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上下来的人，个个脸色凝重，他们是广东省的头头脑脑，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往下，一共19位核心领导，整个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差不多都到齐了。

海丰县的“缉私总指挥”，最后自己成了走私货最大的保护人。

这事儿听起来挺拧巴，但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就这么发生了。

这个总指挥，叫王仲，是海丰的县委书记。

他的故事，得从1982年冬天，北京城里的一场特殊会议说起。

那年2月，北京的天还冻得硬邦邦的。

一架从广州飞来的专机，悄没声地降落在机场。

机上下来的人，个个脸色凝重，他们是广东省的头头脑脑，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往下，一共19位核心领导，整个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差不多都到齐了。

新中国这么多年，把一个省的领导班子几乎整个儿叫到北京来“开小会”，这是头一回。

大伙儿心里都打着鼓，知道肯定是南边出了大事，而且是天大的事。

这事儿，就是席卷了整个南粤海岸的走私狂潮。

时间往前倒几年，1978年，改革开放的口子一开，紧挨着香港、澳门的广东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深圳那边划了个圈，整个珠三角就像一块干海绵掉进了水里，一下子活泛起来了。

钱、技术、还有各种各样新奇的玩意儿，都顺着这个口子往里涌。

那时候，人们觉得好日子要来了，到处都是机会，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叫“希望”的味道。

可开窗通风，进来的不光是新鲜空气，还有苍蝇蚊子。

一股走私的邪风，贴着海岸线，从东到西，越刮越猛。

刚开始还只是小打小闹，渔民偷偷摸摸带点东西回来。

可到了1980年，这已经不是“偷偷摸摸”了，简直是明火执仗。

当时有位中央领导到广东视察，车刚停稳，就有人凑上来，压低了声音问：“同志，要‘日本货’吗？

手表，正宗的西铁城。”

这事儿把领导给惊着了，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把生意做到中央领导头上了。

问题比这严重得多。

后来，一盘内部录像带送到了北京。

那画面，让人看了心惊肉跳。

广东沿海的一些渔村，白天看着是安安静安的渔港，一到晚上，大马力摩托艇的轰鸣声能吵得人睡不着觉，当地人管这叫“大飞”。

一箱一箱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子表，跟不要钱似的从船上搬下来，就在码头上、村子里公开叫卖，那阵仗比菜市场还热闹。

这已经不是几个人的投机倒把，而是形成了链条，有人出钱，有人出船，有人在岸上接应，甚至还有人负责“摆平”关系。

上面不是没察觉。

1981年初，措辞严厉的文件就发下来了，点名广东、福建这几个沿海省份，要求下猛药，严打走私。

可这雷声大，雨点小。

缉私队前脚刚把货查了，没过两天，走私贩子就能托关系把货给“捞”出来，有时候连罚款都不用交。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要没“保护伞”撑着，他们哪来这么大胆子。

真正的炸雷，是1981年底。

中纪委的一份《信访简报》，直接摆在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桌上。

这份简报，白纸黑字，揭露了一些广东干部拿手里的权力当人情，给走私开方便之门，甚至直接收钱分赃的事实。

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看完，拿起笔批了几个字，那力道，像是要刻在纸上：“要严办一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

…

要杀几个，判刑几个，开除党籍几个，并且登报。”

这几句话，就是一道死命令。

紧接着，中央的《紧急通知》就发到了广东，措辞是“雷厉风行”。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19位广东高官被集体叫到北京，当面听取中央的决心。

一场席卷南粤的反腐风暴，已经箭在弦上。

而风暴眼，就是那个名叫王仲的县委书记。

在广东的走私地图上，海丰县是个重灾区。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特殊，海岸线又长又曲折，藏个船太容易了。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走私贩子喜欢的地方。

而王仲，作为海丰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同时还挂着一个特别响亮的头衔——海丰县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

按理说，他应该是那把最锋利的刀，结果却成了最厚的那面盾。

在他“指挥”下的海丰，走私活动根本不是收敛，而是搞成了“全民运动”。

最夸张的时候，有个公社，六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干这个，里面光党员干部就有一百多个。

走私，在当地已经不算什么丢人的事，反倒成了一种“有本事”的象征。

王仲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他掉进这个坑，是从1979年开始的。

当时，他手下一个公社的广播员想去香港“探亲”，来找他批条子。

那个年代，谁都知道去香港“探亲”是啥意思，多半是去带货的。

王仲心里跟明镜似的，当场就给拒了。

那时候的他，脑子里那根弦还绷着，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碰。

可那人是个“人精”，知道硬来不行，就琢磨着走“夫人路线”。

他打听到王仲在家里有点“怕老婆”，而且王仲的老婆孩子对港货、洋玩意儿眼馋得不行。

没过多久，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那个自行车都算大件的年代，被悄悄地送到了王仲家里。

这台电视机，就是压垮王仲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他下班回家，看到电视屏幕亮起来，妻子和儿子围着电视，脸上那种从没见过的兴奋和满足，他心里那道防线，咔嚓一下就断了。

他半推半就，嘴上说着“这怎么行”，可东西却留下了。

然后，他在那张“探亲”申请上，大笔一挥，签了字。

他当时可能没想过，他签下的不光是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那台电视机一进门，欲望的口子就再也堵不住了。

起初，王仲还只是批批条子，打个招呼，帮走私贩子行个方便，自己拿点“感谢费”。

可人的胃口是会越喂越大的。

很快，他就不满足于这种“间接”的好处了。

他开始亲自下场，把他那个“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用到了极致。

他的玩法很“高明”：利用总指挥的身份，他能第一个知道缉私队查到了什么货，货放在哪个仓库。

走私贩子的货前脚刚被没收，王仲后脚就以“处理样品”“工作需要”这些名义，买通仓库保管员，把那些查获的手表、收录机大摇大摆地“提”出来，再转手卖回给原来的走私贩子，从中赚取差价和好处费。

从“缉私”到“销赃”，他一个人就完成了闭环。

从1980年到1981年，就一年多点儿的工夫，王仲经手倒卖的赃物，单子拉出来吓人一跳：光手表就有两百多块，收录机十几台，还有电视机、电风扇等等。

总价值算下来，超过了六万块钱。

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四十块钱，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更恶劣的是，他不仅自己贪，还带着手下人一起贪。

他的司机、县委办公室主任、甚至一些公社的书记，都跟着他有样学样，把查获的走私货当成了可以随意取用的“战利品”。

整个海丰县的缉私工作，从根子上就烂掉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

中央派出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广东后，王仲的案子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1982年2月24日，也就是广东领导班子从北京开完会回来的第二天，王仲被正式逮捕。

面对审讯，他一开始还抱有幻想，后来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才彻底交代。

1983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王仲死刑。

枪声响过，一切归于沉寂。

在他曾经庇护过的走私仓库里，那些没来得及处理的电视机、收录机，静静地堆积着，成了那个疯狂年代最沉默的证物。

参考资料：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任仲夷画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1期，关于王仲、叶妈坎贪污、投机倒把案的刑事裁定书。

韩钢，《“反腐第一案”始末：海丰县委书记王仲伏法记》，《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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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希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