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合成生物学家凯特·阿达玛拉正在进行一项可能改变世界的实验。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合成生物学家凯特·阿达玛拉正在进行一项可能改变世界的实验。

2019年，她和三位同事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400万美元的资助，致力于探索制造“镜像细胞”的可能性。

这种细胞的所有生物分子结构都与正常细胞相反，就像物体的镜中影像，与原型相似却永不能重合。

起初，这项研究看似前途光明。

镜像细胞有望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并为开发抗击感染和超级细菌的全新治疗方案开辟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达玛拉和团队开始陷入疑虑。

他们创造的东西，是否会逃脱实验室的控制，在人体或自然环境中无限扩散？

这种新型生命形式可能完全逃避人类免疫系统的识别，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要理解镜像生命的革命性与危险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自然界一个神奇的特性，手性。

在分子级别的微观世界，许多生物分子存在着“左手性”和“右手性”两种形式，它们像人的左右手一样，互为镜像对称却无法完全重合。

这一现象最早由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848年发现。

自然界展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地球上的所有已知生命都是“同手性”的。

除了甘氨酸不具有手性外，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几乎都是左旋的，而构成DNA和RNA的核糖则全是右旋的。

大自然为何做出这种选择？

数十亿年前，生命最初诞生时为何专一地选择了左手氨基酸和右手糖？

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数十年，至今仍无定论。

手性对生物分子的功能影响巨大。

香芹酮分子的左右手性决定了它闻起来像绿薄荷还是藏茴香。

实验室合成的左旋和右旋葡萄糖，味道相同，但只有右旋葡萄糖能被人体代谢供能，因为我们身体里的酶只能处理右旋糖。

在医药领域，手性更是关乎生命的安危。世界上使用的药物总数约为1900种，手性药物占50%以上。

著名的沙利度胺（俗称“反应停”）悲剧就是手性分子的残酷警示。

其右旋化合物具有抑制妊娠反应的作用，而左旋化合物却会导致胎儿畸形。

当时的科学界缺乏检测手段，无法区分其手性，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海豹畸形儿”出生。

随着合成生物学的突飞猛进，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研究单一的手性分子，他们开始追求一个更大胆的目标，创造完整的镜像生命。

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2022年，研究人员成功化学合成了一种约100千道尔顿的镜像T7 RNA聚合酶。

这种酶能够高效、准确地转录全长长达2900个碱基的镜像5S、16S和23S核糖体RNA，这些RNA构成了镜像核糖体的结构。

镜像生命研究的支持者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应用前景。

利用镜像分子特性，科学家可以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超级药物”。

我们平时吃的药，之所以会失效、被代谢，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各种酶和免疫细胞能够识别并处理这些“外来分子”。

但镜像分子造出来的药则完全不同。

我们体内的“警察”（酶和免疫系统）面对它会彻底“脸盲”。

它们无法识别、无法分解、无法清除。

美国FDA已经批准过一款治疗慢性肾病的镜像药物。

科学家甚至设想，未来可以制造出“镜像细菌”，让它们成为微型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超级药物。

还有一些科学家则希望通过镜像生命研究，解答生命起源的根本问题：宇宙为何选择了“左手氨基酸”这条路？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与我们相反的镜像生命世界？

科学的前行总是伴随着风险的阴影，当凯特·阿达玛拉与非领域专家交流后，她开始意识到镜像细胞研究可能隐藏着灾难性的威胁。

生物安全、免疫学和生态学专家提出警告：镜像细胞可能让人类免疫系统“视而不见”。

如果释放到环境中，可能逃避自然生物控制，成为危险的病原体。

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现有的所有抗生素，都是针对正常“手性”的细菌设计的。

面对一个完全镜像的敌人，它们会瞬间沦为一堆无用的化学粉末。

2024年12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38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深入探讨了研究和创造“镜像生命”微生物可能对地球生命构成的“前所未有的风险”。

这些科学精英们来自九个不同国家，包括上世纪90年代领导私人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美国科学家Craig Venter、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大学教授Greg Winter、芝加哥大学教授Jack Szostak等。

这些科学家在报告中明确指出：镜像细菌可能会逃避由手性分子介导的许多免疫机制，从而可能导致人类、动物和植物的致命感染。

它们可能逃避天然手性噬菌体和许多其他捕食者的捕食，从而促进在环境中的传播。

报告进一步分析：“我们不能排除镜像细菌在许多生态系统中充当入侵物种的情况，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动植物物种中造成普遍的致命感染。

即使是宿主范围较窄且只能入侵有限生态系统的镜像细菌，也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伤害。”

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雷尔曼在讨论镜像生命的风险时，引用了《侏罗纪公园》中的角色表示：

“‘我们能不能成为现实中的伊恩·马尔科姆博士？’他指的是那位警告科学野心不受控制带来的危险的虚构科学家。”

面对可能存在的灾难性风险，科学界开始紧急刹车。

2025年2月，近百名研究人员、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强烈要求除非被证明不会构成严重风险，否则不应进行镜像生命的研究。

凯特·阿达玛拉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停止了实验室对镜像细胞的研究，转而专注于相关规范的讨论。

对于一个投身此领域多年的科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痛苦而勇敢的选择。

科学界内部对于研究限制存在争论。

一些专家认为要谨慎对待，避免阻碍科学进步。

犹他大学教授迈克尔·凯指出，应区分镜像分子研究与镜像细胞或生物体研究，镜像分子有治疗潜力，不应让“镜子”一词阻碍创新。

专家们认为，制造具有天然手性的合成细胞相对安全，而制造镜像核糖体可能是关键红线。

拉霍亚文特研究所的合成生物学家约翰·格拉斯坦承，他对镜像生命的潜在风险感到震惊，并呼吁科学界划定明确的“红线”。

至少不得制造镜像核糖体这一蛋白质工厂，否则距镜像细胞的诞生就只差一步。

而迈克尔·凯则认为，镜像核糖体能极大提升药物合成效率，是否禁止仍有待讨论。

科学界虽认同不应制造活的镜像细胞，但在具体研究红线上尚未达成一致，相关讨论仍在继续。

科学家们希望借此重建公众信任，践行“考虑是否应该，而非是否可以”的科研理念。

科学史上，很少有如此多顶尖专家在突破即将到来时主动拉响警报。

2025年初，近百名科学家联名呼吁，在证明安全之前，不应创造镜像生命。

科学家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推动这项可能带来医学革命的研究，还是将其永久封存？

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言，他们希望成为现实中的伊恩·马尔科姆。

就是那位在《侏罗纪公园》中警告“科学家们太专注于思考他们能否做到，而从不停下来思考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做”的虚构人物。

来源：知识分子李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