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在苏联工业化进程里是响当当的“支柱厂”，专门生产重型机床和工程机械，斯大林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它可是重点建设项目。厂房用厚重的红砖砌得老高，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停歇，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化不开的机油味。芬娜在这儿当车工，每天要

1939 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歇斯底里地喊道：“为什么软禁我！” 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蒋方良原本是个俄罗斯姑娘，名叫芬娜，家乡在遥远的西伯利亚。

​她小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父母早逝，只能和姐姐相依为命。

​后来为了生计，她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也正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在苏联工业化进程里是响当当的“支柱厂”，专门生产重型机床和工程机械，斯大林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它可是重点建设项目。厂房用厚重的红砖砌得老高，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停歇，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化不开的机油味。芬娜在这儿当车工，每天要对着直径几十厘米的钢铁零件反复打磨，手套磨破了就用布条缠上，手指被金属划伤更是常事——她不敢停下，姐姐还在西伯利亚乡下等着她寄钱买过冬的面包，这是她唯一的念想。

就是在这满是铁屑和噪音的厂房里，她遇见了蒋经国。1933年，蒋经国从莫斯科被调往这里，名义上是担任副厂长，可谁都清楚，因为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这位“国民党领袖之子”在苏联早已没了往日的政治光环，甚至还曾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反蒋声明。到了工厂，他没搞特殊，和工人一样穿蓝布工装，住集体宿舍，只是偶尔会在傍晚独自坐在厂房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西边发呆——那是中国的方向。

两人的熟络始于一次意外。有回芬娜操作的机床突然卡壳，零件卡在齿轮里转不动，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想找师傅帮忙，可刚学不久的俄语里，机械术语根本说不明白。这时候蒋经国走了过来，他没说话，直接蹲下身，用扳手一点点调整齿轮角度，手上沾了机油也不在意，还轻声用俄语跟她解释：“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先关电源，别硬掰，容易坏机器。”芬娜后来跟身边人提过，那天蒋经国的袖口磨得起了毛，说话时带着点浙江口音的俄语，一点都不像“大人物的儿子”，反而像个愿意帮人的老工人。

一来二去，两人慢慢走近了。蒋经国知道芬娜父母早逝，每到发工资的日子，总会提醒她记得给姐姐寄钱；冬天厂房冷，他会把自己的热水袋悄悄塞给她，说“西伯利亚的冬天比这还冷，你得照顾好自己”。芬娜也心疼蒋经国想家，会在休息时做俄罗斯传统的红菜汤，装在铝饭盒里给他带过去，看着他一口口喝完，眼睛里会泛起光。1935年，他们在工厂附近的小教堂办了婚礼，没有鲜花，没有礼服，只有几个工人朋友凑钱买的蛋糕，蒋经国给她戴戒指时，手都在抖，反复说：“芬娜，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再也不让你孤单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经国终于得到回国的机会。芬娜跟着他离开苏联那天，抱着姐姐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她把攒下的钱全塞给姐姐，说“等局势稳了，我就回来接你”，可她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回到中国后，她改名叫“蒋方良”，开始学着说中文、穿旗袍、用筷子，可骨子里的习惯哪那么容易改——她还是喜欢在清晨喝一杯红茶，吃黑面包，看到下雪会想起小时候和姐姐在雪地里堆雪人的日子。

但比生活习惯更难的，是旁人的眼光。1939年那会儿，国民党内部对苏联的态度极其复杂，有人私下说蒋方良是“苏联安插的眼线”，还有人觉得她“出身工人家庭，配不上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主持工作，蒋方良住在官邸里，出门总有卫兵跟着，想跟街上的小贩聊聊天都难；家里的佣人虽然恭敬，可说话时总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感。那天她喊出“为什么软禁我”，其实不是真的被限制自由，是积压太久的委屈终于爆发——她听不懂旁人的闲话，融不进当地的圈子，连给姐姐写封信都要经过好几道检查，那种孤独感，比在西伯利亚当孤儿时还要窒息。

现在网上聊起蒋方良，评价大多带着“心疼”和“敬佩”。有人说“她一辈子没沾过政治，蒋经国后来地位再高，她也只是安安静静待在家里，连公开演讲都没做过几次”；还有人提到她晚年在台湾的生活，说她住着普通的公寓，每天就是浇浇花、看看旧照片，邻居遇到她，她还会笑着打招呼，一点“第一夫人”的架子都没有；也有人说“她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蒋经国和这个陌生的国家，从西伯利亚孤女到适应中国生活，这份坚韧不是谁都有”。

其实后来蒋方良慢慢适应了中国的日子，她学会了用中文写日记，会做蒋经国爱吃的浙江炒年糕，甚至能听懂赣州话里的玩笑。可偶尔在深夜，她还是会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她和姐姐在西伯利亚的合影，照片里的她梳着两条小辫子，站在雪地里笑得灿烂。或许那一刻，她会想起在乌拉尔机械厂的日子，想起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时，他蹲在机床旁帮她修零件的模样。

你觉得蒋方良这一生，最让你触动的是她在苏联时的坚韧，还是回国后面对陌生环境的那份隐忍？

来源：心中藏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