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钱大钧一声大喊，救了他一命

摘要：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多，华清池后山陡坡上灯火翻涌，枪声、喊声、回声混在一处。就在子弹四处横飞的瞬间，一声嘶哑的吼叫自乱军之间爆出——“我是钱主任，别开枪！”短短七个字，在夜色里像闷雷，硬生生压住双方火力，也让倒在石阶上的那人抢回了呼吸。喊声的主人叫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多，华清池后山陡坡上灯火翻涌，枪声、喊声、回声混在一处。就在子弹四处横飞的瞬间，一声嘶哑的吼叫自乱军之间爆出——“我是钱主任，别开枪！”短短七个字，在夜色里像闷雷，硬生生压住双方火力，也让倒在石阶上的那人抢回了呼吸。喊声的主人叫钱大钧，他今年四十三岁，是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子弹穿透右肺，鲜血很快浸透棉服。东北军士兵原本还在寻找目标，听见“钱主任”三个字立刻收枪——他们知道蒋介石贴身警卫只有钱大钧管着。杨虎城部的军医赶来，临时包扎后抬下山。钱大钧被抬走时，山间枪火又起，可双方都刻意避开那条临时担架，默契得有些诡异。那一声“别开枪”不仅救了他，也给刚起头的西安事变添了一笔意外插曲。

很多人提起国民党高层，先想到陈诚、顾祝同、何应钦。钱大钧名气不及前几位，却几乎跟所有核心事件都有交集。要弄清这声吼背后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清末江南。

1893年，他出生在江苏昆山一个败落的盐商家庭。祖屋尚在，家业已空，父亲又不善营商，很快捉襟见肘。十四岁丧父，十六岁母亲也去世，姐兄两人凑钱才保住他的学业。艰难的日子强迫他尽快寻找出路，他选择了军校——江苏陆军小学堂。

军校课堂刚学完队列动作，外边就传来武昌城头的枪声。辛亥革命把全国军校学生推上街头，钱大钧也在队伍里。他一边训练，一边给革命党跑腿递信。1913年，他凭借成绩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恰在东京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给他的感觉是“声音不大，却句句顶心”，这句话后来在钱大钧的回忆里出现过。

归国后，他先到保定军校任教。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蒋介石挂帅，孙中山亲题校名。钱大钧主动辞去保定教官职务，南下广州加入新军校。江浙出身、黄埔教官、革命党早期党员——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决定了他在南京政府的上升通道。

黄埔校场上，他主教战术，整天跟学员泡在靶场。蒋介石习惯用江浙人做心腹，钱大钧自然就成了“蒋系班底”一员。可他真正赢得蒋介石信任，是靠一次细微却周到的小事。那是1935年春，蒋介石到广州黄埔考察，船行珠江，忽然念叨十年前尝过的“黄埔蛋”。一句随口玩笑，钱大钧听进耳里，第二天就把六十多岁的严姓农妇请到军校厨房，照着当年的法子做出那盘蛋。蒋介石吃完笑着说：“还是这个味道。”从那以后，凡外巡要带警卫，蒋介石总把钱大钧点在名单最前面。

1936年夏，军政部改组，钱大钧成为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警卫与参谋工作。西安事变正是在此任上迎面撞来。枪伤痊愈后，一位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周恩来。宴会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十年未见，你挂了彩。”这句寒暄带着调侃也透着认可，两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命运在西安意外交汇。

如果只看侍从室头衔，钱大钧似乎只是忠心随员，但他的履历里还插着“航空委员会主任”一行字。1938年春节刚过，他被调去主持空军对日作战。当时我军可用飞机不到三百架，老旧机型居多，零件紧缺得靠拆旧机拼凑。钱大钧对着作战图纸琢磨许久，得出一个结论：硬拼不行，得弄点新花样。

于是，一次被后世津津乐道的“纸弹空袭”出现了。1938年5月，他召集八名飞行员，拿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传单，“炸弹带不回，纸能飞得更远。”有人问：“能不能直接丢炸弹？”他说：“挂炸弹飞不过东海，飞机折回来要人。”短暂沉默后，八人齐声道：“愿意飞！”——这串对话只有十来秒，却写进了当时的作战日志。

丽水简易机场灯火全熄，只在跑道尽头埋了两支煤油灯。双发中型机借夜色离地，飞越乌云与海风，把一袋袋传单撒向大阪、神户上空。日方完全没料到中国飞机敢越洋夜航，警报响起时，八架飞机已返航折向闽粤交界。传单到不了爆炸的效果，却像针刺破了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中外舆论轰动一时。凡是参加行动的飞行员都在日后战事中负伤或殉国，唯独钱大钧得以在简报最后落款，“主任：钱大钧”。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继续奔走外交渠道，从苏联换到I-16战机，从美国争取P-40。武汉空战八个月，国军空军击落日机六十余架，虽未改天覆地，可士气大振。战报传至陪都重庆，蒋介石批示：“空军有功。”

西安事变枪伤给了他近乎半年的静养空档，前后算上胸腔积血与感染，三次手术才把肺部子弹碎片清除干净。1937年，他勉强恢复，又跟着蒋介石前往庐山谈判对日方针。有人劝他休息，他笑说：“枪眼在身里，喘口气就能提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