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虹（1957—），男，湖北洪湖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文化旅游等；傅晓晖（1995—），女，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 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传播；乔思阳（1996—），男，湖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
作者：
朱虹（1957—），男，湖北洪湖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文化旅游等；傅晓晖（1995—），女，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 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传播；乔思阳（199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东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新媒体。
摘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生视频大模型以其文本驱动、跨模态生成和沉浸式表达能力，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与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技术工具。聚焦文生视频大模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文化潜能，基于符号整合、叙事生成、情感共鸣三个角度，系统探讨其在多民族文化统一性构建、集体历史记忆重塑及国家民族情感激活中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文生视频模型在语料结构、叙事逻辑与符号表达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其生成内容普遍存在文化认知偏向、叙事碎片化与符号固化等问题，削弱其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性。为应对上述挑战，提出创新路径：建设多民族文化知识库，拓展模型语义理解的文化覆盖面；优化语义引导机制，增强生成内容的精神价值表达深度；引入动态生成技术，推动文化符号在生成过程中的融合表达。
关键词：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参考引用格式：
朱虹, 傅晓晖, 乔思阳. 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J]. 宁夏社会科学,2025,(5):32-4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成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以Sora 为代表的文生视频大模型正在重塑视觉叙事的基本逻辑。文生视频技术以文本驱动、视觉呈现与自动生成三位一体的技术优势，日益成为推动主流价值观传播、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力量。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2］。总的来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国家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文生视频这一新型技术形态，实现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叙事，打通多民族文化符号的情感通道，已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提出的核心理念，旨在强化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身份的情感认同，构筑多民族交融的思想纽带。已有研究多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认同等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动中华民族整体认知体系、文化心理结构与实践行动趋同的重要精神纽带，其书写兼具共同历史记忆、文化认知结构与价值指向的协同表达［3］。它也是集认知、情感和行为于一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需在文化认同和嵌入式社会结构中予以培育［4］。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出发，强调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的意义承载物，对于构筑共同体意识具有根基性作用［5］。这一意识不仅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更是多民族共处格局下凝聚集体认同的精神内核［6］。
随着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力量广泛嵌入社会与意识形态传播实践［7］，传统依靠主流媒体与制度工具构建民族认同的路径面临转型。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表达方式、认知通路、情感归属三重变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更加依赖媒介技术逻辑的支撑。已有研究指出，文生视频模型借助语言、图像、叙事的动态嵌套逻辑，重构集体记忆的可视表达方式，拓展主流意识体系的视觉叙事路径［8］。它将原本抽象的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等价值理念，以可感知的视觉场景形式呈现给受众，从而强化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
近年来，学界也开始关注算法技术对意识形态传播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影响。文生视频的生成逻辑高度依赖训练语料与语义引导，极易放大语料结构的偏差［9］，进而可能造成多民族文化表达中的他者化与符号遮蔽问题［10］。文生视频在内容生成过程中深度嵌入技术设计者的价值预设，在视觉叙事与情感传播中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对主流价值观传播构成潜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双重效应［9］。除此之外，智能算法既可能重构公共文化空间，也需警惕其在文化表达中的单一化与工具理性倾向，亟须探索技术与价值的有机融合路径［7］。在此基础上，已有研究逐渐触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应用逻辑，但多集中于宏观政策引导与风险防范，尚缺乏对其内在机理的系统剖析与技术、文化、传播三者交汇关系的深度探讨。当前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民族意识构建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聚焦于文本生成类模型，在视觉维度与叙事结构上的协同效应研究尚不充分；二是缺乏从共同体理论出发，系统考察文生视频在文化符号整合、历史叙事重构与情感共鸣生成等方面的深层逻辑路径；三是技术赋权逻辑与边缘文化表达之间的张力未被充分揭示，少数民族文化在生成内容中的隐身化与景观化趋势亟待反思。
因此，本文拟从文生视频大模型出发，探讨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尝试突破现有研究偏重技术风险分析与政策应对的框架，回应以下核心问题：文生视频如何在文化符号、叙事逻辑与情感动员层面塑造共同体意识？当前的模型生成逻辑存在哪些偏差？如何在技术优化与文化表达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协同路径？旨在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可能，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战略目标。
二、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政策支持，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技术重组民族文化表达体系、激活民族集体记忆、培育民族情感纽带，从而实现多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作为融合自然语言处理与视觉合成的生成模型，文生视频已经嵌入民族文化传播链条。基于此，笔者聚焦文生视频在符号整合、历史叙事与情感动员三个维度中的内在机理，旨在揭示其如何在多民族语境中构建文化共同体与价值共识，从而为理解其在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中的嵌入路径提供理论支点。
（一）符号整合：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认同的深层维系，而文化认同的形成又必须以多民族文化符号的融合表达为前提。在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语境中，文化符号是各族群集体记忆、价值观念的象征性凝结，也是身份认同和共同体归属的重要标识。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视觉表达多依赖于教材编排、广播电视或公共展览等线性化传播渠道，这一渠道虽具规范性与权威性，却难以充分呈现多民族日常生活的实践细节和文化交往的真实动态。随着文生视频大模型的技术更迭，多模态生成与语义驱动的协同创新为民族文化的可视化表达带来全新的可能。在训练阶段，模型吸纳海量文本、图像与音频数据，形成能够识别文化特征、捕捉符号意义并转化为视觉符号的叙事系统。更关键的是，基于文生视频大模型对多元内容的组织可控性，其生成内容超越以往并列展陈的表达模式，以凸显多民族在不同场景下的文化交融场景。在同一叙事情境中，相较于将各民族文化孤立陈列的传统做法，这类符号整合方式更强调民族文化关系的互动性，从而有助于公众在视听感知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想象。
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文化实践发生于充满权力博弈的“场域”，一个由特定位置关系、资本分配与惯习共同构筑的结构化空间，文化符号的可见性往往受制于其在媒介结构中的位置排序［11］。在以往民族文化传播中，主流文化常因话语优势而主导内容形态，边缘文化则往往被压缩为补充性存在，多民族文化的符号价值面临被遮蔽的风险。文生视频大模型在生成多模态内容时嵌入语义权重平衡逻辑，弱化人工干预对符号调用顺序的控制，使得边缘性文化符号与主流文化符号在叙事编排顺序上获得平等参与的可能，人们可以更加全面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这种场景中的权力再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场域的重构，也是一种技术参与下的文化平权实践。最终，文生视频大模型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符号整合在多元一体的文化表达体系当中，更在技术无意识中促成多民族文化间的内在融合。
（二）叙事生成：重塑中华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谱系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绝非过往事件的简单复写，它是在特定政治语境、媒介框架与社会认知的共同塑造下，对历史事件、人物角色与价值意义不断重构与再语义化的动态过程［12］。在当代媒介技术加速革新的背景下，集体记忆的生成路径已从传统线性表达模式转向多模态融合叙事形态。文生视频大模型在符号整合维度所建立的视觉语言体系，为共同体意识的多模态叙事奠定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仰赖于文化认同所承载的情感纽带，亦需建立在各民族对集体历史进程的共识基础之上。文生视频大模型的技术核心在于文本驱动与视觉生成技术，它能够深度识别输入文本的语义，自动解析时间脉络、人物关系及情感色彩，进而整合多模态素材来生成蕴含完整叙事情节的视频内容。相较于传统史料对事件的简要书写，文生视频利用多模态融合叙事，将个体经验转化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推动原本边缘化的少数民族角色进入主叙事框架，生动再现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叙事层面，文生视频大模型实现由单一中心视角主导的线性叙事，向多元视角与情境联动的数字叙事范式转型，拓宽民族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少数民族不再是历史叙事中被定义的“他者”，而是以叙事主体的身份参与各民族团结互助这一集体认同的共同书写之中。换言之，生成模型以技术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中，其实质在于视觉叙事权的再分配。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集体记忆的有效形塑需要在横向的事件关联与纵向的代际传承中编织意义之网［13］。文生视频大模型可分析离散事件的语义逻辑，按照时间线来串联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模型可联结民族团结实践、边疆地区发展政策演进等节点，构建由点及面、由局部至整体的历史叙事谱系。这种结构既增强历史表达的纵深性，也有利于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维度需借助符号演化与叙事重构予以持续更新，文生视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符号整合与时序构建的双重支点。
（三）情感共鸣：激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文生视频大模型重构民族符号体系和拓展历史叙事维度的效能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对公众情感的触达程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情感共鸣，并非源于理性接受抽象理念，而是在可感情境中逐步激发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结。在此语境下，文生视频以其高度沉浸式的多模态叙事，为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情感联结创造富有感染力的媒介空间。社会学家萨拉·艾哈迈德深刻指出，情感并非孤立的内在状态，而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共享符号在个体间流动积聚，最终形成指向特定对象的集体情感定向，从而构筑稳固的归属感［14］。这一理论视角为我们理解文生视频如何激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认同提供重要解释框架。
模型可识别输入指令的文本语义，调取生活环境、民族符号、民族服饰与音效资源，生成一段集多种叙事符号的视觉画面。此类具象化画面的感官体验不仅提升视频内容的叙事感染力，也有效引导受众情绪向“民族团结一家亲”的集体情感定向聚集，构筑起多民族共同体内在认同的情感共振纽带。针对文本输入中的人物特征、情节走向与情绪波动，模型并非机械处理为影像的简单拼接，而是调控镜头节奏、音乐风格，形成带有情绪起伏节奏的共情路径。情绪曲线层层推进，引导观众由共情进入移情，在视觉沉浸体验中完成从“他者感知”到“共同体认同”的心理跃迁。也就是说，文生视频正利用算法智能重塑认同性影像与民族情绪的耦合逻辑。
这种以情动人的传播逻辑，其传播效果不止于单一文本的情绪渲染，更在于其在平台逻辑中的可扩散性。文生视频模型因其高度适配平台特性、承载符号密度与情绪能量而具备超媒介叙事流动性，可在“去中心化”的舆论空间中形成多点共鸣。在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推荐服务中，文生视频因其强情感张力而被智能算法精准分发至各个传播节点。用户可根据自身经验与民族背景进行再创作与在地化演绎，进而在不同语境中完成叙事的再阐释与情感的再激活。特别是在国家纪念日、民族节庆或公共哀悼等情感高密度时段，该类视频往往能够唤醒集体记忆。用户自发集聚不同版本的民族主题视频，从而形成民族情绪集群。最终，文生视频构筑的不再仅是技术生成内容，而是可被共鸣、可被记忆、可被行动化的情感共同体结构，引导弥散的公众情感朝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凝聚的核心价值靠拢。
三、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
尽管文生视频大模型在技术层面上展现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潜力，其现实应用却面临诸多限制。模型运行所依托的语料结构、符号体系与叙事逻辑，在多民族文化传播语境中暴露出诸多不适配现象，导致其在内容生成过程中难以有效回应共同体叙事的价值诉求。语料失衡削弱模型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感知能力，叙事碎片化倾向割裂集体记忆的连续性，而符号生成的固化现象阻碍多民族文化融合表达。这些问题反映出技术工具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尚存的落差，在这些问题交织作用下，文生视频虽具技术优势，却尚未形成足以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构建的技术路径。厘清上述症结，方能对于实现技术工具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
（一）文化语料结构失衡，生成内容存在认知偏向
文生视频大模型所摄取的语料和语义的分布结构，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理解世界的基础认知框架。从技术逻辑看，模型生成内容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客观现实，而是源于其内部嵌套的语料现实。一旦训练样本在民族文化、历史经验、日常实践等方面呈现语料结构性失衡，模型对多个元民族经验的理解与再现便难以摆脱某种认知偏斜。这种偏斜不只是模型生成内容的技术短板，更可能误导国家文化传播意图，削弱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逻辑。当前主流文生视频模型在语料采集上高度依赖互联网开源文本和图像数据库，这类资源虽在数据规模上具备显著优势，却未必能涵盖中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在语言维度，由于汉语普通话占据主导地位，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长期处于语料边缘，极少被有效嵌入模型训练空间；在图像维度，语料样本来源普遍集中于大型节庆活动，而承载民族地域特色的村寨生活、民俗手工艺等，因缺乏标准化采集路径与语义标注规范，往往被模型采集系统忽视。生成视频易忽视或误读多民族文化特质，遮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真正价值。
同时，语料结构的失衡直接影响模型语义控制的精准性。理论上，文生模型自带的精准语义引导功能应能根据用户指令实现定制化表达。但实际操作中，模型对指令的响应能力严重依赖其语料储备的丰富程度。当训练数据对某一文化体系缺乏足够积累时，即便输入明确提示语，文生视频依然可能生成模糊化场景或混用他族服饰。这一偏差现象削弱模型在民族文化生成领域的表达能力，也降低其在文化传播场景中的认知可信度。更关键的是，这种偏差并非纯粹的算法问题，应放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文生视频作为新兴的智能叙事技术，其生成视频逐步渗透至舆论引导、公共教育之中，直接塑造公众对国家文化图景的整体认知。若文生模型长期输出结构失衡的图像叙事，不仅会削弱多民族文化的主体能见度，更可能使部分群体在共同体想象中丧失可辨识的位置。对于边疆民族而言，这一隐性失衡或将削弱其文化参与感与政治归属感，进而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叙事生成碎片化，缺乏民族精神的深层表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既需要整合各类民族文化符号以深化民族文化认同，也需要将多民族协同发展的宏观图景与个体命运的微观轨迹交织于连续性的叙事之中，从而完整表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含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介入文化生产的当下，文生视频大模型理应在视觉叙事方面发挥整合记忆资源、串联民族经验的重要作用。然而，现实应用中该类模型生成内容普遍呈现碎片化、浅表化特征，严重制约其在共同体意识构建中的效力。这种碎片化的首要症结在于时空逻辑断裂与历史连续性缺失。受制于算法优先适配短时长、强情绪、快节奏内容，当前模型生成内容往往聚焦于片段化的事件节点与符号化的情绪场面，难以组织出兼具内在逻辑连贯性与历史纵深感的宏观叙事内容。文生视频的剪辑式叙事虽在视听刺激上即时吸引受众，却在意义层面表现出明显的去历史脉络化特征，从而无法有效延续多民族共同体的集体经验，影响公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同时，文生视频模型生成内容时更倾向于个体化叙事，而非将国家治理逻辑嵌入其中。除此之外，在中华民族精神的诠释方面，文生视频趋向于生成标签化、娱乐化的情感叙事内容，长此以往受众沉浸在情绪化的信息洪流中，极易引导受众产生情感偏差。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如坚韧、团结、创新，往往依附于复杂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场景，其传达需要结合层层递进的叙事逻辑和多元融合的视觉符号。然而文生视频模型倾向捕捉高频词和强符号图像，导致生成内容在体现“民族团结”这类主题时，常回避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仅呈现少数民族载歌载舞、服饰艳丽的庆典场面。这种视觉和谐的表象，掩盖了在重大自然灾害、边疆建设、教育援助等现实场景中多民族协作共担风险、共创福祉的民族经验，这就容易造成个体的文化认知偏离共同的价值目标［15］。
（三）符号生成固化，不利于文化融合的动态表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于多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互动融合的实践之中。文化融合并非静态的符号拼接，而是以民族文化差异为前提、以情境中的共在体验为动力，在具体文化交往中逐步生成的各民族互依互融的文化场景。因此，文生视频大模型作为新兴的视听表达范式，理应满足民族文化融合的表达需求，在激活文化想象力与再造多民族交往图景之间发挥连接作用。然而，从实际应用表现看，其生成内容在文化符号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固化趋势，这种单一化、重复性的符号生产逻辑，正在不断压缩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表达空间。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在于模型依赖训练语料中高频使用的符号样本。出于生成稳定性与识别效率的需求，当前主流文生视频模型在处理民族文化内容时倾向于聚焦少数高频高显著性的符号。虽然高频符号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具有代表性，但当模型过度调用这类符号时，文化表达便陷入一种模板生成、视觉固化的封闭循环模式，从而难以真实反映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展现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交融状态。
文生视频符号生成的固化现象与文化融合存在根本性冲突。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不同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特质早已突破本民族的边界，在交融共生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然而，由于文生模型在语义理解层面高度依赖清晰可编码的指令和语义标签，其在处理上述模糊性、混搭性内容时，系统无法有效识别并调度混合文化情境所需的语料与符号片段，导致生成结果始终回归至其技术认知惯性中的符号样本。这种技术层面的认知惯性阻断民族文化融合的图像表达路径，更具隐蔽性的影响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当特定民族形象在生成内容中持续单一地与固定图景绑定，如常置于自然风光、宗教仪式、传统节庆等符号语境中，难以察觉其在现代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制度协同等维度的多元实践。受众可能在反复观看中形成思维定式，逐步接受模型所输出的模板化民族形象，难以察觉其在现代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制度协同等维度的多元实践，进而影响文生视频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应用实效。
四、文生视频大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面对文生视频大模型在文化认同构建中的文化语料失衡、叙事表达碎片与符号表现固化等多重现实困境，应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出发，系统探索生成文生视频的优化路径。文生视频不仅是一个内容生成工具，更是塑造文化共同体、激活情感归属与传播价值理念的媒介化手段。基于此，构建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能化生成创新路径，应从文化知识库、语义引导、生成逻辑等多维度协同展开，重塑模型的文化生成能力，使其真正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体现文化包容、促进民族共识的智能媒介系统。文生视频大模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潜力，只有在技术系统、语义系统、传播系统与制度系统协同优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释放。从语料层的多民族知识基础建设，到生成机制的语义引导与动态融合，再到传播平台的结构适配与制度层的规范保障，构成了一套面向共同体认同的综合性创新路径。这不仅是对当前模型能力的技术扩展，更是对技术恰当适用的实践体现。在数字中国建设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双重驱动下，推动生成式AI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铸造工具，既是时代的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更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节点。
（一）建设多民族文化知识库，丰富模型的文化生成语境
文生视频大模型能否有效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目标，其根基在于训练语料本身的文化包容度、多元性与结构平衡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运作逻辑，本质上是对海量数据内在概率分布的习得与复现，这意味着训练语料时刻形塑着模型的认知视野与符号表达能力。倘若训练数据长期倾向于呈现某类民族文化，那么模型的生成结果便极易滑入共同体叙事扁平化的认知陷阱。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潜在偏差，释放模型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准感知与创造性表达能力，构建一个系统性、开放性、动态演进融合的多民族文化知识库，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国家文化数字治理不可回避的战略基石。
所谓多民族文化知识库，其核心在于以国家文化主权为依托，系统性地采集、整理、深度标注各民族的语言瑰宝、视觉图景、声音记忆、仪式传统、生活方式、历史叙事与价值观念等多维度文化资源，最终转化为可供模型高效学习与精准调用的标准化语料体系。这一宏大工程的目标，远不止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存档。媒介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文化表征的深刻洞见提醒我们，文化意义绝非透明传递，它必须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在特定语境中被生产、流通与协商［16］。因此，文化知识库的建设，其深层使命在于为文生视频模型这一新兴的、强大的意义生产场域重构其符号基础。它致力于确保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能够在模型中获得平等的建模机会与话语权重。这无疑是对当前主流大模型中潜藏的数据霸权逻辑，也就是那种将高频出现、多数群体的文化元素默认为唯一标准或中心视角的惯性所进行的一次结构性纠偏。知识库为生成式技术描绘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多元的视觉图景，预先铺设公正的语料通道。
知识库建设须立足三重相互支撑的维度：其一，代表性优先。不同民族在地理分布、人口体量、历史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差异，知识库的采集策略应兼顾典型文化样式与小众文化实践，避免陷入资源分配上的再中心化陷阱，确保边疆少数民族、跨境民族、小族群文化在数据库中享有充分且具深度的呈现空间。其二，多模态协同。生成视频模型需同时处理语言指令、视觉元素、环境声响与动态行为等多通道信息流。这意味着知识库建设必须同步深耕语义词典以确定语言的精确性，构建图像素材库以捕捉丰富的视觉元素，采集音频数据集以留存原生声音，并建立视频标注库以解析时空行为的序列性，唯有如此方能提升模型对复杂文化场景的还原能力。其三，动态性更新。民族文化绝非凝固在历史琥珀中的标本，而是在时代洪流与族群互动中持续演进的动态实践。知识库必须建立常态化更新的底层框架，敏锐捕捉并整合当代少数民族涌现的新生活实践、新职业形态、新融合模式，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新兴文化实践都应被及时纳入，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打破模型对民族文化固化再现的生成惯性，确保其输出的文化符号充满时代脉动。
（二）优化语义引导机制，提升生成内容的价值表达深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尤其是文生视频大模型的生成质量，并不只取决于技术性能本身，更深层地受制于语义控制算法与价值引导逻辑的设定。若模型生成的内容仅仅满足于符号堆砌与情景模拟，却未能有效嵌入国家叙事的深层肌理，那么其文化表达便只能停留于视觉表象，难以承担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使命。因此，重构语义引导机制，赋予生成内容以鲜明的精神指向、深厚的价值底蕴与连贯的思想脉络，成为弥合生成技术逻辑与国家民族战略目标之间鸿沟的关键支点。
这个关键支点便是构建多维联动的语义引导系统，贯通提示词定向输入、语义深度嵌入与后置评价精准调试的全流程。在提示词层面，应建立围绕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概念的语义提示词体系，诸如“多元一体格局”、“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等，将其转化为可被识别的语义标签，内嵌于模型生成的语义空间中，引导生成视频内容走向价值输出路径。语义嵌入则需要强化叙事事件、社会语境、核心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借鉴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任何话语都处于与其他话语的对话关系中，承载着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17］。这意味着模型的语言建模必须超越孤立事件描述，将具体情节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网络与制度框架下理解，使得内容在场景呈现之外能够自然流露出清晰的因果链条与思想动线。对于评价调试，则需建立基于国家叙事标准的价值一致性评价体系，涵盖国家认同、民族协作、历史纵深、发展成效等核心维度，便于读者对生成结果进行语义深度扫描与价值密度评估，系统过滤掉那些流于表面的场景模拟、表演性叙事或意义模糊的片段。
优化语义引导机制，其核心挑战在于平衡生成自由度与价值规范性之间的张力关系。生成式模型本质是一个概率分布空间的内容展开系统，过度约束将削弱其艺术表现力与媒介吸引力，放任自流则易导致价值意识偏差或内容主题偏离。因此，语义引导应强调适当约束原则，即对语义空间的潜在可能性约束，在不直接编写生成结果的前提下，隐形引导模型的生成逻辑。例如，提升语料库中涉及民族团结的语料权重，使其在模型生成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显著性；强化模型对多民族角色间互助协作关系的建模能力；优化文生视频的叙事节奏，模型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自然融入体现共同体精神的价值表达。
（三）推动文生逻辑优化，提升文化符号的多元融合表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历史与现实、多元族群与国家整体间持续协商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内嵌在多民族文化符号的互动交融实践之中。多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绝非文化符号的简单叠加或机械拼贴，而是在长期生活互嵌的实践中，逐步孕育出兼具丰富多样性与内在统一性的文化生态格局。因此，当文生视频大模型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其内容生产需突破静态复刻的局限，转向支持文化动态交互与符号协同创新的生成范式。优化模型的底层认知与生成逻辑、引入动态生成技术，是实现这一转向并赋能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核心路径。
在数字媒介主导的叙事环境中，文生视频大模型生成民族文化符号亟待突破静态再现的范式窠臼，其中优化模型的底层认知与生成逻辑尤为关键。模型不仅需要精准解析文本的表层语义，更需深度阐释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历史脉络、情感价值与精神内核。这意味着模型需精准识别各民族共享的核心文化符号，如春节、汉字等跨民族共识符号，并理解各民族特有的代表性符号，如藏族的唐卡、苗族的银饰等族群标识。唯有构建系统性的跨民族知识关联网络，解构多元文化中的视觉语法与审美范式，模型方能洞察不同文化符号间的历史关联与共通情感基底。基于此，模型的数据采集需广泛纳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尤其是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案例，如多民族共编的民间故事、跨界非遗传承项目。此举旨在拓展训练数据的文化谱系，提升模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下对多样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融合与创新性转化的能力，最终生成既能精准反映共同体意识精髓，又能呈现民族文化对话融合的视频内容。这种融合意在超越单一民族或地域的边界，生动展现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荣、美美与共的和谐图景，使文生视频技术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增进文化认同、凝聚民族情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技术载体。
同时，需在内容生产逻辑中嵌入平台交互机制，使文生视频模型能够实时接收并分析用户反馈数据，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动态调试生成模板。在当前社交媒体的传播生态中，短视频内容已从单向发布演进为用户共创模式，文生视频技术需主动适配这一趋势。模型可嵌入用户偏好建模、互动语义标签等技术框架，使生成内容持续契合多元用户群体的文化理解路径与情感共鸣点，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凝聚文化融合共识。这种兼具多样性与协同性的生成方式，能够推动文生视频内容从静态符号展示向动态意义协商转型，从而提升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传播效能。
五、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生视频大模型作为新一代多模态内容生产工具，正逐步渗透至国家文化传播、社会认同构建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任务中，如何有效调动这一技术资源，助力多民族文化整合、民族集体记忆生成与国家认同情感激活，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紧迫性的跨学科课题。本文立足于这一问题意识，综合传播学、民族学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系统梳理了文生视频大模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路径创新，力求为重构技术、文化、国家三者关系提供理论探讨与实践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文提出符号整合、叙事生成、情感共鸣以此勾连文生视频的生成逻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意蕴。该框架跳出将人工智能视为中性工具的传统认知，强调其在符号生产与意义建构中的主动作用，进而为人工智能介入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分析路径。而在实践层面，文生视频模型的发展现状暴露出三方面关键问题：一是语料结构失衡导致模型认知偏向，影响模型对多民族文化的全面呈现；二是叙事生成碎片化削弱历史逻辑与精神深度，限制其对国家记忆的承载功能；三是符号生成固化，压缩了文化融合的创造性表达空间。这些问题反映出生成式技术与国家认同构建之间的张力，也揭示了算法系统可能嵌入的文化偏见与传播风险。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三项优化策略。其一，构建多民族文化知识库，以重建语料结构的多样性基础；其二，完善语义引导机制，提升生成内容的思想深度与表达一致性；其三，引入动态生成逻辑，促进文化符号在具体语境中的灵活运用与自然演化。三者之间形成从内容生成到接受反馈的价值导向闭环，有助于构建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文化智能体系。
随着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进，文生视频大模型逐步迈入系统化应用阶段，生成式内容不再只是娱乐消费的附属产物，更将成为数字时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此进程中，如何让文生视频生成真正体现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图景，如何让少数民族讲出自己的故事，如何让技术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将是今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智能化转型的核心课题。总之，技术本身并非价值中立的存在，它既可赋能民族文化认同，也可能固化原有的民族偏见。唯有在制度引导、语料共建与伦理规范的多维协同下，文生视频大模型才能切实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媒介潜能，进而助力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路径重构与传播生态转型。
来源：南昌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