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面的字，每一个我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就像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诅咒的文字。

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拿在手里，却比一块铁还沉。

上面的字，每一个我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就像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诅咒的文字。

我盯着“HIV抗体阳性”那几个字，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

世界在一瞬间就安静了。

我听不见医生在说什么，听不见走廊里护士跑动的脚步声，听不见其他家属焦急的询问。

耳朵里只剩下一种尖锐的，像指甲划过玻璃的嗡鸣。

嗡嗡嗡，嗡嗡嗡。

要把我的脑袋给钻穿。

我的女儿，安安，才五岁。

她那么小，那么软，一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会抱着我的脖子说：“妈妈，我最最最喜欢你了。”

她怎么会……怎么会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词扯上关系？

我的身体开始发抖，先是手指，然后是手臂，最后是整个身体，抖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枯叶。

那张纸，被我攥得变了形。

我旁边的陈实，我的丈夫，安安的爸爸，却异常地平静。

他只是伸出手，轻轻地，把那张被我揉皱的化验单从我手里抽走，仔仔细细地抚平，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好像那不是一张死亡判决书，只是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

我猛地转过头看他。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震惊，没有悲伤，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陈实……”我的声音干得像砂纸，“你看到了吗？”

他点点头，嗯了一声。

就只是“嗯”了一声。

我的心，像是被人用冰锥子狠狠地凿了一下，又冷又疼。

“有啥大不了的。”他说。

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温和。

但就是这句温和的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瞬间烫穿了我的理智。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椅子被我带得往后倒，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

整个诊室的人都朝我们看过来。

我不管。

我死死地盯着他，我觉得我快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了。

“你说什么？”我一字一顿地问，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再说一遍？”

他抬起眼，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说，有啥大不了的。”他重复了一遍，语气甚至比刚才还要平静，“治就是了。”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终于决堤了。

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愤怒。

我的女儿得了艾滋病，她的亲生父亲，却说，有啥大不了的？

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吗？

我的手扬了起来，想狠狠给他一巴掌。

可我的手在半空中，却怎么也落不下去。

我浑身都在抖，抖得连站都站不稳。

最后，我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然后转身冲出了诊室。

医院走廊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那么浓烈，那么刺鼻。

它钻进我的鼻腔，钻进我的肺里，好像要把我整个人都浸透，腐蚀掉。

我跑到医院的尽头，一个没人的楼梯间，背靠着冰冷的墙壁，一点一点地滑坐到地上。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

哭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一声声，都像是在质问老天爷。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的安安？

她才五岁啊！她连这个世界都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为什么就要让她承受这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最后，眼泪都干了，只剩下干涩的抽噎。

陈实一直没有跟过来。

我的心，也随着眼泪一起，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安安因为发烧，还在奶奶家。

家里空荡荡的，没有开灯，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摸索着打开灯，刺眼的光线让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陈实正坐在沙发上。

他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玩手机，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他抬起头。

“回来了。”他说。

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到他面前。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陈实，我们谈谈。”

他点点头，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坐下说。”

我没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的声音冷得像冰。

他沉默了。

他的沉默，就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你说话啊！”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安安有病？！”

他还是不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念头。

“是你？”我颤抖着问，“是你传染给安安的？”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情绪。

那是一种混杂着痛苦和震惊的眼神。

“你说什么？”

“我说，是不是你！”我歇斯底里地喊道，“你是不是在外面乱搞，得了病，然后传给我，传给安安？！”

我疯了。

我知道我说的话有多伤人，多恶毒。

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宣泄的出口。

而他那该死的平静，就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实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看着我，眼神里的痛苦，像刀子一样，一片一片地割着我。

我们俩就这么对峙着，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最后，他站起身，什么也没说，走进了书房，然后关上了门。

门“咔哒”一声，锁上了。

也锁住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交流。

那一夜，我没睡。

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整夜。

窗外的天，从漆黑，到泛起鱼肚白，再到天光大亮。

我的心，也像这天气一样，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绝望的黑夜。

第二天，我们俩谁也没提昨天的事。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又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碎掉了。

我们开始带着安安四处求医。

北京，上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专家，我们就往哪里跑。

每一次的检查，每一次的等待，都是一种煎熬。

安安很乖，也很勇敢。

抽血的时候，她会把头埋在我的怀里，小小的身体因为害怕而微微发抖，但她从来不哭。

她会小声地对我说：“妈妈，我不怕，安安是勇敢的孩子。”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陈实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包揽了所有的事情。

挂号，排队，取药，联系医生。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像一个精准的机器人。

他对我，对安安，都很好。

他会记得安安每天要吃的药，会变着花样给安安做她喜欢吃的饭菜，会在安安睡不着的时候，给她讲故事。

他做得越多，我心里的那个疙瘩就越大。

他的平静，他的理智，他的有条不紊，在我看来，都像是一种残忍的伪装。

我开始偷偷地观察他。

我发现他有了一些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书房，反复听一首很老的歌。

那首歌我听过，很悲伤，唱的是一个女孩的离去。

他还会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他不在身边。

我悄悄地走到书房门口，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

他坐在书桌前，背对着我。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已经褪了色的木头小鸟。

他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地摩挲着那只小鸟。

他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哭。

是一种无声的，压抑了很久很久的哭泣。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这个男人，他不是不痛，他只是把所有的痛，都藏起来了。

藏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

为什么？

我心里的疑问，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生长。

我决定，要找出答案。

我开始翻他的东西。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很卑劣。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想要撬开他紧闭的外壳，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我翻遍了他的衣柜，他的抽屉，甚至是他车子的后备箱。

一无所获。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他书房里那个上了锁的抽屉。

那个抽屉，从我嫁给他开始，就一直是锁着的。

我问过他里面是什么，他总是笑笑说，是一些不重要的旧东西。

直觉告诉我，秘密，就在那个抽屉里。

我找到备用钥匙，手抖得几乎插不进锁孔。

我深吸一口气，转动了钥匙。

“咔哒”一声。

抽屉开了。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什么暧昧的信件，或者别的女人的照片。

只有一个旧旧的，已经泛黄的相册，和一本同样泛黄的日记本。

我的心，跳得飞快。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本相册。

第一页，是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陈实，还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他的脸上带着青涩的笑容，眼睛里闪着光。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女孩。

女孩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扎着两个麻花辫，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

她和陈实长得很像，尤其是那双眼睛，像两颗黑葡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陈实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妹妹。

我继续往下翻。

相册里，全都是这个女孩的照片。

她在田野里奔跑，在小溪边玩水，在生日蛋糕前许愿。

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

照片的背景，是我不熟悉的老房子，是那种农村的砖瓦房。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女孩的单人照。

照片上的她，瘦了很多，脸色苍白，但依然在笑着。

只是那笑容里，多了一丝我看不懂的，让人心疼的东西。

照片的背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一行字：

哥，你要好好活着，替我活着。

落款是：小月。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小月。

陈月。

我拿起那本日记本。

日记本的封面上，也写着这个名字。

我打开日记本，一股陈旧的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的字迹，和照片背后的字迹一模一样。

“1998年6月1日，晴。

今天是我十六岁的生日，哥送了我一个新的日记本，真好看。他说，让我把开心的事都记下来。好呀，我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1998年9月1日，晴。

开学了，我上高中了。哥说，等我考上大学，就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

“1999年3月5日，雨。

今天体育课，我不小心摔倒了，流了好多血。医生说要输血，我好害怕。哥一直陪着我，他握着我的手，说别怕，有哥在。”

看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沉。

输血。

我的手开始发抖，几乎拿不稳那本日记本。

我强迫自己继续往下看。

日记的内容，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字迹也越来越潦草。

“1999年12月20日，阴。

我总是发烧，浑身没力气。爸妈带我去了好多医院，都查不出是什么病。哥请了假从学校回来看我，他瘦了好多，我好心疼。”

“2000年4月10日，晴。

今天，县医院的医生让我们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爸妈的脸色好难看，哥的眼睛红红的。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2000年5月3日，阴。

今天，我终于知道我得了什么病。那个病的名字好奇怪，叫，艾滋病。我问医生，这是什么病？医生不肯说。我看见妈妈在外面偷偷地哭。哥把我抱在怀里，他说，小月别怕，哥会治好你的。”

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模糊。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砸在日记本上，晕开了一片片陈旧的墨迹。

我终于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陈实那该死的平静，那不合常理的冷静，那深夜里无声的哭泣，那只被他反复摩挲的木头小鸟……

原来，他不是不痛。

他只是，在二十年前，已经把这一生最痛的时刻，经历了一遍。

那本日记，我没有看完。

我不敢再看下去了。

我怕我会承受不住那后面，一个花季少女，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凋零的。

我把相册和日记本，原封不动地放回抽屉，锁好。

我走出书房，陈实正好从外面回来。

他手里提着给安安买的草莓蛋糕。

看到我通红的眼睛，他愣了一下。

“怎么了？”他走过来，想伸手摸我的脸。

我躲开了。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朝夕相处了七年的男人，第一次觉得，我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他。

“陈实，”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你是不是有个妹妹，叫陈月？”

他的身体，猛地一僵。

手里的蛋糕，“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奶油和草莓，摔了一地，狼藉不堪。

他的脸，在一瞬间，血色尽失。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是怎么……没的？”我逼着自己，问出了那个最残忍的问题。

陈实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那是一种，积压了二十年的，快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噬的悲伤。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转身，踉踉跄跄地走进了书房。

这一次，他没有关门。

我跟了进去。

他打开了那个抽屉，拿出了那本相册和日记。

他把它们放在我面前。

“你自己看吧。”他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破碎不堪。

那个晚上，他给我讲了他和妹妹的故事。

他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他说，小月是他们家唯一的女孩，是全家人的宝贝。

她从小就聪明，漂亮，像个小太阳，走到哪里都是亮晶晶的。

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让小月过上最好的生活。

他说，小月摔倒那次，流了很多血，医院血库紧张，用的是外面血站调来的血。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那袋救命的血，会成为催命的符。

他说，查出病以后，天就塌了。

村子里的人，看他们的眼神都变了。

以前那些热情地打招呼的邻居，一看到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像是他们身上带着瘟疫。

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泼脏水，扔石头。

爸妈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说，那段时间，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带着妹妹逃离。

他辍了学，带着小月，去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医生。

他打零工，睡桥洞，捡垃圾，只要能换来钱给妹妹买药，他什么都肯做。

他说，小月很坚强，她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

她会笑着对他说：“哥，等我病好了，我们去北京看天安门。”

可她的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

她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到最后，她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说，小日志本上的那只木头小鸟，是他用捡来的木头，亲手给她刻的。

小月很喜欢，一直放在枕头边。

她去世的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她把他叫到床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那只木头小鸟塞到他手里。

她对他说：“哥，你要好好活着，替我活着。要结婚，要生一个像我一样可爱的女儿。不要告诉她我的事，让她快快乐乐地长大。”

“哥，别哭。”

“你要……平静地……活下去……”

这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陈实讲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他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了压抑了二十年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他。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背上。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得知安安的病情时，会那么平静。

因为，那是他答应妹妹的。

他要平静地活下去。

他不是不痛，他是痛到了极致，痛到已经没有力气再表现出痛苦。

他不是不在乎，他是把所有的惊慌和恐惧，都一个人扛了下来，然后用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和安安，撑起一片天。

他怕我崩溃，怕我撑不下去。

所以他逼着自己，要成为我们母女俩最冷静，最坚强的依靠。

而我，却用最恶毒的语言，去揣测他，伤害他。

“对不起……”我抱着他，泣不成声，“对不起，陈实，对不起……”

他反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不怪你。”他哽咽着说，“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聊小月，聊过去那些我们从未触碰过的伤痛。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俩依偎在沙发上，谁也没有睡意。

窗外的天空，泛起了微光。

陈实看着窗外，轻声说：“以前，我觉得老天爷不公平，它带走了我最爱的人。现在我才明白，它没有带走她，它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把她还给了我。”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和坚定。

“安安，就是小月的延续。这一次，我拼了命，也一定要把她留住。”

我的心，被他的话，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是啊。

安安。

我们还有安安。

我们不能倒下。

从那天起，我们家里的气氛，变了。

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压抑。

我和陈实之间，也不再有隔阂和猜疑。

我们成了一个真正的，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们分工明确。

他负责安安的治疗，联系国内外的专家，研究最新的治疗方案。

我负责安安的生活和心理。

我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地陪着她。

我给她读绘本，陪她画画，带她去公园看鸽子。

我告诉她，她身体里住进了一个叫“小怪兽”的东西，我们需要和医生叔叔一起，努力把它打跑。

安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她问我：“妈妈，打跑了小怪兽，我是不是就不会发烧，不会肚子疼了？”

我抱着她，笑着说：“是啊，到时候，安安就可以去上幼儿园，和好多好多小朋友一起玩了。”

“太好啦！”她开心地拍着手。

看着她天真烂漫的笑脸，我的心，又酸又软。

治疗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安安每天都要吃很多很多药。

那些药，五颜六色的，但是很苦。

一开始，她总是哭着不肯吃。

后来，陈实想了个办法。

他把药磨成粉，混在蜂蜜水里。

他对安安说：“安安，这是超人喝的能量水，喝了它，你就能变成超人，去打小怪兽了。”

安安信以为真。

每次喝药，她都会捏着鼻子，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然后举着小拳头，对我们说：“爸爸妈妈，我喝完能量水了！我要去打小怪兽了！”

看着她可爱的样子，我和陈实总是相视一笑，眼眶却是湿的。

除了吃药，还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输液。

安安的手背上，胳膊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旧的还没消，新的又添上了。

有一次，护士给她扎针，扎了好几次都没扎进去。

安安疼得直掉眼泪，但她忍着没哭出声。

她只是抽噎着对护士阿姨说：“阿姨，你轻一点，我怕疼。”

我的心，在那一刻，碎成了千万片。

我冲出病房，躲在走廊的尽头，咬着自己的手，不让自己哭出声。

陈实找到了我。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他的怀抱，很温暖，很有力。

他拍着我的背，一遍又一遍地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是啊，会好的。

我们必须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为了安安，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知道了这个病，虽然目前无法根治，但通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毒，让感染者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这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

我们开始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我们给安安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保证她充足的睡眠和营养。

我们每天都会带她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增强她的抵抗力。

我们家的阳台上，种满了花花草草。

每天早上，我都会带着安安去给花浇水。

阳光洒在她小小的脸上，她的笑容，比花儿还要灿烂。

陈实把书房，改造成了安安的画室。

墙上贴满了安安的画。

她画蓝天，画白云，画彩虹。

她画爸爸，画妈妈，画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

在画的角落里，她总是会画一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木头小鸟。

她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它会保护我，帮我一起打小怪兽。”

陈实把那只，他珍藏了二十年的木头小鸟，送给了安安。

他说，这是姑姑留给她的护身符。

安安很喜欢，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它睡觉。

日子，就在这样一天天的期盼和努力中，慢慢地过着。

安安的病情，也奇迹般地，一点一点地稳定了下来。

她的体重开始增加，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

她不再频繁地发烧，感冒。

去医院复查，医生告诉我们，她体内的病毒载量，已经控制得非常低，几乎检测不到了。

那一刻，我和陈实，在医院的走廊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我们知道，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我们不怕。

因为我们一家三口的心，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一年清明节，陈实带着我和安安，回了一趟他的老家。

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

陈实的父母，在他妹妹去世后没几年，也相继过世了。

老房子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

陈实带着我们，去了后山。

山上有个小小的，孤零零的坟包。

那是小月的墓。

墓碑上没有照片，只刻着“陈月之墓”四个字。

陈实把带来的鲜花，轻轻地放在墓前。

他蹲下身，用手，一点一点地，把坟上的杂草拔干净。

他的动作很慢，很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安安看着墓碑，好奇地问：“爸爸，这里面睡的是谁呀？”

陈实回过头，看着安安，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温柔。

他说：“这里面睡的，是姑姑。一个很漂亮，很勇敢的仙女。”

他又指着安安胸前挂着的那只木头小鸟，说：“你看，你脖子上戴的这个，就是姑姑送给你的礼物。她会在天上，一直保佑着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

安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她走到墓前，学着爸爸的样子，把手里的一朵小野花，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墓碑前。

她奶声奶气地说：“姑姑你好，我叫安安。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你放心，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把小怪兽打跑的！”

山风吹过，吹动了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仿佛是，来自天堂的回应。

我站在陈实的身后，看着他宽厚的背影，看着他身边小小的安安。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他们身上。

那一刻，我的心里，无比的平静和安宁。

我走到他们身边，牵起安安的手。

陈实也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静静地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回去的路上，安安趴在陈实的背上，睡着了。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陈实的侧脸，他的轮廓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那么柔和。

“陈实，”我轻声叫他。

“嗯？”

“谢谢你。”

他没有问我谢什么。

他只是侧过头，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里，有释然，有坦然，有对过去的告别，更有对未来的期许。

我知道，我们失去的，永远也回不来了。

小月的离去，是陈实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而安安的病，也是我们这个家庭，要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充满了遗憾，充满了苦难。

但同样，也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回到家，我把那本，我一直不敢看完的日记，拿了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是在她去世前一天写的。

字迹已经非常潦草，几乎无法辨认。

“2001年8月28日，晴。

今天，天气真好。

哥给我削了一个苹果，好甜。

他说，等我病好了，就带我去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我知道，我的病，好不了了。

我好想，再看看这个世界。

好想，陪着哥，一直走下去。

哥，对不起，小月要食言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替我活下去。

要笑，要幸福。

别忘了我，但也，别只为我而活。

来生，我还做你的妹妹。”

我的眼泪，再一次，无声地滑落。

我合上日日志，把它和那本相册，一起，放回了那个抽屉。

但这一次，我没有上锁。

过去，不应该被尘封。

它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提醒我们，要更用力地去爱，去珍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陈实已经做好了早餐。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餐桌上，暖洋洋的。

安安坐在她的儿童餐椅上，正拿着一根小油条，吃得津津有味。

她看到我，立刻举起手里的油条，开心地喊：“妈妈，快来吃早饭！爸爸做的油条，是超人能量油条哦！”

我走过去，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陈实给我盛了一碗粥，递到我面前。

“快吃吧，一会凉了。”

我看着他们父女俩，一个笑得像太阳，一个眼神温柔得像月光。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填得满满的。

我想，这就是幸福吧。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什么荣华富贵。

就是这样，在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有阳光，有早餐，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在身边。

这就够了。

生活，还要继续。

带着爱，带着希望，带着那个叫陈月的女孩的祝福，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带着安安去了北京，找到了最好的专家团队。

专家告诉我们，安安的情况属于母婴传播，而我的身体检查结果却是阴性。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也存在。最大的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一些微小的创口，导致了病毒的暴露和传播。

这是一个概率极小的意外。

一个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意外。

听到这个结果，我没有哭，也没有崩溃。

我只是平静地接受了。

追究原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给安安办理了长期治疗的手续。

为了方便照顾她，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

房子不大，但被我收拾得很温馨。

墙上贴着安安喜欢的卡通贴纸，阳台上种满了绿植。

每天，陈实去医院陪着安安，我留在家里，给他们准备一日三餐。

我学会了计算食物的卡路里，学会了研究各种营养搭配。

我把每一顿饭，都做得像艺术品一样。

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即使在生病，生活也依然可以是五彩斑斓的。

陈实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北京找了一份可以居家办公的活。

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着安安。

他给安安买了一个小小的尤克里里。

每天下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他就会抱着安安，坐在阳台的地毯上，教她弹琴。

琴声叮叮咚咚，伴随着父女俩的笑声，从窗户里飘出去，飘得很远很远。

我们的生活，好像被按下了慢放键。

每一天，都过得很慢，很认真。

我们不再去想，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只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安安的身体，在一天天变好。

她开始长高，长胖，小脸蛋也变得肉嘟嘟的。

她认识了很多字，会自己读绘本了。

她画的画，也越来越好。

她画了一幅画，叫《我的家》。

画上，有三个人，手拉着手，站在一栋彩虹色的房子前。

房子的旁边，有一棵开满了花的大树。

树上，停着一只漂亮的木头小鸟。

天空上，有一个扎着麻花辫的仙女，在对着他们笑。

陈实把这幅画，装裱起来，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他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有一次，安安问我：“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可以去上学，我不可以？”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担心，也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我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对她说：“安安，因为你是一个特别的小天使，你需要比别的小朋友，花更多的时间来打败身体里的小怪兽。等你把它彻底打败了，你就可以去上学了，好不好？”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没有再问。

但我知道，她的心里，一定是很渴望，能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的。

那天晚上，我和陈实商量了很久。

我们决定，不能因为这个病，就剥夺她享受童年的权利。

我们开始联系一些特殊的公益组织，和一些同样情况的家庭。

我们想给安安，也给那些和安安一样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取暖的环境。

我们组织了线下的亲子活动。

在公园的草地上，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放风筝。

大人们坐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经验和心情。

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异样的眼光。

只有理解，和拥抱。

我看到安安，拉着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女孩的手，在阳光下奔跑，笑得那么开心。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时间，就在这样平淡而又不平凡的日子里，悄悄地流逝。

转眼间，安安八岁了。

她的病情，一直控制得很稳定。

医生说，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和正常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要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她完全可以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

我们决定，送她去上学。

我们找了一所很普通的公立小学。

在入学前，我们和学校的校长，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

我们坦诚地告知了安安的情况。

校长的反应，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得多。

他说，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学校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安安的隐私，让她能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里学习和成长。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

开学那天，我给安安穿上了崭新的校服，扎了漂亮的辫子。

她背着小书包，站在镜子前，兴奋地转了好几个圈。

“妈妈，我好看吗？”

“好看，”我笑着说，“我的安安，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小学生。”

陈实开着车，送我们去学校。

校门口，人来人往，都是送孩子的家长。

安安有点紧张，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我蹲下身，帮她整理了一下衣领。

“安安，别怕。学校里有很多老师，很多小朋友。你会交到很多好朋友的。”

她点点头。

陈实也走过来，蹲下身，把那只木头小鸟，从她的脖子上取下来，放进了她的书包夹层里。

他对安安说：“安安，记住，姑姑会一直陪着你，保佑你。爸爸妈妈，也会一直在你身后。你只要，勇敢地往前走，就好了。”

安安看着爸爸，又看看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她松开我的手，背着小书包，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那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校园。

她的背影，小小的，却很坚定。

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仿佛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陈实从身后抱住我，把我的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

“她长大了。”他说。

“是啊，”我哽咽着说，“她长大了。”

我们的小安安，终于像一只真正的小鸟一样，要开始学习，自己飞翔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雨。

但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是她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

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它可以跨越生死，可以战胜病魔，可以抵御一切的黑暗和寒冷。

就像那只小小的木头鸟，承载着一个女孩对哥哥最深的爱和祝福，穿越了二十年的时光，最终，落在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肩上。

它会陪着她，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飞向，那个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的，未来。

来源：快乐橘子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