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教授拼命将妻子喂肥，2年后妻子幸福死去，丈夫竟笑了！

摘要：那不是一个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笑，而是一个极其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仿佛完成了一项此生最重要的课题。周围的抽泣声瞬间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像无数根淬了冰的钢针，齐刷刷地扎在我身上。我的岳父，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气得浑身发抖

在妻子林晚的葬礼上，我笑了。

那不是一个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笑，而是一个极其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仿佛完成了一项此生最重要的课题。周围的抽泣声瞬间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像无数根淬了冰的钢针，齐刷刷地扎在我身上。我的岳父，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嘴唇哆嗦着却骂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岳母则直接哭昏了过去。

他们眼中的我，是一个怪物，一个魔鬼。一个在两年时间里，把原本只有九十斤、身姿窈窕的妻子，硬生生喂到一百八十斤，最终眼睁睁看着她“幸福”死去的冷血丈夫。在他们看来，我就是那个亲手将她推向深渊的凶手。

我没有辩解。因为我的笑，是只属于我和林晚的秘密。这个秘密，沉重得像重庆的夏天，潮湿、闷热，压得人喘不过气，但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下，隐藏着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救赎。

我叫陈望，是重庆一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我和林晚是大学同学，她是我见过最灵动的女子。她喜欢穿着棉布长裙，在黄桷树下读诗，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我们从校园恋情走到婚姻殿堂，生活平淡却充满了细碎的幸福。我做我的学术研究，她在一所中学教美术，我们把家安在学校分的旧公寓里，窗外就是嘉陵江，日日夜夜能听到江水流淌和轮船的汽笛声。

变故发生在两年前的秋天。林晚开始莫名地消瘦，起初我们都没在意，以为是她工作太累，胃口不好。可渐渐地，她连画笔都快握不住了，曾经能一口气爬上南山看夜景的她，从客厅走到卧室都会气喘吁吁。我带她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等结果的那几天，我心里像压了块巨石。

诊断书下来那天，我记得格外清楚。医生是个很温和的中年男人，他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用一种极其委婉但又冰冷的语气告诉我，林晚得的是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俗称“渐冻症”。这个病，会让她全身的肌肉一点点萎缩，从四肢到躯干，最后是呼吸肌。她会逐渐失去行动、说话、吞咽的能力，但意识却始终清醒。她会像一个被禁锢在自己身体里的囚徒，清醒地感受着生命一点点流逝。

医生说，这个病目前没有治愈的方法，平均存活期是三到五年，而且最后阶段会非常痛苦，因为无法吞咽，只能靠鼻饲管维持生命，整个人会瘦到皮包骨头，毫无尊严。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感觉手里的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走出办公室，我看到林晚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安静地看着窗外。她见我出来，对我笑了笑，那笑容依然明媚，却让我心如刀绞。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抱着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她单薄的骨骼硌着我。我无法想象，这个鲜活的、热爱生命的女人，将要如何面对那样残酷的结局。深夜，我听到她压抑的哭声，身体在我怀里微微颤抖。我把她抱得更紧，说：“别怕，有我呢。”

可我自己都在怕，怕得浑身发冷。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教授，我分析过无数社会现象和人性困境，可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所有的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跑遍了重庆和北京的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一样。林晚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体重从九十斤掉到了八十斤。她开始拿不稳筷子，吃饭时饭菜会洒得到处都是。每次看着她努力地想把一小块豆腐夹进嘴里，却因为手抖而掉落时，她眼里的那种绝望和羞愧，都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我的心脏。

一天晚上，她把一碗汤全洒在了身上，她愣在那里，然后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那是她确诊以来，第一次在我面前情绪崩溃。她哭着说：“陈望，我不想这样……我不想最后变成一具骷髅，插满管子，像个怪物一样死掉……我宁愿现在就……”

我冲过去捂住她的嘴，眼泪也决了堤。我抱着她，任由她的泪水打湿我的肩膀。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让她那样痛苦，那样没有尊严地离开。

冷静下来后，我看着她因为消瘦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萌生。我说：“晚晚，我们跟这个病对着干，好不好？”

她不解地看着我。

我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医生说，这个病会让你肌肉萎缩，会让你瘦得不成人形。那我们就反过来，我们拼命吃，我们要长胖。我们不让它把我们打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我们最后的样子。”

林晚愣住了，她大概觉得我疯了。

我继续说：“你不是最喜欢吃吗？火锅、串串、毛血旺、烧烤、甜品……以前你总怕胖，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顾虑了。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是吃，吃所有你想吃的东西。我要把你喂得白白胖胖，让那些萎缩的肌肉，被厚厚的脂肪包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疼，身体也能储存更多的能量。我们不求活多久，我们只求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是充满烟火气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晚晚，请你把最后的生命交给我来安排。我保证，不会让你插着管子，不会让你瘦骨嶙峋地离开。我会让你在最喜欢的味道里，安详地、有尊严地走。你愿意相信我吗？”

林晚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眼神里不再是绝望，而是一种复杂的光芒，有震惊，有疑惑，也有一丝微弱的希望。最终，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增肥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这听起来像一个荒诞的笑话，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场庄严的仪式，一场向死而生的抗争。我辞去了学校的课程，只保留了一些研究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林晚的生活中。

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早上是加了黄油和芝士的吐司，配上浓浓的牛奶麦片；中午是她最爱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米饭里拌上肉汁；晚上，我们甚至会在家里支起小火锅，毛肚、鸭肠、黄喉，在翻滚的红油里涮着，满屋子都是辛辣又温暖的香气。

起初，因为吞咽功能开始退化，她吃得很辛苦。常常吃一口要休息很久，有时候还会呛到。我便把所有的食物都用料理机打成糊状，一勺一勺地喂她。我像一个饲养员，而她是我的珍宝。我只有一个目标：让她长肉，让她储存能量。

邻居们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们看到我每天提着大包小包高热量的食物回家，看到林晚像气球一样迅速地胖起来，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解。他们大概在想，这个大学教授是不是心理变态，竟然这样折磨自己的病妻。

岳父岳母更是无法理解。他们来看林晚，看到她臃肿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岳母拉着我的手，哭着求我：“阿望，别再这样喂她了，你看她都胖成什么样了，这对她的病不好啊！”

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不能告诉他们，林晚的病是绝症，我们这样做，只是想用一种看似荒谬的方式，来换取她最后生命的质量和尊严。我只能沉默地承受着所有的误解和指责。

林晚的体重，从八十斤，慢慢回到九十斤，然后突破了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一百五十斤……她整个人都变得圆润起来，脸上有了肉，胳膊和腿也变得粗壮。虽然她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差，从一开始的拄拐，到后来的轮椅，但她的精神状态却出奇地好。

因为有了脂肪的保护，肌肉萎缩带来的疼痛感减轻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每天沉浸在食物的香气和味道里，让她暂时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聊天的内容，不再是病情和未来，而是明天吃什么，后天去哪家老店打包一份她念叨了很久的糯米藕。

我推着轮椅上的她，穿梭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我们去了解放碑，去洪崖洞，去磁器口。她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或者一碗酸辣粉，吃得满嘴是油，笑得像个孩子。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看着这个胖得有些夸张的女人和她身边那个清瘦的男人，但我毫不在意。在他们的目光里，我们或许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但在我眼里，那是我的整个世界。

我记得有一个傍晚，我们坐在江边，看着夕阳把江面染成金色。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陈望，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很幸福。以前，我总担心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瘦，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现在我才明白，能自由自在地吃东西，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谢谢你，让我以一个‘胖子’的身份，重新活了一次。”

我握着她肉乎乎的手，心里又酸又暖。这场以“增肥”为名的告别，竟然真的让她感到了幸福。

第二年冬天，林晚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说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只能用眼神和我交流。医生建议我们住院，上呼吸机，插鼻饲管。我拒绝了。

我把她带回家，把床安在能看到江景的窗边。我知道，最后的时刻要来了。我没有再强迫她进食，只是每天用棉签蘸着鸡汤或者果汁，湿润她的嘴唇，让她能感受到一丝味道。

我二十四小时守在她身边，给她读她喜欢的诗，放她喜欢的音乐，跟她讲我们从前的事情。她的意识一直很清醒，她会用尽全力眨眨眼睛，回应我。

她离开的那天，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洋洋地照在她身上。她已经好几天没法睁开眼睛了，但那天上午，她奇迹般地睁开了眼。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痛苦，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眷恋和一丝解脱。

她用微弱的气息，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几个字：“我……饱了……很……幸福……”

然后，她在我怀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我抱着她渐渐冰冷的身体，没有哭。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她的脸庞是圆润的，安详的，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她不像一个被病魔折磨至死的病人，更像一个吃饱喝足后心满意足睡去的孩子。

我成功了。我兑现了我的承诺。我没有让她在饥饿、痛苦和毫无尊严中离开。我用两年时间，用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为她构筑了一道对抗绝望的堡垒。我们输给了病魔，但我们赢得了这场关于爱与尊严的战争。

所以在葬礼上，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中时，我看着她的遗像，想起了她靠在我肩上说“我很幸福”的样子，想起了她最后满足的表情，我忍不住笑了。

那是一个丈夫，在送别他此生挚爱时，发自内心的欣慰。我为她骄傲，她那么勇敢，陪我完成了这个疯狂的计划。我也为自己骄傲，我用我全部的力气，守护了她最后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