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德、叶剑英、张发奎、薛岳、罗卓英、陈铭枢、黄琪翔、吴奇伟、范汉杰、李振球、刘炜、陈大庆、黄镇球、谢晋元、王寿廷、李聚奎、肖华、杨成武、刘亚楼、赖传珠……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稍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漄是客家人。

朱德、叶剑英、张发奎、薛岳、罗卓英、陈铭枢、黄琪翔、吴奇伟、范汉杰、李振球、刘炜、陈大庆、黄镇球、谢晋元、王寿廷、李聚奎、肖华、杨成武、刘亚楼、赖传珠……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稍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漄是客家人。

第一章 客家人的家国情怀

客家，一个不断迁徙的民系，千百年来，从中原到岭南，从国内到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布山川大河。每一次迁徙都是一部血泪史，每一次定居都是一次重生。正是这样的历史淬炼，让“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成了客家人深入骨髓的信念。

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典型的客家人家庭。虽然地处西南，但朱家的堂屋里始终悬挂着“颍川堂”的匾额，那是他们中原祖地的记忆。朱德的母亲钟氏，一位典型的客家妇女，每天黎明即起，煮猪食、挑水、做饭，还要纺线织布。她虽不识字，却懂得许多客家谚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勤俭持家，忠厚传家”。

小时候，朱德常听母亲讲起祖先从广东韶关迁来的故事。“我们客家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本。”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对他说。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后来被朱德写进了《母亲的回忆》：“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样的家国情怀也流淌在叶剑英的血液里。广东梅县，客家人的核心聚居区，叶家祖屋的门联上写着“南阳世泽，东粤家声”。七岁那年，叶剑英在私塾里读《论语》，先生讲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时，特别强调：“我们客家人，最懂这句话的分量。”

1925年春天，叶剑英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城墙上枪林弹雨，他站在前线指挥，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副官劝他后退，他用地道的客家话说：“客家人有句话，‘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今日就是站着死的时候！”话音未落，他率先跃出战壕，士兵们紧随其后，最终攻克了这座千年古城。

北伐途中，叶剑英收到家书，母亲病重。他连夜赶回梅县，跪在母亲床前。母亲用虚弱的声音说：“阿赓，你在外做大事，阿妈不拦你。只记得一句话：做人要像我们客家的围龙屋，外圆内方。”三天后，母亲去世，叶剑英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又匆匆赶回部队。这一别，成了永诀。

第二章 钢铁洪流中的客家魂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一场绞肉机般的战役。

张发奎，这位从广东始兴走出来的客家人，担任右翼军总司令。他指挥的部队在浦东与日军血战，常常是整连整营地牺牲。有一天深夜，他巡视阵地，听见一个重伤的客家士兵在用家乡话哼唱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张发奎蹲下身，用客家话问：“你是哪里人？”

“报告总司令，兴宁人。”

“想家吗？”

士兵笑了笑：“想。但等打跑了鬼子再想。”

第二天黎明，这个士兵永远闭上了眼睛。张发奎亲自为他合上双眼，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血书：“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与此同时，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正在部署南京防务。他是广东大埔客家人，深知南京难守，但仍决心与城池共存亡。12月9日，日军发动总攻，罗卓英亲临中华门督战。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副官要他躲避，他吼道：“客家人怕死吗？我今日就死在这里！”

城破前夕，蒋介石下令撤退。罗卓英最后一个离开指挥部，他望着熊熊燃烧的南京城，跪地痛哭：“卓英无能，对不起南京百姓啊！”

第三章 血肉长城

1938年的台儿庄，成了中华民族的绞肉机。李宗仁指挥的这场战役，创造了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而在这场战役中，客籍将领们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琪翔，广东梅县人，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在台儿庄外围阻击日军增援部队。战斗最激烈时，他下令：“各师旅团长都要到第一线去，我黄琪翔也不例外！”

4月6日，黄琪翔亲临前沿阵地。日军飞机轰炸，一颗炸弹在他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指挥。参谋劝他后退，他瞪着眼睛说：“我的士兵在前面拼命，我怎么能后退？”

与此同时，在台儿庄城内，三十一师池峰城部与日军展开巷战。而负责支援的吴奇伟部，则在外围死死挡住日军板垣师团的进攻。吴奇伟是广东大埔客家人，平时温文尔雅，但战场上却像换了一个人。有一次，他见部队久攻不下，夺过卫士的冲锋枪就要往前冲，被部下死死拉住。

“总司令，你不能去！”

吴奇伟红着眼睛吼道：“我的兵在流血，我怎么能站在后面看？”

最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黄琪翔在庆功宴上喝得大醉，他举着酒杯，用客家话高声吟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满座皆静，唯有泪水无声滑落。

第四章 万家岭大捷的客家指挥官

1938年9月，万家岭。

薛岳，广东乐昌客家人，正在指挥部里来回踱步。这位被后人称为“战神”的将领，此时面临着军旅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战。他精心设计的“反八字形剪刀阵”已经布好，就等着日军106师团钻进来。

“伯陵，有把握吗？”参谋长问道。薛岳字伯陵。

薛岳停下脚步，目光如炬：“我们客家人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次，我要让106师团有来无回！”

10月7日，总攻开始。薛岳下令各师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阵地。命令传下去不久，各师纷纷回报：官兵争相报名，敢死队人数远超需要。

那天晚上，薛岳站在指挥部门口，望着万家岭方向。枪炮声、喊杀声彻夜不息。黎明时分，捷报传来：日军106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仅剩千余人突围。

“好！好！好！”薛岳连说三个“好”字，转身走进指挥部，关上门。副官透过门缝看见，这位铁血将军正跪在地上，向着南方——广东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他在告慰战死的将士，也在告慰家乡的父老。

与此同时，在万家岭战场的一角，四军九十师师长陈荣机（广东新会客家人）正在清点伤亡。他的师在这场战役中伤亡过半，团、营长阵亡多人。陈荣机走到一个牺牲的客家士兵身边，从士兵紧握的手里取出一张被血浸透的照片——是士兵年迈的母亲。

陈荣机把照片小心收好，对身边的参谋说：“记住这个士兵的名字，等打完了仗，我要亲自把照片送还他母亲。”

可是，他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四年后，陈荣机自己也战死在长沙会战的战场上。

第五章 孤岛忠魂

上海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像一座孤岛，矗立在日军的包围中。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实际只有四百余人）在这里坚守了四天四夜。

谢晋元是广东蕉岭客家人，黄埔四期毕业。战前，他给妻子写信：“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

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对岸就是英美租界。租界里的中国民众能够清楚地看见这里的战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南岸，为守军呐喊助威。

10月28日，日军发动猛攻。谢晋元亲自操持机枪射击，一昼夜打退日军十余次进攻。战士陈树生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六楼窗口跳入日军丛中，与敌同归于尽。牺牲前，他在白汗衫上写下：“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当晚，谢晋元召集官兵，用客家话对他们说：“兄弟们，我们客家人最重气节。文天祥丞相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就是我们留取丹心的时候！”

“誓与仓库共存亡！”官兵们的呐喊声在夜空中回荡。

10月30日，蒋介石下令撤退。谢晋元率部退入租界，后被软禁在“孤军营”。1941年4月24日，他被叛徒刺杀，年仅37岁。上海十万民众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数里。在他的灵柩经过时，许多老人跪地痛哭：“谢将军，你是我们中国人的脊梁啊！”

第六章 远征缅印的客家将

1942年，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这支肩负着国家希望的部队中，客籍将领再次担当重任。

罗卓英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与杜聿明一起指挥部队。出征前，蒋介石亲自为他们送行。罗卓英立下军令状：“不成功，便成仁！”

然而，由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陷入重围。杜聿明执意要从野人山回国，罗卓英则主张按照史迪威的意见退往印度。两人发生激烈争执。

“光亭（杜聿明字），野人山是绝地，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罗卓英苦口婆心地劝道。

杜聿明不为所动：“就是死，也要死在回国的路上！”

最终，罗卓英随史迪威退往印度，而杜聿明率大部穿越野人山。结果，穿越野人山的四万官兵，只有不到八千人活着走出来。

在印度兰姆伽，罗卓英协助史迪威整训部队。他每天到各营地巡视，与士兵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听见几个广东籍士兵在用客家话聊天，便走过去加入他们。

“想家吗？”罗卓英问。

士兵们立正敬礼：“报告总司令，想！”

罗卓英摆摆手：“放松点，在这里我们都是客家人。”他接着说，“我也想家。但我们要先把鬼子打跑，才能堂堂正正地回家。”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虽非客家人，但部下多客籍）指挥部队横扫缅北。在新一军中，有一位客家籍的团长李定一（广东五华人），作战异常勇猛。

在攻打于邦的战斗中，李定一团负责主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李定一亲自到前沿侦察，发现日军火力点的布置规律。当晚，他组织敢死队，亲自带队夜袭。

“兄弟们，我们客家人打仗，讲究‘谋定而后动’。”李定一对敢死队员说，“等会儿听我命令，我说冲就冲，我说停就停。”

深夜，敢死队如同鬼魅般潜入日军阵地。李定一看准时机，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举端掉日军指挥部。日军群龙无首，很快溃败。

战后清理战场，战士们发现李定一的军装被子弹打了三个洞，但他毫发无伤。士兵们都说：“团长有客家祖宗保佑。”

第七章 烽火情缘

战争让爱情变得无比珍贵，也无比脆弱。

肖华，这位年仅22岁就成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的江西兴国客家人，在烽火岁月中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春，肖华率部进驻冀鲁边。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抗日演讲，激昂的声音、有力的手势，打动了一个姑娘的心。她叫王新兰，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

会后，王新兰找到肖华：“肖司令，我想跟你学打仗。”

肖华笑了：“女孩子学什么打仗？”

“花木兰也是女孩子，不一样打仗吗？”王新兰不服气。

肖华被她的倔强打动，破例收下了这个“徒弟”。在教她军事知识的过程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然而，战争年代的爱情注定聚少离多。

有一次，肖华奉命转移，临行前对王新兰说：“等我回来。”

王新兰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双布鞋：“这是我们客家女人给心上人做的鞋，鞋底绣了‘平安’两个字。”

肖华接过鞋，发现鞋垫下面还藏着一张纸条：“君赴沙场，妾心随行。凯旋之日，即是婚期。”

这一别就是半年。期间传来消息，肖华部队遭到日军围攻，生死不明。王新兰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做了三双布鞋，发誓如果肖华牺牲，她就终身不嫁。

幸运的是，肖华突围成功。当他带着满身战尘回来时，王新兰扑进他怀里痛哭失声。

1940年元旦，他们在部队驻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是老乡家的土炕，婚宴只有一锅白菜炖粉条。肖华对王新兰说：“委屈你了，等打跑了鬼子，我一定补你一个像样的婚礼。”

王新兰摇摇头：“我们客家人不讲究这些。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这一牵手，就是一生。

第八章 铁血柔情

在人们的印象中，客家将领多是铁血硬汉。然而，在他们坚硬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柔软的心。

杨成武，福建长汀客家人，以善打硬仗著称。在黄土岭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震动了日本朝野。然而，这样一个铁血将军，却对妻子赵志珍一往情深。

1938年，杨成武与赵志珍结婚。由于战事紧张，聚少离多，他们主要通过书信联系。杨成武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妻子写信，有时是长长的情书，有时只是报平安的只言片语。

1944年，赵志珍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杨成武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接到消息后，他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要骑马回来看望妻儿。参谋长拦住他：“司令员，今天有重要作战会议。”

杨成武这才冷静下来，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珍：得知你平安生产，我心甚慰。本欲即刻回来看你，奈何军务在身......给孩子取名‘易生’如何？意为战乱中不易而生......”

这封信赵志珍珍藏了一辈子。

与杨成武一样，刘亚楼也对家人怀有深深的愧疚。他是福建武平客家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儿子刚刚出生不久。临走前，他抱着儿子亲了又亲，对妻子说：“等革命成功了，我就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二十年。1949年，刘亚楼率四野十四兵团南下，特地绕道武平回家乡寻找妻儿。然而，他见到的只有妻子的坟墓——她早在多年前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儿子流落他乡，生死不明。

在母亲的坟前，刘亚楼长跪不起：“娘，儿子不孝啊！”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他终于找到了失散二十年的儿子。见面那天，刘亚楼紧紧抱着儿子，泪如雨下：“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妈......”

第九章 最后的决战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在东北野战军（后改称第四野战军）中，客籍将领们再次大放异彩。刘亚楼任参谋长，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

战前，刘亚楼三天三夜没合眼，制定作战计划。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地图，桌子上堆满了电报。秘书劝他休息，他摇摇头：“几十万将士的生命握在我手里，我怎么能睡得着？”

锦州战役中，刘亚楼提出“关门打狗”的战略：先打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这个建议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总攻锦州前夜，刘亚楼亲临前沿阵地视察。他走进一个炮兵阵地，看见战士们正在擦炮弹。

“准备好了吗？”刘亚楼问。

一个客家籍的小战士立正回答：“报告参谋长，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明天揍那帮龟孙子！”

刘亚楼拍拍他的肩膀：“好好打，打完这一仗，我请你吃客家酿豆腐。”

第二天，总攻开始。上千门大炮齐鸣，锦州城顿时陷入火海。经过31小时激战，锦州解放，东北大门被牢牢关闭。

与此同时，在淮海战场，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在这场战役中，客家籍的团营级指挥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野一纵二师四团团长张明（广东梅县人），在碾压圩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警卫员要背他下去，他吼道：“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阵地上！”

最终，四团全歼守敌，张明却因失血过多牺牲。临终前，他留给妻子一封血书：“吾妻鉴：我死之后，你勿悲伤。务将孩儿抚养成人，教他继续革命......”

第十章 归来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将星云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在这里举行。

当毛泽东主席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时，两位革命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朱老总，辛苦了。”毛泽东说。

朱德眼中闪着泪光：“为了这一天，多少客家儿女献出了生命。”

在十大元帅中，朱德、叶剑英是客家人；十位大将中，也有多位客家人。而少将以上的客籍将领，更是数不胜数。

授衔仪式后，将领们合影留念。快门按下的那一刻，他们是否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是否想起了客家人千年的迁徙史？是否想起了母亲送别时的泪水？

晚年的叶剑英常常回忆起抗战岁月。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客家人有句老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

1980年，叶剑英回到梅县老家。他走进祖屋，在祖宗牌位前上了三炷香。然后，他来到村口的大榕树下，那里曾经是他儿时听老人讲客家先民迁徙故事的地方。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叶剑英喃喃自语，老泪纵横。

来源：英雄拒绝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