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浙江人能富？看10岁卖货、70岁扛水泥，就懂了

摘要：走在浙江的街头，你或许会期待撞见影视剧中那种身着高定西装、手拎名牌包的富豪，可现实往往会给你另一种答案——擦肩而过的大叔，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货单，指腹沾着墨水印，脚步匆匆像是在赶下一个订单；路边停着的银灰色面包车里，说不定堆着半车刚从自家工厂下线的小商品，车座上

浙江街头没有西装富豪：攥货单的大叔、扛货的娃，藏着硬核的财富密码

走在浙江的街头，你或许会期待撞见影视剧中那种身着高定西装、手拎名牌包的富豪，可现实往往会给你另一种答案——擦肩而过的大叔，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货单，指腹沾着墨水印，脚步匆匆像是在赶下一个订单；路边停着的银灰色面包车里，说不定堆着半车刚从自家工厂下线的小商品，车座上还放着没吃完的葱油饼。人们总说浙江富，却鲜少有人追问这“富”从何来，其实答案就藏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里：从3岁踩着小板凳学打包的娃，到90岁仍守在车间的老人，这份财富从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一代代浙江人用双手“实打实干”拼出来的。

浙江的孩子，似乎从出生起就绕不开“生意”二字，只不过这份认知不是靠书本灌输，而是在家庭的经营场景里“耳濡目染”练出来的。你很难想象，3岁的小孩不是抱着玩具熊撒娇，而是在自家社区超市里踮着脚，把零食往货架空缺处摆，空纸箱还会认认真真叠成方块，嘴里念叨着“奶奶说留着能卖钱”；6岁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放学后会搬个小凳子坐在快递打包台前，胶带撕得“刺啦”响，动作比不少刚上手的兼职大学生还熟练。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个别家庭的情况，直到去义乌调研时，看到一个10岁的男孩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他正在帮家里核对跨境电商的英文订单，暑假一到就泡在自家小公司里，从整理货物到贴快递单，样样都能搭把手。这样的场景在浙江民营经济活跃的区域并不少见，不是父母刻意“培养”，更像是生活里的自然融入：别的省份孩子暑假拼积木、学钢琴，浙江娃摆弄的是货物零件，算的是“今天要打包多少单才能赶上车”；刚满18岁、刚拿到驾照的大学生，暑假50天里有30天都在自家工厂打工，开的不是爸妈给买的代步车，而是装着满满一车厢货的电动三轮车，穿梭在批发市场的小巷里。

有人说这是“压榨孩子”，可真正和浙江家庭聊过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实战教育”。比起在课本里死记硬背“商业逻辑”，这些孩子更早知道“货要按品类摆才不乱”“接单后要先确认库存”，这种从小培养的做事章法，让他们长大后面对复杂问题时，总能比别人多一分从容。就像浙江人常说的“艺多不压身”，这些在实践里攒下的“本事”，不是为了早赚钱，而是为了明白“日子要靠自己扛”，这份认知远比一张成绩单更能帮他们站稳脚跟。

如果说浙江的孩子是“少年强”，那这里的老人就是“老当益壮”，他们身上的拼劲，甚至让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在义乌小商品城附近的一家圆珠笔工厂里，90岁的陈奶奶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到岗，坐在流水线旁组装笔芯，手指灵活得不像古稀老人，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中途只歇半小时吃午饭，腰不酸腿不疼；绍兴乡下有位103岁的老爷爷，驼着背还非要去自家小菜地种地，家里人怕他累着抢下农具，他还会气鼓鼓地坐在门槛上骂几句“闲不住，闲下来骨头疼”。我有个浙江朋友说得实在：他奶奶退休后每月能拿到稳定退休金，却偏要去附近服装厂剪线头，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每次都得爸妈打电话催好几遍才肯放下剪刀，赶上工厂赶订单，还会主动跟组长说“我能加夜班，别给我安排年轻人”。下暴雨的日子，别的老人都在家躲雨看电视，浙江的老人们却撑着大伞往菜市场跑——张阿姨要把自家种的青菜卖完，王爷爷得守着摊位清掉昨天剩下的鸡蛋，他们不是缺那几十块钱，只是心里揣着“当天事当天了”的念头，不想把活留到第二天。

很多人以为这些老人是“穷怕了”，可实际上，不少老人的退休金足够支撑体面生活，他们干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图个“心里踏实”。就像我住的小区里，那个穿着保安服、每天帮业主开门的李大叔，没人知道他家里有两套商铺、几千万资产，当保安只是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跟人说说话、看看门，比闷在屋里强”；杭州郊区有位70岁的周阿姨，早上四点就起来去河边捕鱼，上午把鱼卖给水产店，下午又扛着渔网去工地帮忙扛水泥，一袋五十斤的水泥扛到三楼都不喘气，旁边年轻工人笑着说“阿姨比我们还能扛，我们都不敢偷懒”。

在浙江，连“老板”都跟电视剧里的形象判若两人。看惯了影视剧中挥金如土、开豪车耍帅的霸总，到了浙江你会发现，这里的老板根本没有“架子”——哪怕是年营收上千万的老板，也会泡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蹲在地上修机器，油污沾到衬衫上也不在意，还笑着说“这样看得更清楚”；有次去义乌谈合作，遇到一个开奔驰的老板，打开后备箱全是自家工厂生产的钥匙扣和小挂件，他一边往里面塞货一边跟我说“你那边座位往前挪挪，等下要给批发市场的客户送过去，晚了人家要关门了”。本来想跟他聊点行业趋势，结果他一开口就是“你看这家店的翻台率怎么样”“这个钥匙扣的毛利率能到15%吗”，满脑子都是实在的生意经，却丝毫不让人觉得功利，只觉得“这人靠谱”。

浙江的老板不光不“端着”，还特别“接地气”。有的老板会自己打扫办公区的厕所，说“雇人要花几百块，自己顺手就能干，还能活动活动”；出门从不背名牌包，手里拎个帆布购物袋就够了，里面装着货单、计算器，还有没吃完的肉包；就连他们的另一半，也不是娇生惯养的“老板娘”，而是能扛事的“合伙人”——从对接客户、采购原料，到打包发货、催回款，啥活都能上手，时间久了，个个都成了“全能帮手”。我认识的一位义乌老板就说：“我媳妇比我还懂生意，客户有问题都愿意找她，她能把细节说得明明白白，我放心。”

浙江人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拼劲，其实是有“老底子”的。早年间物资匮乏的时候，义乌人就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红糖换鸡毛——回家把鸡毛做成掸子卖钱，或者当农田肥料，坊间一直流传着“苦，苦不过敲糖帮”的说法，可就算天寒地冻，他们也没停下脚步；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背着装满纽扣、打火机的包袱，坐绿皮火车跑遍了全国各地，从青藏高原的小集市，到新疆的大巴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靠着“不怕跑、不怕累”的韧劲，把小生意做到了大江南北。

到了现在，浙江人也没落下时代的脚步。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们，为了做跨境生意，扎堆去市场附近的夜校学外语——白天在摊位上忙生意，晚上就坐在教室里背单词，有的阿姨都五十多岁了，还能流利地用英语跟客户视频谈订单，有的甚至会日语、韩语和西班牙语，客户都说“跟她们合作不用找翻译，省心”。就像《鸡毛飞上天》里演的那样，浙江人不管遇到啥坎儿，都能咬牙扛过去：订单黄了就重新找客户，机器坏了就连夜修，哪怕疫情期间物流停了，也会想办法做线上直播，从来不说“不行了”，只会说“再试试”。这份风雨无阻的坚持，让他们在一次次挑战里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