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张建国，今年六十二，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老伴走了三年，房子就空了，心也跟着空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偌大的两居室里，只有我和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数着日子过。一个人吃饭，对着电视，菜是凉的，心也是凉的。我扛不住了，这孤独像水，慢慢没
我叫张建国，今年六十二，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老伴走了三年，房子就空了，心也跟着空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偌大的两居室里，只有我和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数着日子过。一个人吃饭，对着电视，菜是凉的，心也是凉的。我扛不住了，这孤独像水，慢慢没过我的脖子，再不扑腾两下，就真要淹死了。
我揣着这心思，走进了县城里最热闹的那个公园相亲角。王大姐是这里的“金牌红娘”，见我来了，热情地拉着我坐下。一圈老头老太太围着，交换着彼此的条件，像在菜市场挑拣萝卜白菜。我听着他们说要有退休金，要有房，要身体健康，心里一阵发怵。我这点条件，扔人堆里根本不起眼。
我一咬牙，把憋了几天的话说了出来：“王大姐，你帮我放个话。我找老伴，不图对方多漂亮，也不图她有多少钱。我愿意每个月，从我的积蓄里拿出五千块钱，给她当零花。就一个要求，满足我三个条件就行。”
这话一出，整个相亲角都静了。五千块，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比很多年轻人的工资都高。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惊讶，有怀疑，更多的是看热闹的鄙夷。仿佛我不是在找老伴，而是在进行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
我儿子张伟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声音又急又气：“爸！你疯了？一个月五千！你那点养老钱是准备这么糟蹋的？人家图你什么，不就图你的钱吗？你这是找老伴还是请保姆啊？不，保姆都没这么贵的！”
我捏着手机，手心直冒汗。我嘴笨，跟儿子解释不清。我只是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给人家什么呢？无非就是这点傍身的钱。我想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诚意。可到了儿子嘴里，就成了愚蠢和糟蹋。
“爸，你听我的，这事儿赶紧停了，多丢人啊！你要是实在闷得慌，我给你报个老年大学，或者给你买只猫养养。”
“我不要猫，我就要个人。”我固执地回了一句，就把电话挂了。听着手机里的忙音，我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儿子不理解我，他觉得我在胡闹。可他不知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无数个深夜里醒来，对着空荡荡的枕头说话的那种滋味。
王大姐的效率很高。不出三天，就给我安排了第一个见面对象。约在公园门口的茶馆里，对方姓刘，五十出头，打扮得比我还精神，口红抹得鲜亮。她开门见山，直接问：“张大哥，你那五千块钱，是真的吧？还有那三个条件，说来听听，要是不过分，我立马就能搬过去。”
我看着她那双精明的眼睛，心里凉了半截。我定了定神，慢慢说：“第一个条件，我家阳台上有盆兰花，是我老伴生前最喜欢的，得用心帮我养着，不能让它死了。”
她噗嗤一声笑了：“嗨，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不就一盆花吗？简单，我保证给它伺候得好好的。”
我没接话，继续说：“第二个条件，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得陪我一起看。安安静静地看，不能玩手机，不能干别的。”
她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行啊，这有什么难的。反正我也没什么事，陪你看看电视，就当解闷了。”
“第三个，”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最难的那个，“我儿子一家周末偶尔会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你不能嫌烦，得笑着给他们做顿饭。特别是那道红烧肉，得按我老伴以前的做法来，我会教你。”
刘大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算计：“张大哥，你这哪是找老伴啊，你这是找个替身加保姆啊。又要照顾你的花，又要陪你看电视，还要伺候你儿子一家。五千块钱，干这么多活儿，可有点不划算啊。”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我没再说话，默默地把茶钱付了，起身就走。原来在别人眼里，我的三个条件，就是三件活儿。她们只看到了活儿，却看不到活。。。后面那颗孤独的心。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又见了三四个。有的一听要做饭伺候儿子一家，头摇得像拨浪鼓；有的对养花没兴趣，说直接买盆新的不就行了；还有一个更直接，说五千块钱可以，但家务活她不动手，她只负责陪我“说说话”。
我彻底失望了。王大姐也劝我：“老张，要不你把条件改改？现在的人都现实，你提的这些，太虚了，人家抓不住。”
我摇摇头，这是我的底线，不能改。那盆兰花，是我和老伴结婚三十年的纪念，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它。那半小时的新闻，是我们俩雷打不动的习惯，她总会靠在我肩膀上，跟我讨论几句国家大事。那道红烧肉，是儿子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我不是在找一个替代品，我是想找一个能理解我、尊重我过去的人，和我一起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王大姐又打来电话，说还有最后一个，让我无论如何去见见。她说：“这人叫文芳，以前是小学的语文老师，退休了。人很文静，听说你这事儿，没说别的，就说想跟你聊聊。”
我本不抱希望，但还是去了。见面的地方还是那个茶馆。文芳比我小几岁，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她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急切，只是安静地给我续了杯茶，微笑着说：“张大哥，你的事我听说了。能跟我说说，你那三个条件吗？”
她的声音很温和，像春天的风。我鬼使神差地，把心里的话都掏了出来。我说起那盆兰花，说起老伴是怎么一点点把它从一株病怏怏的苗养到如今的满盆翠绿。我说起新闻联播，说起我们俩以前总是一边看一边拌嘴，她嫌我看得太投入，我嫌她总问些傻问题。我说起那道红烧肉，说起儿子小时候每次考得好，老伴就奖励他一顿红烧肉，那肉香飘满了整个楼道。
我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这些压在心底的话，我连对儿子都没说过。他太忙了，我不想拿这些陈年旧事去烦他。
文芳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她才轻轻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了。你不是在找一个伺候你的人，你是在找一个能跟你一起守着这些回忆的人。”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么久了，她是第一个懂我的人。
她接着说：“张大哥，你那五千块钱，我不能要。我也有退休金，够花了。你要是觉得我合适，我们可以先像朋友一样处处。你的那三个条件，我愿意试试。”
我们开始像朋友一样来往。她会来我家，帮我给兰花浇水、松土，手法比我还专业。她说她以前也喜欢养些花花草草。我们一起看新闻，她不像我老伴那样靠着我，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会侧过头来，跟我交流两句，眼神里带着笑意。
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听说我跟文芳在来往。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警惕：“爸，我打听过了，那个文老师也有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赔了钱，欠了一屁股债。你可当心点，别是人家母子俩合起伙来骗你的钱！”
我的心一沉。这件事，文芳从来没跟我提过。我问她，她沉默了很久，才点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但这是我儿子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绝不会连累你。”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五味杂陈。一边是儿子的担忧，一边是文芳的真诚。我不知道该相信谁。那几天，我心里乱糟糟的，对文芳也冷淡了下来。她似乎察觉到了，来我家的次数也少了。
房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那盆兰花，叶子尖有点发黄。电视里的新闻，也变得索然无味。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习惯了文芳的存在。习惯了她温和的笑容，习惯了她给我添茶的动作，习惯了我们俩一起讨论新闻的声音。
周末，儿子一家突然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爸，我今天就要见见那个文阿姨，我得当面问问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拗不过他，只好给文芳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我过去。”
一个小时后，文芳提着一个保温桶来了。她没看我儿子，而是对我笑了笑，说：“张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着，你不是说你老伴做的红烧肉好吃吗？我琢磨了几天，试着做了做，你尝尝，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她把保温桶打开，一股浓郁的肉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那味道，跟我记忆深处的一模一样。我儿子张伟也愣住了，他从小就吃我老伴做的这道菜，这味道他比谁都熟。
文芳把红烧肉盛出来，又从自己带来的袋子里拿出几样小菜，摆在桌上，然后对张伟说：“我知道你不放心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要你爸一分钱。我之所以愿意答应他的条件，是因为我懂他。我老伴也走了五年了，我也知道那种日子有多难熬。”
她顿了顿，看着我说：“张大哥养着的那盆兰花，不是花，是念想。他要看的不是新闻，是陪伴。他想让我做的也不是那道红烧肉，而是想让这个家，能有点人情味儿，让你们回来的时候，能感觉到温暖。”
“至于我儿子的事，”文芳的眼圈红了，“那是我的责任，我自己的房子卖了，也够还上一大半了。我不会拖累任何人。我只是……也想给自己找个伴，一个能说说话，能懂我的人。”
整个客厅里，鸦雀无声。我儿子张伟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看看桌上的红烧肉，又看看文芳，再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中带甜。是我老伴的味道，但又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我细细品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知道多的是什么了，是理解。
那天，我儿子什么都没再说。吃完饭，他默默地帮着收拾了碗筷。临走前，他走到文芳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叫了一声：“文阿姨。”
后来，文芳把她的小房子卖了，帮儿子还了债，然后搬到了我家。那五千块钱，我坚持要给，她坚决不要。最后我们商量好，这笔钱存起来，当成我们俩共同的旅游基金，等天气好了，就一起出去走走。
日子又回到了平静。阳台上的兰花，在文芳的照料下，开出了淡雅的花朵。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俩会一起看，一起讨论。周末儿子一家回来，文芳就笑着在厨房里忙碌，那道红烧肉的香气，成了我们家最温暖的味道。
我常常在想，我当初那个看似荒唐的“交易”，其实是我用自己最笨拙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出的一声求救。我求的不是一个保姆，也不是一个替身，我求的是一束能照进我晚年生活的光。
很幸运，我找到了。文芳就是那束光。她让我明白，真正的陪伴，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两颗孤独的心，愿意为了彼此，去守护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回忆，并肩走向未知的明天。这比任何物质的承诺，都来得更加珍贵和温暖。
来源：那是光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