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覃文杰，家住在桂中山区的一个小村庄。1982年秋，我把高中课本塞进灶台烧了。父亲抄起扁担追着我满院子跑，扁担头砸在门框上崩出道裂口，“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

讲述/覃文杰 撰文/妮的呀大叔讲故事

我叫覃文杰，家住在桂中山区的一个小村庄。1982年秋，我把高中课本塞进灶台烧了。父亲抄起扁担追着我满院子跑，扁担头砸在门框上崩出道裂口，“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

我抹掉嘴角血渍，盯着堂屋墙上泛黄的“光荣之家”牌匾，那是父亲当兵时政府颁发的，他一辈子都以此为荣。

村里的女人婆（桂柳话里女人的意思）嚼舌根最狠，莫婶端着簸箕在晒谷场喊：“老覃家那崽（桂柳话里儿子的意思）怕是中了邪，放着学堂不蹲，硬要去广东浪（桂柳话里瞎逛的意思）！”

她们不知道，我早打听到柳州火车站有趟绿皮车直通广州，车票钱是我暑假在砖厂搬了一个半月砖攒的。

临走那天，阿公（桂柳话里爷爷的意思）往我帆布包里塞了把干辣椒，“穷家富路，到外面莫要充愣头青（桂柳话里鲁莽的人）。”

阿公没像父亲那样骂我，大概因为他年轻时也偷跑出去当过船工。

火车“哐当哐当”晃了一夜，我趴在车窗边看稻田变成厂房，裤兜里的皱巴巴的招工广告被手上的汗水浸得发潮，“东莞太平手袋厂招车工，月薪80元。”

手袋厂的日子比砖厂还难熬，机器声吵得人头疼，车间组长是个香港女人，拿根竹尺子敲台面：“衰仔（倒霉鬼的意思），线迹歪过田埂路！”

我咬牙学了三个月，终于从车位跳到仓库搬货。有次卸货时发现纸箱里掉出本英文说明书，突然想起高中英语老师教过的“Made in China”，鬼使神差揣进了裤兜。

转机出现在1985年。厂里来了批美国客商，翻译临时发烧，我硬着头皮捧着字典凑上去，把“牛皮材质”翻译成“cow skin”时，美国佬突然拍我肩膀：“小伙子，明天来办公室上班。”

就这样，我成了全厂唯一一个从流水线爬上来的业务员，跟着老板跑广交会时，学会了用计算器按汇率，也看懂了信用证上的弯弯绕绕。

但真正让我翻身的，是1988年那场暴雨。

那晚我值夜班，听见仓库漏雨的声响，撬开铁门时水已经漫到膝盖，几百箱出口手袋泡在水里。

我连夜叫上几个广西老乡，把货搬到锅炉房烘干，硬是在天亮前码回了货架。

香港老板后来拍着我肩膀说：“阿杰，你比我那些读MBA的侄儿靠谱多咯！”

那年中秋，他给了我2000块奖金，我转手就在虎门租了间铁皮房，开始倒腾二手服装。

1992年的一天，我正在广州火车站倒卖牛仔喇叭裤。

广播里传来“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浑身发热，连夜坐大巴回了老家县城。那时候县城还没几条水泥路，县政府门口的小叶榕树下，摆着全县唯一一台公用电话。

我盯上了县城的老国营酒厂。酒厂仓库堆着几千箱滞销的“乳鸽酒”，厂长叼着香烟摇头说：“你能卖掉一半，剩下的算你入股。”

我租了辆三轮车，载着一箱箱酒跑遍周边乡镇的代销店，每箱酒附赠六个玻璃酒杯，这招是跟广交会上学的“捆绑销售”。

三个月后，酒厂门口排满了拉货的大小车辆，厂长瞪着血红的眼睛跟我签合同，从此我成了“乳鸽酒”的销售总代理。

真正让我当上县里城投公司董事长的，是2002年那场改制。县里要修滨江路，可财政兜里比脸还干净。我带着策划书闯进韦县长办公室：“政府出地，我来拉投资，修好后商铺租金三七分。”

韦县长盯着我递过去的香港回归纪念表（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时买的），沉默半小时后说：“小覃啊，你当年辍学真是可惜了，不过这脑子，比那些书生灵活。”

如今我坐在城投公司六楼的办公室，窗户外头是新修的风雨桥。

偶尔回村里喝喜酒，婶子们纷纷挤过来拉我袖子：“阿弟，给我家崽在公司安排个事做呗。”

我笑着递过去名片，心里却想起那年在东莞打工，凌晨三点蹲在厕所偷偷背英语单词的自己。

前些日子在柳州喝早茶，邻桌几个后生仔讲起“这辈子打工是不可能的”，我嚼着牛腩粉笑出眼泪。

隔壁阿婆推着小车卖酸（指腌制果蔬），我买了包木瓜酸，酸水顺着指缝流到手心，突然想起阿公临终前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就像漓江的竹排，顺流逆流都要自己撑篙。”

如今，时常有学校请我去讲励志课，学生们盯着我手腕上的劳力士，眼神里有羡慕也有疑惑。我把当年那张皱巴巴的招工广告装在相框里，摆在会议室最显眼的位置。这不是炫耀，是想让这些娃仔知道：命运给过我一副烂牌，但我靠自己摸成了同花顺。

来源：妮的呀大叔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