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出身汉室宗亲（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他少年得志，十二岁任辇郎，二十岁官至谏大夫。然而当时《左传》的境况却十分微妙。

在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今人读来，难免心生异样，仿佛西汉大儒刘向（字子政）与《左传》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

但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才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部经典在汉代的跌宕命运，以及一个学者家族为传承文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王充《论衡·案书篇》中的这句话，常被现代人误读。须知汉代语言与现代汉语有着巨大差异。

“玩弄”在当时指研习、玩味，是专注深入的学术研究；而“呻吟”则指诵读、吟咏，如同今人读书时的念念有词。

全句描绘的是刘向痴迷研究《左传》，连家中童仆、妻子儿女都受其影响，一起诵读经典的景象。

这一误解恰恰折射出《左传》在汉代的特殊地位——它曾长期被官方排斥，在民间隐秘流传，其命运与刘向家族紧密相连。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出身汉室宗亲（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他少年得志，十二岁任辇郎，二十岁官至谏大夫。然而当时《左传》的境况却十分微妙。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与《穀梁传》立为官学，而《左传》因属古文经，未得官方认可。在石渠阁会议中，儒家各派激烈辩论，《左传》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刘向早年师从《穀梁传》大家蔡千秋，对《穀梁传》造诣极深。汉宣帝时，他参与石渠阁会议，辩论五经异同，此时他的立场还是站在《穀梁传》一方。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捕下狱。

出狱后，刘向被剥夺官职，闲置十余年。正是在这段政治失意的时期，他接触到了《左传》。这部记载着丰富史实、充满智慧判断的史书，深深吸引了他。

《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他对《左传》的研究，堪称痴迷。

作为中国目录学奠基人，刘向负责校阅宫廷藏书。他利用职务之便，系统比较《左传》与《穀梁传》、《公羊传》的异同。在《别录》中，他详细记录了《左传》的传承谱系、文本特点，为后世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在《说苑》、《新序》等著作中，刘向大量引用《左传》史料与观点。据统计，《说苑》引《左传》达百余处，他巧妙地将《左传》内容融入当代政治寓言，使这部“禁书”的思想得以传播。

刘向著《洪范五行传论》，借《左传》中的灾异记载，抨击外戚专权。他汇集《左传》中关于地震、日食等自然现象与政治关系的记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灾异理论体系，直接向汉成帝发出警示。

刘向还发现《左传》在史实记载上远比《公羊》、《穀梁》详实。他通过对比《左传》与《史记》的记载，纠正了许多历史错误，这种方法在当时极为超前。

王充记载的“童仆妻子皆呻吟之”，生动描绘了刘向家中人人诵读《左传》的景象。这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他的小儿子刘歆。

在父亲的熏陶下，刘歆自幼接触《左传》，展现出非凡天赋。《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幼而通敏，年十二，已能诵《诗》、《书》。”他不仅背诵，更能理解《左传》微言大义。

刘向的家学传承不止于儿子。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中记载，刘向的妻子也熟知《左传》，能参与讨论。在家中仆从中，也有不少人因长期耳濡目染，能够诵读《左传》中的名篇。这在整个汉代学术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景象。

刘向晚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汉成帝时，社会危机加深，《公羊》《穀梁》两家的空疏理论难以应对现实问题，详于史实、长于分析的《左传》逐渐受到重视。

刘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公开推崇《左传》。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激烈批评当代儒生“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力主《左传》价值。

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临终前，他将《左传》研究托付给刘歆。刘歆没有辜负父亲期望，他写出《左传》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春秋左氏传章句》和《春秋左氏传条例》。

在这些著作中，刘歆系统阐发《左传》义理，证明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蕴含着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他明确指出：《左传》并非如反对者所言“不传《春秋》”，而是“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

公元元年，王莽执政，刘歆被任命为中垒校尉，成为学术领袖。凭借这一地位，他大力推动《左传》立于学官。经过激烈辩论，《左传》与《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一同被立为官学，史称“古文经学崛起”。

刘歆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公元5年，他提议为《左传》等古籍设立博士，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强烈反对。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胁，大司空师丹怒斥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在这场经学斗争中，刘歆被迫离开京城，外放为地方官。直到王莽建立新朝，他才重返中央，《左传》也随之彻底翻身，成为官方学术的一部分。

东汉以后，《左传》地位不断上升。贾逵、服虔、郑玄等大儒纷纷为其作注。到汉末，《左传》已超越《公羊》《穀梁》，成为《春秋》学的绝对主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向家族对《左传》的传承并未随着刘歆的悲剧结局而终止。东汉时期，刘歆的后人继续传播《左传》，陈元、郑众、贾逵等《左传》大家均受到刘歆学说的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刘向家族对《左传》传承的决定性贡献：

刘向开创了系统的《左传》研究，在校勘、义理、应用各方面奠定基础；刘歆继承父业，完成理论体系构建，并成功推动《左传》成为官学；刘向全家乃至童仆都参与《左传》诵读，形成独特的家学传统。

如果没有刘向家族三代人的努力，《左传》很可能如许多古文经典一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正是他们的坚守，使这部伟大典籍得以传承，成为中国史学与经学的重要支柱。

当我们再读王充“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这句话时，眼前浮现的不再是猥亵的画面，而是一幅感人至深的文化传承图景：一位失意而不失志的学者，在政治寒冬中，带领全家老小，孜孜不倦地研读、传承一部濒临失传的经典。

这种对文化的坚守，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断绝的奥秘所在。在看似平淡的“玩弄”与“呻吟”声中，文明的薪火悄然传递，历经百年孤独，终成燎原之势。

来源：巴州刺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