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走的那天，香港刚好降温，TVB大楼门口的保安换了班，没人注意到那个常来喝茶的‘欢喜哥’再也不会推门了。

“他走的那天，香港刚好降温，TVB大楼门口的保安换了班，没人注意到那个常来喝茶的‘欢喜哥’再也不会推门了。

”

朋友圈刷到这条，才猛地想起，许绍雄已经离开整整一年。

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离世，没有凌晨的突发新闻，也没有满屏蜡烛，他只是像老港片里的配角一样，悄悄谢幕，连字幕都打得低调。

可越安静，越让人后知后觉地疼——原来我们早就习惯了他在那里，像茶餐厅里那杯冻柠茶，不抢戏，却永远有滋味。

很多人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十月那条短视频。

镜头里他穿淡粉衬衫，背景是自家阳台，笑眯眯地说“做人最紧要开心”。

脸色红润，声音洪亮，评论区一水儿“欢喜哥中气十足”。

没人知道，那时他肝脏里的肿瘤已经长到三厘米，瑞士回来的止痛贴还藏在衬衫袖口下。

他不说，观众就不问，这是老派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默契：你负责演，我负责信。

直到《明报》挖出医疗记录，大家才拼凑出他最后五年的“副业”——抗癌。2018年确诊，先做介入，再上PD-1，副作用烧得他夜里睡不着，他就爬起来背台词，把《廉政狙击》的口白录成语音备忘录，一条一条听。

医生劝他休息，他摆手：“配角也有配角的档期，不能拖剧组。

”后来肝腹水，裤子大了一码，他干脆把皮带多打两个洞，继续回厂配音。

工作人员回忆，他坐在录音棚角落，膝盖上铺一条毛巾，疼了就攥毛巾，录完一句对大家笑一下，好像刚才只是被蚊子叮。

这种“不麻烦别人”的体面，贯穿到最后一刻。

养和医院的护士说，他走前三天，自己把指甲剪干净，头发梳成三七分，还叮嘱女儿记得给探班的记者准备咖啡。

女儿许惠菁红着眼照做，转头在走廊哭到蹲不下去。

她后来把父亲的手稿捐给浸大，几万页笔记，每一本扉页都写着同一行字：“小小角色，大大世界。

”——这是许绍雄1974年写在训练班毕业册上的话，他记了一辈子。

观众真正意识到“这个人不会再回来了”，是佘诗曼在纪念特辑里放出一段偷拍：后台化妆间，他叼着牙刷对镜练台词，突然回头冲镜头做鬼脸，喊“阿佘，下次给我加点戏啊”。

画面停在他眼角的褶子里，弹幕瞬间淹没屏幕，全是“原来他真的走了”。

那一刻，大家才懂，所谓“黄金配角”，不是戏份少，而是他把每一秒都熬成糖，让观众以为生活本来就这么甜。

身后事也透着老派。

没有豪门争产，没有狗血八卦，信托文件写得比剧本还利落：香港两套房子留给妻女，新加坡账户捐给癌症基金，影视版权收益成立奖学金，专门资助“长得不帅、台词不多、但肯蹲后台记笔记”的年轻人。

警方后来破了造谣案，三个00后用合成微信截图骗流量，被判社会服务令。

记者问他女儿要不要追究，她摇头：“爸爸说过，笑一笑，省回律师费。

”

行业也没大张旗鼓，只是默默把“最佳配角”改了名。

今年金像奖手册里，那一行小字“许绍雄最佳配角奖”印在最后，不细看根本找不到。

颁奖嘉宾是林雪，他上台没说话，先冲台下鞠了一躬，把奖杯举过头顶，像替老伙计敬全场。

那一刻，台下坐着的老剧务、老茶水、老武指，全红了眼——他们懂，这个奖不是给明星，是给那些“演到观众记不住本名”的人。

更低调的纪念发生在茶餐厅。

旺角一家老铺把冻柠茶改名“欢喜哥”，加单率暴涨，老板把多赚的钱每月打给癌症基金。

没人宣传，只是菜单上多了一行小字：少甜，多冰，像他一样。

食客点单时顺口念出来，就算打过招呼。

有时候回味，会觉得他像香港本身——繁华背面的小人物，吵吵闹闹里守住分寸，再大的风浪，也就一句“做人最紧要开心”。

后来的人未必记得他全名，但一定记得那个笑着掏枪、笑着坐牢、笑着退场的胖子，记得那句“Sir，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但跑龙套的也有跑龙套的专业”。

现在重看他的旧片，会发现一个秘密：无论多爆笑的场面，他眼神永远留一点悲悯，像提前告诉观众，别笑太疯，人生底下是苦的。

只是他不说破，用笑点垫着，让人先尝到甜，再慢慢回甘。

这大概就是老派演员留给城市最后的温柔——把苦难嚼碎，吐出一颗糖，然后摆摆手，转身走进人海，不再回头。

所以，当今年六月新加坡影展放完《暗战》片尾，字幕滚到“许绍雄 饰 黄启法”，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鼓掌，持续三分半钟。

没有明星到场，没有煽情致辞，只是大家忽然明白：有些角色永远不会杀青，因为他们早就住进观众的日子，像茶餐厅的油渍，像庙街的霓虹，像香港人骨子里的乐观——笑着叹气，叹完继续开工。

那一刻，银幕上的他正被刘青云用枪指着头，仍嬉皮笑脸：“阿Sir，给个机会。

”观众席有人小声接话：“给了，给了，一直给。

”声音淹没在片尾曲里，像一场迟到的对白，终于补完。

来源：凡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