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黄素芬，家在柳江边的小镇上。1974年那会刚满十四岁，正在读初中。我平时扎着两条油光水滑的长辫，辫梢系着阿妈给我编的红绒绳。

讲述/黄素芬 撰文/妮的呀大叔讲故事

我叫黄素芬，家在柳江边的小镇上。1974年那会刚满十四岁，正在读初中。我平时扎着两条油光水滑的长辫，辫梢系着阿妈给我编的红绒绳。

我们柳州的巷子总飘着酸笋香，我背着帆布书包蹦过青石板路时，总爱扯着嗓子嚎两句《刘三姐》。住在小巷里的王婶就会戳着窗框喊：“芬丫头又唱呢？这能当饭吃啊？”

我不理她，把书包往石桌上一甩就往江边跑。柳江的水绿得像块翡翠，我脱了鞋踩在浅滩上，看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就张开嘴唱《采茶歌》。

江风卷着我的声音飘向对岸，偶尔有洗衣裳的阿姐会抬头笑：“妹仔唱得真亮堂。”更多时候是渔船老大粗着嗓子喊：“唱什么歌呀！当心水猴子把你拖下去！”

那时候人人都说唱歌没用。阿爸在钢铁厂抡大锤，手掌磨得比砂纸还粗，他总说：“女娃仔读好书，将来进工厂当工人，才是正路。”

可我只要一听见广播里的样板戏，手指头就忍不住在课桌上敲拍子。

有回上数学课，我盯着黑板上的代数公式，脑子里却盘旋着《红灯记》的唱段，嘴一痒就轻轻哼了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全班哄堂大笑，被老师罚站了一节课。

但我没想到，命运的转机藏在那年春天的一场暴雨里。

那天我冒雨跑回家，路过县文化宫时，听见里面传来叮咚的琴声。

我扒着门缝往里瞧，只见一个穿绿军装的女人坐在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跳舞，旁边站着几个姑娘，跟着琴声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我的心咚咚直跳，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滴，把门槛前的青石板浸出一片深色。

“哪个在门口？”弹琴的女人突然回头。

我吓得往后一退，脚底一滑，“扑通”摔进泥水里。

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拉进去，给我擦脸换衣裳。原来她们是县文工团的，正在排新节目。

那女人姓陈，是团里的声乐老师，她捏着我的下巴左看右看：“小妹仔，你这嗓子天生唱戏的料啊！”

从那以后，我每天放学都往文化宫跑。陈老师教我练声，让我对着镜子纠正口型，“a——o——e——”要练上百遍。

她还把自己的《声乐教材》借给我，油印的纸页上满是她用红笔写的批注。

有回我练《绣金匾》，高音总上不去，急得直掉眼泪。

陈老师递来一块绿豆糕：“慌什么呢？嗓子就像弹簧，越紧越使不上力。你听，江水怎么流，你就怎么唱。”

我似懂非懂，抱着琴谱坐在江边石头上琢磨。

月亮升起来时，我忽然想起阿妈哄我睡觉时哼的催眠曲，那声音软得像棉花糖，轻轻飘在夜空中。

我试着用那种感觉唱《绣金匾》，当“边区的人民拥护您”的旋律飘出来时，江面上的薄雾竟像被歌声推开了一条缝，远处的渔火明明灭灭，像是在给我打拍子。

可这事很快被阿爸知道了。那天我偷拿了家里的粮票，想给陈老师买包白糖（她总说嗓子哑），被阿爸堵在巷口。

他手里的皮带抽在墙上发出“啪”的脆响：“让你读书，你跑去卖唱！丢不丢人？”皮带落在我背上，火辣辣的疼，我咬着牙没哭，眼泪却大颗大颗往下掉。阿妈在旁边抹眼泪：“她才十四岁，懂个什么？你好好说不行吗？”

那晚我躲在阁楼里，抱着陈老师送我的红围巾发抖。

窗外下起了小雨，我摸出藏在枕头下的歌谱，借着月光轻轻唱《红梅赞》。唱到“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时，忽然觉得胸口有团火在烧。我爬起来，在日记本上写：“我要考文工团，就算死也要唱下去。”

机会来得比我想的还快。那年夏天，县文工团要招新学员，陈老师偷偷帮我报了名。

考试那天，我揣着阿妈塞给我的煮鸡蛋，跟着一群穿衣服的姑娘走进考场。评委席上坐着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其中一个留着分头，手里转着钢笔，正是县文化馆的张馆长。

“下一个，黄素芬。”

我往前走时，听见有人小声嘀咕：“这妹仔穿得这么土，能行不？”

我没抬头，站定后向评委席鞠了一躬。

陈老师坐在钢琴前，朝我眨眨眼，琴声如流水般漫开来。我定了定神，开口唱《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

唱到第二句时，我忽然看见阿爸和阿妈站在后门。

阿爸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手里还拿着干活的手套，阿妈的围裙上沾着面粉，显然是从厨房里赶过来的。

我心里一慌，声音颤了一下。陈老师的琴声顿了顿，又稳稳地托住了我。

“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我盯着阿爸的眼睛，那里面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阿妈用围裙角擦了擦眼睛，往我这边挪了两步。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张馆长放下钢笔，点点头：“嗓子不错，就是台风太僵。小姑娘，你家里人支持你学戏不？”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报告领导，我家里人同意！”

阿爸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阿妈伸手拽了拽他的袖子。张馆长笑了：“那好，下周三来复试，唱段样板戏试试。”

复试那天，我特意借了陈老师的红衣衫，把辫子梳得整整齐齐。

阿爸却在门口拦住我：“今天不准去！”

我抬头看他，发现他眼睛肿得厉害，胡茬也没刮。“为什么呀？”我声音发颤。

阿爸蹲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个油纸包：“你陈老师来过了，说你是块好料子。”

他打开油纸，里面是一对红绒花，“你阿妈当年出嫁时，我想给她买这个，没舍得。”

我愣住了。阿爸把绒花别在我辫梢：“去吧，别给咱柳州妹仔丢脸。”

复试我唱的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庆功酒》。当唱到“甘洒热血写春秋”时，我看见张馆长猛地一拍桌子，吓了我一跳。

考完后他说：“这丫头有股子狠劲，像当年的样板戏演员！”

三天后，我收到了文工团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是用大红纸写的，毛笔字龙飞凤舞。

阿爸举着它在巷子里走了三圈，逢人就说：“我家芬丫头考上文工团啦！”

王婶酸溜溜地说：“哟，还真让她唱出名堂了？”

阿爸梗着脖子回：“怎么样？我家丫头就是吃这碗饭的命！”

那年秋天，我背着铺盖卷走进文工团宿舍。

陈老师给我发了套绿军装，衣领上别着红领章。

晚上熄灯后，我摸着崭新的军装，听见窗外的柳江在轻轻流淌。远处不知哪家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正是李谷一在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我摸着辫梢的红绒花，忽然想起那年在江边唱《采茶歌》的自己，原来有些种子，早就悄悄在春风里埋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复试结束后，张馆长问陈老师：“这丫头家庭成分咋样？”

陈老师说：“她阿爸是钢厂的劳模，阿妈是街道积极分子。”

张馆长点点头：“那就好，现在正缺根正苗红的文艺骨干。”

原来在那个年代，连唱歌都要查三代，我能进文工团，竟也有阿爸抡大锤的功劳。

在文工团的日子苦得很。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晨功，压腿压得哭爹喊娘，练唱练到嗓子冒烟。

有回我练《红色娘子军》的选段，一个高难度的台步总走不好，陈老师拿着藤条在旁边敲：“膝盖打直！腰杆挺起来！你这是演娘子军，不是逛菜市场！”

我咬着牙练了上百遍，直到月亮爬上练功房的屋顶，才发现裤腿上沾着血迹，原来膝盖磨破了，血透过裤料渗了出来。

但苦归苦，心里是甜的。我们跟着卡车去各个公社演出，台下坐满了扛锄头的老乡。

当我穿着军装，拿着红缨枪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能看见台下的大爷攥紧了拳头，阿婆抹着眼泪。

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妹仔追着我们的卡车跑，手里举着野菊花：“姐姐，你唱得真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陈老师说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原来是这么回事。

1976年，我第一次在大戏里演主角，是新编的壮族歌剧《刘三姐外传》。

我演的是刘三姐的妹妹刘四妹，有一段独唱《柳州谣》，要从高音直降到低音，难极了。

彩排那天，我站在舞台上，看见阿爸和阿妈坐在台下，阿爸穿着新做的中山装，阿妈戴着我给她买的头巾。

“柳州的山哟柳州的水，柳州的妹仔歌声飞……”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我看见阿妈的手紧紧抓住阿爸的胳膊。唱到高潮部分，我忽然想起那年在江边，那个被王婶说“唱歌没用”的小丫头，此刻正站在聚光灯下，让整个剧场都听见她的声音。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阿爸站起来鼓掌，用力得像在钢铁厂打锤。谢幕时，我看见他抹了抹眼睛，对阿妈说：“我们闺女，真是好样的！”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住在柳州老城区的老房子里。窗台上摆着我当年在文工团的照片，穿军装的姑娘笑得像朵向阳花。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阳台上唱两段，邻居家的小孙女总会趴在栏杆上喊：“黄奶奶，再唱《采茶歌》嘛！”

有时候我会沿着柳江散步，看江水依旧碧绿如旧。路过当年的文化宫时，里面传来年轻人练歌的声音。想起陈老师临终前对我说的话：“芬啊，唱歌这事儿，就像柳江的水，看起来柔，底下可有劲呢。”

是啊，江水从来不会因为旁人说“没用”就停止流动，就像有些声音，注定要从胸腔里喷薄而出，哪怕历经风雨，也要在天地间唱出自己的声响。就像我辫梢的红绒花，虽然褪了色，却永远记得，那年春天，一个柳州妹仔在江边种下的梦，如何在岁月里，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树。

来源：妮的呀大叔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