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一位20世纪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带领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却又像一个暴君，逼走了所有追随他的门徒。他是一位头戴诺贝尔奖桂冠的先知，晚年却成了一个在荒野中发出刺耳诅咒的疯子。

他是一位20世纪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带领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却又像一个暴君，逼走了所有追随他的门徒。他是一位头戴诺贝尔奖桂冠的先知，晚年却成了一个在荒野中发出刺耳诅咒的疯子。

他就是威廉··肖克利（ William Shockley）。一个用硅和锗搭建了现代文明基石，却用自己的偏执和傲慢将人生大厦夷为平地的男人。

1957年的加州，山景城。阳光像是不要钱的液体黄金，洒在一栋崭新的、充满未来感的建筑上。这里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在当时一个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字。它的创始人，正是九个月前刚刚在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肖克利博士。

他召集了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他们的大脑里装着量子力学，眼神里闪烁着改变世界的光芒。

然而，就在这个本该是梦想启航的港湾里，一场“叛变”正在悄然上演。八位核心的青年才俊——一群后来被肖克利本人愤怒地称为“八叛徒”的天才——正秘密地与一位名叫亚瑟·洛克的华尔街银行家接头。他们受够了。他们要集体辞职，炒掉自己的诺贝尔奖老板。

为什么？为什么八位顶尖的科学家宁愿放弃在一个诺奖得主身边工作的“无上荣耀”，冒着职业生涯毁灭的风险，也要“逃离”这个硅谷的伊甸园？是什么样的老板，能把一群天才逼到这种地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1957年开始。我们得回到更早的时候，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名叫威廉·肖克利的男孩，是如何在一个充满矛盾和期望的熔炉里被锻造成型的。

教育生涯

故事的起点，是20世纪初的伦敦，但我们的主角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1910年2月13日，威廉·肖克利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呱呱坠地。他的父亲，威廉·希尔曼·肖克利，是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矿业工程师，能说八国语言，是个典型的冒险家和世界公民。他的母亲，梅·布拉德福德，则是美国西部第一批女性大学毕业生之一，也是第一位女性矿产勘测员。

光看这父母的配置，你就能猜到小威廉的童年教育绝对不是“放养”模式。尤其是他的母亲梅，她是一位智力超群、意志坚强，但同时又极度偏执和神经质的女性。她坚信优生学——一种在当时上流社会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人类的智慧和品德可以通过选择性生育来优化。她对儿子的教育倾注了病态般的热情，她不相信公立学校，认为那只会把她精心培育的天才“庸俗化”。

于是，小威廉的童年，没有太多与同龄人追逐打闹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一对一的、填鸭式的、高强度的智力训练。他三岁就被教授字母表，五岁开始学习微积分的基本概念。梅会严厉地纠正他的每一个发音，每一个逻辑错误。她不允许他有任何“不精确”的表达。这种教育方式，如同一个技艺精湛但毫无感情的铁匠，将小威廉的大脑锤炼得异常锋利，但也在这块精钢上留下了无数看不见的裂痕。

他变得不善交际，习惯于用纯粹的逻辑和分析来衡量一切，包括人际关系。他缺乏同理心，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中，情感被视为一种干扰精确思考的“噪音”。他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但梅的赞扬总是吝啬而有条件的，这在他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对认可和荣誉极度渴求的种子。

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过来玩，不小心弄坏了肖克利的一个玩具。小威廉没有哭闹，而是冷静地对那个孩子说：“根据财产损害原则，你需要赔偿我一个新的玩具，市场价值是2美元50美分。考虑到你的支付能力，我允许你分期付款。”那个孩子当场吓得目瞪口呆，从此再也不敢踏进肖克利家半步。

这就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智力上的巨人，一个情感上的“侏儒”。这个内在的巨大矛盾，将贯穿他的一生，既成就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

1920年代，肖克利一家搬回了加州帕洛阿尔托。这里当时还不是日后那个遍地亿万富翁的“硅谷”，而是一片宁静的果园和牧场，斯坦福大学就坐落于此。肖克利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并最终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密立根。1932年，他拿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像他的父亲一样，奔赴东海岸的学术圣殿——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

在MIT，肖克利如鱼得水。这里是纯粹智力的赛场，没人关心你是否会社交，只要你的方程式足够漂亮。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固体能带理论，这是一个极其深奥的量子物理学领域，简单来说，就是研究电子在晶体中是如何“活蹦乱跳”的。这篇论文，为他日后改变世界的发明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1936年，年仅26岁的肖克利博士，手握MIT的博士学位，踏入了一个当时地球上最接近科学乌托邦的地方——贝尔实验室。

裂痕初现

如果你想在20世纪中叶找一个地方，能同时看到一群顶尖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辩论、合作、甚至打架，那地方一定是贝尔实验室。它隶属于AT&T公司，拥有近乎无限的研发预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学术自由。它的使命只有一个：解决通信领域的一切难题。在这里，天才们被鼓励去追逐那些最大胆、最疯狂的想法。

肖克利一进入贝尔实验室，就立刻展现了他那咄咄逼人的才华。他敏锐、深刻、精力充沛，总能从一堆复杂的实验数据中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他很快就在固体物理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同事们敬畏他的才智，但也开始领教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性格。他极度好胜，无法忍受别人比他更聪明。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像一头好斗的公牛，毫不留情地攻击任何他认为有逻辑漏洞的观点，常常让对方下不来台。

二战爆发后，肖克利被借调到军方，从事反潜作战研究。他运用数学建模和运筹学，极大地提高了盟军深水炸弹对付德国U型潜艇的效率，据说他的工作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的生命。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将理论物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获得巨大成功的甜头。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更高的声望回到了贝尔实验室。

此时，贝尔实验室的领导者们正被一个大问题困扰：真空管。这个像灯泡一样的东西是当时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从收音机到电话交换机，都离不开它。但真空管体积大、耗电、易碎、寿命短，是电子技术发展的巨大瓶颈。他们梦想着能找到一种固态的替代品，一种用小小的晶体就能实现放大和开关电流的方式。

这个任务，落到了肖克利领导的固体物理研究小组的肩上。小组里有两位与他日后命运紧密相连的关键人物：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

巴丁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性格与肖克利截然相反。他沉默寡言，谦逊内敛，但大脑里却蕴藏着深不可测的智慧。他是那种在会议上从不发言，但一开口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天才。

布拉顿则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他充满激情，动手能力极强，对各种材料的物理特性了如指掌。他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厨，知道如何搭配各种“食材”（半导体材料），烹饪出想要的电子特性。

于是，一个奇异的组合诞生了：一个雄心勃勃、渴望荣誉的领导者（肖克利），一个深邃的理论家（巴丁），一个灵巧的实干家（布拉顿）。

肖克利最初的想法是基于“场效应”原理。他设想在一个半导体材料上施加一个外部电场，来控制内部电流的流动，就像用水龙头控制水流一样。理论上完美无缺，但在实践中，这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电子似乎总被困在半导体表面的一些“陷阱”里，无法按照他的理论模型运动。

整个团队陷入了僵局。肖克利变得越来越沮丧和不耐烦，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自己的独立研究上，对巴丁和布拉顿的日常实验不闻不问，只是偶尔过来指点江山，发表一番居高临下的评论。这种态度让巴丁和布拉顿感到很不舒服。

巴丁和布拉顿决定“绕开”老板，自己组队解决这个“表面态”的难题。这是一段充满了偶然和灵感的科学探索。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把半导体浸泡在各种液体里，用不同的金属触点去接触它。

终于，在1947年12月16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奇迹之日”的下午，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布拉顿在一个锗晶体上，用一个塑料楔子固定了两片极细的金箔，两片金箔之间的距离比头发丝还细。当他把这个简陋的装置接入电路时，奇迹发生了：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被放大了100倍！

布拉顿激动地在实验记录本上写道：“这个电路确实放大了！”

他们成功了！他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工作的固态放大器——点接触式晶体管。

当巴丁和布拉顿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肖克利时，肖克利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祝贺，没有喜悦，脸上掠过的是一丝难以掩饰的嫉妒和愤怒。他只是冷冷地检查了他们的装置和数据，然后说了一句：“好吧，这很有趣。”

那一刻，肖克利内心的感受是复杂而痛苦的。他觉得，作为这个项目的领导者，这个伟大的发明本该属于他。他无法接受，这个划时代的突破竟然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他的两个下属完成的。他感到自己被排除在了历史之外。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肖克利的行为变得非常古怪。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疯狂地工作。他告诉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他早在几年前就构思了一种更优越、更稳定的晶体管结构。他拿出自己尘封的笔记本，证明自己的想法。

事实上，肖克利确实在独立地思考一种不同的设计——结型晶体管。这种设计就像一个三层三明治，将不同类型的半导体材料（N型和P型）叠加在一起。与巴丁和布拉顿那个脆弱、不稳定的点接触式晶体管相比，结型晶体管在理论上更稳定、更容易批量生产。

肖克利凭借他超凡的理论物理功底，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完善了结型晶体管的全部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是绝对的天才之作。但是，他的动机却不那么纯粹。他这么做的首要目的，是确保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晶体管发明的专利上，确保自己在历史记录中占据中心位置。

贝尔实验室最终决定，在对外公布这一发明时，将三个人并列。在新闻发布会的照片上，肖克利被安排坐在中间，操作着示波器，而真正的发明者巴丁和布拉顿则像两个助手一样站在他身后。这张照片深深地刺痛了巴丁和布拉顿，尤其是布拉顿，他后来忿忿不平地对朋友说：“天杀的，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晶体管的诞生，拉开了电子革命的序幕。但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源头，三位先驱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巴丁和布拉顿不久后都离开了肖克利的研究组，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在他手下工作。巴丁后来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并因在超导理论方面的贡献，史无前例地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布拉顿则继续留在贝尔实验室，从事基础研究。

而肖克利，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凭借自己后来居上的结型晶体管，成为了“晶体管之父”的代名词。195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威廉·肖克利、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以表彰他们“对半导体的研究和发现晶体管效应”。

在斯德哥尔摩的聚光灯下，肖克利站在了他人生的巅峰。他手握着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名利双收。他以为自己终于证明了自己，可以摆脱童年时期母亲带给他的那种不安全感。

然而，他并不知道，命运的剧本已经悄然翻到了下一页。那一页的名字，叫做“毁灭”。

加州之梦

获得诺贝尔奖后，肖克利做出了一个让他母亲(那个坚定的优生学信徒)极为高兴的决定：他要离开东海岸的贝尔实验室，回到他童年成长的加州，创办自己的公司。

他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他对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说：“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住在帕洛阿尔托，我想离她近一些，照顾她。”这番话感动了所有人。贝尔实验室甚至破例，允许他在保留职位的请况下，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但真实的原因要复杂得多。肖克利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科学家了。他想成为一个企业家，一个工业巨子。他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一个由他全权掌控、可以实现他所有商业和科学抱负的王国。而且，他内心深处那个好斗的灵魂告诉他，制造晶体管的生意将来会是一座金矿，他不能让别人抢走这块蛋糕。

他得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的资助。贝克曼仪器公司的创始人贝克曼先生，对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充满了敬意和期待，他慷慨地投下了一百万美元（在当时是巨款），在加州山景城为肖克利建立了最先进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消息一出，全美国的青年才俊都为之疯狂。能为诺贝尔奖得主工作，参与一场即将改变世界的革命，这是何等的荣耀！肖克利亲自出马，四处招兵买马。他有着识别人才的毒辣眼光，他招募到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这其中包括：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一个充满魅力、头脑像剃刀一样锋利的物理学博士；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一个冷静、严谨的化学家，日后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金·赫尔尼（Jean Hoerni），一位来自瑞士的物理天才，发明了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的平面工艺；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一位务实的工程师，后来成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这群年轻人，每一个都是人中龙凤。他们带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加州，准备在肖克利的带领下大展宏图。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走进的不是科学的天堂，而是一个独裁者的地狱。

肖克利把他在贝尔实验室里最糟糕的那一面，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带到了自己的公司。他建立了一种基于恐惧和不信任的管理文化。

首先，他极度多疑，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怀疑员工会窃取他的技术，怀疑他们会偷懒。他经常会突然出现在实验室，像个幽灵一样在员工身后踱步，死死地盯着他们手上的工作。他甚至会翻阅员工的实验记录，寻找任何可能的“不忠”的迹象。

有一次，公司里一位女秘书的手被玻璃划伤了。这本是一件小事，但肖克利却认定这是一场“阴谋”，是有人故意破坏公司财产。他勃然大怒，要求所有员工都去接受测谎仪的测试，以找出那个“幕后黑手”。这件荒唐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屈辱。

其次，他傲慢自大，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作为公司的绝对权威，他要求所有研究都必须严格按照他的思路进行。他痴迷于一种制造难度极大的四层二极管，而对诺伊斯和摩尔等人提出的、更具商业前景的硅晶体管技术不屑一顾。他认为，只有他这个诺贝尔奖得主，才懂得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戈登·摩尔后来回忆说：“跟肖克利开会简直是一场灾难。你提出一个想法，他会先花十分钟证明你是个白痴，然后，如果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他会在第二天把它当成自己的想法提出来。”

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的公开羞辱政策。为了“激励”员工，他发明了一种残酷的评级系统。他会定期在全体会议上，公布每个人的“绩效排名”，甚至公布每个人的薪水。他会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那些他认为表现不佳的员工，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攻击他们的智商和能力。

这种管理方式，彻底摧毁了实验室的科研氛围。本该是充满合作与创新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互相猜忌的氛围。那群被他亲自招来的天才们，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他们的创造力被扼杀，热情被消磨殆尽。

他们试图与肖克利沟通，但都失败了。他们找到公司的出资人贝克曼先生，向他抱怨肖克利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共事的暴君”。

贝克曼亲自飞到加州，试图调解。他把肖克利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

贝克曼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个天才科学家，这点没人否认。但你不是个合格的管理者。你正在毁掉这家公司，毁掉这群年轻人。你必须改变你的方式。”

肖克利听后，脸色铁青。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直视着贝克曼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阿诺德，你是想让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去听一群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的话吗？是我，威廉·肖克利，发明了晶体管！这家公司，这个行业，都建立在我的大脑之上。他们应该做的，是闭上嘴，然后严格执行我的命令！”

贝克曼彻底绝望了。他意识到，肖克利的偏执和傲慢已经深入骨髓，无法改变。他给出了最后的方案：保留肖克利作为科学顾问的职位，但另聘一位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

这个提议，对肖克利来说是奇耻大辱。他当场拒绝。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帝国被别人染指。

消息传回实验室，那群年轻人也彻底死了心。他们明白，留在这里，只有无尽的折磨和被埋没的才华。于是，在1957年的秋天，以诺伊斯和摩尔为首的八位核心成员，做出了那个震惊科技界的决定：集体辞职。

他们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签署了一份象征着团结的“一美元”合约。他们一起找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家亚瑟·洛克，后者被这支“梦之队”的才华和勇气所打动，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人——仙童摄影器材公司。

于是，一家名为“仙童半导体”的新公司诞生了。这八位年轻人，被肖克利在愤怒和轻蔑中称为“八叛徒”，离开了山景城，在不远处的帕洛阿尔托开启了新的征程。

肖克利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他打电话给仙童公司的总裁，咒骂他们是“盗贼”和“商业间谍”。他公开宣称，这八个人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们离开了他这个“智慧的源泉”。

但他错了，错得离谱。

硅谷诞生

肖克利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向”创业导师。他用自己灾难性的管理，完成了一件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壮举：他亲手点燃了硅谷的燎原之火。

“八叛徒”离开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元气大伤，很快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蹶不振，几次转手后，于1960年代末彻底关闭。肖克利本人的商业帝国之梦，化为泡影。

而被他赶走的“八叛徒”所创立的仙童半导体，则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无穷的创新活力。他们吸取了在肖克利手下的惨痛教训，建立了一种开放、平等、鼓励冒险的企业文化。在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最好的想法可以来自任何人。

仙童半导体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的温床。赫尔尼在这里发明了平面工艺，使得晶体管可以被“印刷”在硅片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可靠性。诺伊斯则在此基础上，与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几乎同时独立地发明了集成电路(IC)，将多个晶体管和其他电子元件集成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芯片”。

芯片的发明，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让电子设备变得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强大，为后来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一切现代科技奠定了基础。

而仙童半导体更重要的遗产，是它的人才。它就像一所“硅谷的黄埔军校”。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从仙童走出来的员工，创办了上百家新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的名字，至今仍然如雷贯耳：

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仙童，创办了英特尔（Intel）。

1969年，另一位仙童的员工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创办了AMD。

尤金·克莱纳则与人合伙，创办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为后来的苹果、谷歌等无数伟大公司提供了第一笔资金。

这些由“仙童的孩子们”创办的公司，以及围绕它们形成的产业生态，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硅谷”。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那场发生在1957年的“叛变”。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而绝妙的玩笑。威廉·肖克利，这位“晶体管之父”，本想在加州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的的科技帝国。但他那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却像一个高压锅，最终把锅盖炸飞，把里面所有滚烫的、充满能量的“食材”——那些天才——都喷洒到了整个旧金山湾区。

肖克利播下的是专制和控制的种子，收获的却是自由和创新的森林。他不是硅谷的建造者，而是硅谷的“引爆者”。他以一种他自己最不愿看到的方式，成为了“硅谷之父”。

最后的录音带

商业上的惨败，让肖克利备受打击。他最终放弃了企业家的身份，回到了学术界，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

人们本以为，这位饱经风霜的诺奖得主，会就此安享晚年，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但他们都错了。肖克利内心的那个恶魔，那个源自他母亲的、对“优等”和“劣等”的偏执，在他晚年的时候，以一种更加恐怖和丑陋的形式，彻底爆发了出来。

他开始将他那套僵化的、非黑即白的物理学逻辑，应用到复杂无比的人类社会问题上。他迷上了“人类智力遗传学”，并很快成为了优生学的狂热鼓吹者。

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他那套惊世骇俗的理论。他声称，黑人的平均智商天生就低于白人，而且由于黑人家庭的生育率更高，美国的人口正在“逆向进化”，整体智力水平正在不断下降。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是骇人听闻。他建议政府推行一个“自愿绝育奖励计划”：任何智商低于100的人，如果自愿接受绝育手术，就可以获得一笔现金奖励。

这些言论，在1960、70年代的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肖克利的言论，被广泛谴责为赤裸裸的歧视。

科学界与他划清了界限。同事们躲着他走，学术会议不再邀请他发言。学生们在他的课堂上抗议，称他为“魔鬼教授”。

但他毫不在意。恰恰相反，外界的批评和攻击，反而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他认为自己就像当年的伽利略，因为说出了“反潮流”的真理而受到迫害。

他接受了无数次电视辩论和采访，乐此不疲地宣传他的理论。他用冰冷的统计数据和逻辑推导，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些“科学事实”而感到愤怒和被冒犯。在他看来，情感是低级的，只有数据和逻辑才是崇高的。

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悲惨的恶性循环。他越是想用自己的智力去证明自己是对的，就越是被社会孤立；他越是被孤立，就越是偏执地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他与自己的孩子关系破裂，他们无法忍受父亲的极端言论。他的第二次婚姻也充满了紧张和猜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患上了前列腺癌，病痛的折磨让他变得更加多疑和古怪。

他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用录音机录下自己所有的电话通话，甚至包括和他妻子的日常对话。他害怕别人曲解他的话，他要为自己保留“精确的证据”。那个从小被母亲训练要“绝对精确”的孩子，直到生命尽头，还在用这种可悲的方式，追求着一种虚妄的控制感。

1989年8月12日，威廉·肖克利在孤独中去世，享年79岁。

据报道，在他去世时，他的“八叛徒”学生，包括诺伊斯和摩尔，没有一个来看望他。他的葬礼也极为冷清，他的子女都没有出席。

他留下了一屋子的录音带，里面记录着他晚年那些偏执的思考和与世隔绝的对话。这些磁带，就像是他那颗伟大而扭曲的大脑的最后回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天才的彻底沉沦。

一个无法定义的巨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威廉·肖克利？

他是一个天才，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他发明的晶体管，以及他开创的半导体理论，是整个信息时代的基石。没有他，就没有硅谷，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我们今天的生活将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人类的贡献，无论如何赞美都不过分。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恶棍，一个性格上的“侏儒”。他傲慢、偏执、多疑、冷酷，缺乏最基本的人类同理心。他伤害了每一个与他亲近的人，逼走了那些本可以与他共同创造更伟大事业的伙伴。他晚年沉迷于种族主义的泥潭，给他辉煌的科学成就蒙上了一层无法洗刷的污点。

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悲剧英雄，被自己最强大的天赋所诅咒。他那无与伦比的分析和逻辑能力，让他能够洞穿固体的微观世界，却也让他完全无法理解人性的复杂与温暖。他能精确计算出电子在晶格中的跃迁概率，却算不出一句赞美的话能给同事带来多大的鼓舞。

或许，解读肖克利一生的密码，就藏在他那个名叫梅的母亲身上。她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锻造了他的智力，却也阉割了他的情感。她向他灌输了优生学的思想，这颗毒种子在他心中潜伏了一生，最终在他晚年的时候，长成了遮天蔽日的恶之花。他一生都在追求母亲式的认可，追求那种基于智力优越感的绝对权威，但最终却发现自己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如此。威廉·肖克利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的头脑和伟大的人格，并不总是划等号。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无法与世界相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