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拖拉机无疑还是一个稀缺品，作为一个农业用具，拖拉机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象征着人民与土地之间的羁绊。
掀开机盖闻到柴油味的年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拖拉机无疑还是一个稀缺品，作为一个农业用具，拖拉机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象征着人民与土地之间的羁绊。
很多人记得那种味儿——柴油、泥巴、铁皮晒热了的气味。有人说一台拖拉机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也有人被它的脾气折腾得满身油泥。可到底是人驾着机器，还是机器在牵着人往前走？这事，还真得从一声轰鸣说起。
1958年7月20日，洛阳的清晨不太安静。车间里挂着大红花，一台贴着“东方红”字样的家伙被缓缓推出厂门，年轻工人把袖子一挽，眼里是光。那台车肚子里装着一颗四缸、水冷、四冲程的AE-54柴油心脏，嗡的一声，似乎整个厂房都跟着抖了一下。后来人们常拿它跟牛比：一天下来能啃下八公顷地，速度是牛耕的几十倍。更重要的是，它让全国七成以上的耕地有了新的办法被翻过来。那时候，孩子们在课本上见到它，甚至在钱上也能看到它的轮廓——没错，它被画进了人民币。你想想，能上钱的，能不出名吗？
那几年，外头来的车也不少。乌尔苏斯C45，名字听着像人，脾气也像人——热一热“球”，它就有精神了。它来自波兰，五六十年代中间那会儿，中国和老朋友来往密切，这种靠加热球头点火的柴油机，结构不算复杂，喝的是便宜燃料，干活却不含糊。听过一个小道消息：波兰有个驾驶员，叫约瑟夫·苏哈，操着这种车干了七八千小时，没大修。你说是巧合也好，是质量也罢，总之那代机器给人的信心，不是现在“键盘一敲就下单”的那种。
再往北去，风一吹，土粒子都是硬的。六十年代的“北大荒”，其实一开始都是荒。在那里，男人们穿着毡靴、身上挂霜，手里却握着方向盘。1964年冬天前，师二道湾农场来了三台罗马尼亚产的“尤特兹”——45马力，轮子大，劲儿沉，专治这边这种黏又狠的黑土地。老宋第一次开它进地，车头一扎，泥巴把胎纹都吞了。旁边人笑：别怕，把档位往下压，那股子劲在低档里呢。后来他开着“尤特兹”，看着一条条荒草倒下去，心里像翻过一页——北大荒慢慢变成北大仓，这种大块头立过功。
说回南边。天津的“铁牛55”是个响当当的名号，名字起得不虚。六十年代它在天津拖拉机厂出生，五十五匹的额定功率，干哪项农活都有招。1985年全国订货会上，它一露面，摊位前一圈又一圈的人，纸笔飞快，第一天就被抢订光，后头还堆了上万台的需求。那阵子，北方的麦地、南方的油菜田，甚至城郊的菜地，都能看到它憨憨的影子——发动机一轰，轮痕一对儿，往那边一压，秧苗就齐了。
东北老工业基地里，长春拖拉机厂的工人也打过漂亮仗。最辉煌的时候，长春、洛阳、天津三家工厂，像是三条扛大梁的龙骨。长春出的胶轮拖拉机，扎实耐糙，国内卖得欢，海外也不怵，亚洲、非洲、拉美都有它们的去处，一万多台走出国门。厂里有个女工，姓郭，专门拧最后一道螺栓，手腕结实，笑起来眼睛弯弯。她说，机器出门，就像孩子上学，既舍不得又挺骄傲。
上海这边，水田多，机器得懂得“轻手轻脚”。1963年2月，上海县七一农机厂弄出了“丰收35”，算是一款万能的中型轮式，功率不大不小，35马力。它有六个前进档、两个倒档，最有名的是那个特低速档，绰号“龟爬”，播种时往田里一挪一挪，恰合适。到了1966年，它开始规模化产出，挤过十来年，1979年年产冲到八千五百多台，翻了不知几番。你若去水田边站一会儿，能看到它轻轻压过泥面，稻秧在身后整整齐齐。
浙江永康那边，则有另外一种“劲儿”。永康拖拉机厂前身后来叫四方集团，做手扶拖拉机和单缸柴油机起家。工农-12型是他们的招牌货，改革开放前后它简直是“网红”——马力大，一头耕地，一头拉货，村里红白喜事、秋收冬藏，全靠它。可等到1979年以后，联产承包一推开，地块一下子变小了，家家户户按自个儿的节奏来，手扶这种设备，猛是猛，就是难驾驭，跑偏了能把人拽一个趔趄。慢慢地，它退下了前线，换成后来更容易上手的工农-3型。这不是谁对谁错，时代换了个走法而已。
再说一台带着鲜明颜色的车——“八一”牌。南昌城头，枪声响起曾经定过决心，所以这台出自江西拖拉机厂的机器，名字里带着红色的历史。它身段不重，阻力小，油也省，水田中走得稳当。投产那会儿，给工厂完成了五十多万的总产值，甚至请来的苏联专家也摆了个大拇指。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它上了大典，游行方阵里闪了一下，后来还有人写了歌在乡间传唱。我的外婆年轻时在南昌教书，嘴里常哼两句，说那年风大，旗子猎猎作响，“八一”从天安门前过，大家都笑。
还有一台，说起来有点野：人称“四不像”。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某一款，而是民间智慧的拼装。你能在废旧车堆里找件，前桥、后桥、变速箱，凑齐了，底盘做成四驱，再安上大马力柴油机，别看样子粗糙，干活一点不孬。跑得不快，但劲儿大，山路、田埂、河滩，都敢去。这玩意儿最大的毛病是“没身份”，无牌无证，不合规矩，可在那个什么都得先把活干了的年代，它像一个埋头苦干的伙计，让不少家庭熬过难关。如今要上路是不可能了，可你问那些老把式，他们会笑：别嫌丑，丑归丑，能干活。
很多人会把“东方红”放在第一位，不仅因为它的身世，还因为它在精神上给人的提气。那会儿，国家还很穷，一台机器成功下线，在很多人眼里不只是工具，更像一句“我们也行”的宣言。有人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农业要走出去，得靠机械化。后来事实就这么一步步应验了。几任班子，一茬又一茬工人，趴在图纸上画，钻在机床前磨，一道道工序过完，才有一辆辆车冒着热气从厂大门出去。
再回到个人。北大荒那位老宋，退休的时候，手还保留着被方向盘磨出的茧。他说最怕的不是车抛锚，是在风雪里车发动着，他得把身体贴过去听那一点异响。天津那位老许，当年在订货会挤得满头汗，把“铁牛55”押回村时，孩子们一路追着跑。上海水田边的阿宝，第一次用“丰收35”播种，回头看看那整整齐齐的秧梗，突然觉得“机械”这两个字不是冷冰冰的。永康的师傅们，身上常年闻着柴油味，晚上回家时孩子会躲到门后说“爸爸变成机器了”。南昌的姑娘会在唱歌时候笑，说那首歌的旋律里，掺着铿锵的轴承声。
当然，机器从不是全能。早年间，零件不足，工况复杂，出过小毛病，挨过骂。有人在田里看着车熄火，急得用草绳拍方向盘。可你细想，哪一样能轻轻松松走到今天？一台台车像一代代人，那些被淘汰的型号，没有谁是“失败”，好多是把路铺给后来的。
再后来，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的柜台上。有人开始嫌弃老照片里的车土、笨、慢，但我每次看到旧影像里那股子傻劲儿，都愿意多看两眼。因为你看见的不是冷冰冰的钢铁，是上面挂着红花的人，是被泥浆盖住的笑，是公路边一群孩子挥手的兴奋。
如果你也在某个午后闻见过柴油味，那些年大概就会在你脑子里冒泡。你会记起人民币上的那台车，记起田埂尽头一个人站着抹汗，记起一阵发动机的回声在村子上空盘旋。如今，我们的工厂灯火通明，机器更先进更安静了。可隔着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是想问：等到某个远处再响起一声低沉的轰鸣，我们会不会还想起，那些把命运拴在机器上的人？
来源：沉着清泉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