡妇村”，因为男的都死绝了。

这封信，像一块大石头，砸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看完信，好几天没说话。

他让秘书去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结果一查，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病，根本不是一个村、一个县的事。

从四川到上海，整个长江流域，十三四个省，到处都是。

官方统计出来的数字，已经感染的人超过一千万，还有整整一个亿的人，天天生活在被感染的恐惧里。

当时全中国才六亿人，算算这个比例，多吓人。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病了，这是一个能让国家瘫痪的巨大伤口。

得病的都是农民，是地里刨食的劳动力。

他们倒下了，粮食从哪儿来？

年轻人得了病，没法生育，一个民族的未来怎么办？

毛泽东一生都在跟各种敌人打仗，日本人、国民党、美国人，都是明刀明枪地干。

可这次这个敌人，是一条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虫子，它藏在水里，藏在人的血管里。

有一次开会，他跟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这血吸虫病，要说毁人，比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加起来都厉害。

我们共产党人来了，要是连这个‘瘟神’都赶不走，那还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这话一说出口，就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了，这是个政治任务，是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一个承诺。

那时候，一些国外的报纸也在看热闹，说这个新生的红色中国，恐怕要被一条小小的虫子给拖垮了。

二、 一场没有番号的“人民战争”

“必须消灭血吸重病！”

毛泽东下了死命令。

怎么消灭？

他用的还是他最拿手的那一套——打一场“人民战争”。

他跟身边人说，原子弹我们都敢碰，难道还怕一个小虫子？

这场“战争”的第一步，不是扛着锄头上战场，而是把全国最聪明的脑袋都集中起来。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血吸虫病的机构很快在江苏成立了。

从上海、南京、北京，一批顶尖的医学专家，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赶了过去。

他们的任务就一个：把这个小虫子的来龙去脉给搞清楚。

这些专家们没日没夜地干，在显微镜下，那条小虫子的秘密被一点点扒开。

它自己成不了气候，需要一个“帮凶”——一种小小的、尖尖的螺蛳，叫钉螺。

虫卵在人的粪便里，进了水，就钻进钉螺身体里发育，然后再从钉螺身体里跑出来，回到水里。

人只要一接触这种带虫的水，光着脚下个田，洗个手，虫子就跟钻头一样钻进皮肤里，一场灾难就开始了。

“病根找到了！”

消息传到北京，战略就清晰了。

毛泽东的思路很简单：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这个“王”，就是钉螺。

只要把钉螺都干掉，血吸虫就成了无根之木，蹦跶不起来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灭螺”运动，在整个南中国铺开了。

这不是专家的事，这是亿万农民自己的事。

在江西余江县，这个后来震动全国的地方，成了一场“战役”的总攻阵地。

县里的广播天天喊，村里的干部挨家挨户地动员：“要想子孙不受罪，咱们这代人就得把钉螺给埋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扛着锄头，挑着箩筐，像军队一样开进了那些长满杂草的沟渠和旧河道。

他们要干嘛？

“填旧沟，开新渠”。

就是把那些长满钉螺的烂泥，一铲子一铲子挖出来，再挖个大深坑，把这些毒土深深地埋到地底下，让它们永世不得超生。

那时候的口号是：“土不下地，水不入田”。

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两句诗，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光灭螺还不够，已经得病的人怎么办？

大批的医疗队，背着药箱，走村串户。

那时候的药，毒性很大，叫“酒石酸锑钾”，治疗过程非常痛苦，跟过鬼门关一样。

但为了活命，老百姓都咬着牙挺着。

更重要的一步，是改变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

一场叫“爱国卫生运动”的风潮席卷了全国。

以前农民图省事，粪便乱倒，喝水也直接在河里舀。

现在不行了，村村都开始盖厕所，管理粪便，叫“管水管粪”。

这些听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个年代，被提到了跟保家卫国一样的高度。

老百姓慢慢明白，讲卫生不光是为了自己干净，更是为了不给国家添乱，是为了保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时间来到1958年的夏天。

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看当天的《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的一则消息，让他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标题是《第一面红旗——记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

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兴奋地在屋里来回踱步。

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忧虑，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想到了沈钧儒的那封信，想到了那些大肚子的孩子，想到了那句“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古诗。

而现在，鬼走了，神来了，人民成了神。

他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两首诗，题目叫《送瘟神》。

第一首，他写的是过去的苦难：“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他说，再好的风景，再厉害的神医，对着这小虫子都没办法。

旧社会留下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

但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写的是新时代的豪情：“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共产党人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改变这一切。

第二首，完全是胜利的凯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在他眼里，这六亿中国人民，个个都像古代的圣贤舜和尧一样，充满了创造历史的伟力。

最后那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充满了革命者的浪漫和霸气，把那个肆虐千年的“瘟神”，用一把火彻底送走。

这两首诗，不光是写给余江县的，更是写给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的。

它告诉所有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那些曾经断言中国搞不定血吸虫病的外国人，在中国人创造的这个奇迹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从1950年代初开始，这场针对一个微小寄生虫的战争，实际上重塑了中国南方的乡村社会。

它清理的不仅仅是垃圾和钉螺，更是人们头脑里陈旧的、不健康的观念。

这场战争，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比任何军事胜利都更宝贵的财富——民心。

此后，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一步步建立起来。

当年的那些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过的田埂，也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曹树基：《血吸虫病在中国的历史变迁（12-20世纪）》，《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史料汇编》，余江县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1985年。

沈钧儒：《访问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记录》（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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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招财夏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