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那句结束语往回看，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先说大环境：连年战乱、地方不听中央话、钱粮断了，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都出问题了。关中一带那几年像被犁过似的，庄稼荒了，城里人家不是跑路就是饿殍遍野。地方官有的逃跑，有的被抓杀，基层治理瘫痪，老百姓只好抱

唐朝在907年被朱温一锤定音地终结了，皇帝被废，旧朝名存实亡。

从那句结束语往回看，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先说大环境：连年战乱、地方不听中央话、钱粮断了，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都出问题了。关中一带那几年像被犁过似的，庄稼荒了，城里人家不是跑路就是饿殍遍野。地方官有的逃跑，有的被抓杀，基层治理瘫痪，老百姓只好抱着家当东躲西藏。

放到更长的时间线看，问题根子在土地和税收这两样东西上。开国时那套均田制、租庸调，的确把人和地的关系捋得还算清楚，农民有地种，国家能叫人去当兵、能按人口征税。但慢慢地，人口上来了，可是能分的公田没有增加，富豪、官僚、寺院手里有权又有钱，地慢慢被集中起来。到开元年间好景不再，大片田地被一户人家收了去，邻里的小农日子越过越紧，很多人不得不把地卖了，或者变成佃户，地权关系一变，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也被削弱了。

那时候市场一活，土地买卖就更频繁了。富人用钱、用权把地买来，或者以权压人把地揽到手里。还有因为欠债、抢夺、以官势占地、寺庙长期占有土地等各种方式，农民失去生计。失了地的人有的成了佃农，按年交地租；更多的成了流民，要么上街讨饭、要么参军、要么投靠土匪或起义军。黄巢那次起义里，主力就不是读书人和正规军，而是这些没地、没饭的佃农和流民。你想想，一大群人连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顾得上忠君爱国，这种局面很快就转化成了武装的爆发力。

财政上的调整也没能把局面扭转。原来靠人口和土地征税的办法被打乱后，朝廷在八世纪晚期试着改了征税办法，按资财征两税，短期里缓了口袋，可是长远问题没解决。有钱有势的人自有办法把财产藏起来避税，穷人的那点地反而被掏空，结果就是贫者更穷、强者更强，土地越集中，国家的可征税基数越小。

再说军政上的变化。安史之乱后，中央为了保住局面，把地方的军权和税权交给了节度使。起初这是权宜之计，可久而久之，这些节度使越做越像地方诸侯：掌兵、收税、盖宅第，有的还能父传子，几块地、一支军，就能撑起一个小朝廷。河朔、淮南这些重镇，一旦成了几大家族的势力范围，朝廷再怎么喊话也不顶用。地方有了钱又有兵，就会自成体系，不再把中央当回事。

把这些因素合起来看，土地兼并的方式不少：买卖、抵债、强占、官权占地、寺庙长期保有田产等，都是常见的手段。被逼得卖地的人，往往不是一句两句的事，可能是连年歉收、再加上被借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不得不把祖传的几亩地换成一袋银子。一个个小农被赶出土地，城市里就多了流民，乡村劳动力也跟着散了。税收空缺的时候，地方富人常常把应交的钱截留，自己先扩大实力，最后形成一种地方性的经济闭环，养活了一批掌握实权的人。

把这些线索串一起，看起来就是一条路：人口多、分地少是背景；有权有钱的人把地据为己有是过程；结果就是地没了、兵没了、税没了，国家的根基被掏空。黄巢的队伍就是在这种土壤里长起来的。他们一开始也许只是为了一口饭，可很快能打能杀的人多了，城防线被突破，粮仓被掠夺，城市沦陷，那种社会秩序的崩溃就像一阵风，把原本还能撑住的东西一吹散。

在这样的乱局里，像朱温这样既掌握兵权又懂得借势的人，自然有机会上位。地方上那些本来靠军队和钱自保的将领，眼见中央软弱，有的就干脆把势力往前推。到了907年，朱温走到最后一步，废掉了唐朝最后的皇帝，自个儿登基，国号改为梁。这一锤定音，看起来是个人的功绩，但实际上是多年社会结构性问题一步步累积的结果。

来源：奇幻蛋糕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