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醒来的时候，天花板是白色的，白得刺眼。一股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孔，呛得我只想咳嗽，可喉咙里像堵了团火，干得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动了动手指，想撑着坐起来，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从身体最深处炸开，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里面搅动。我闷哼一声，整个人瞬间被冷汗浸透，瘫软回床

我醒来的时候，天花板是白色的，白得刺眼。一股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孔，呛得我只想咳嗽，可喉咙里像堵了团火，干得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动了动手指，想撑着坐起来，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从身体最深处炸开，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里面搅动。我闷哼一声，整个人瞬间被冷汗浸透，瘫软回床上。

“别动！你刚做完手术，伤口还没好！”一个护士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很轻，但落在我耳朵里像打雷。

手术？我做了什么手术？我最后的记忆，是老婆阿珍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走进房间，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怪异的温柔。她说我跑车太辛苦，给我补补身子。我没多想，我是个粗人，跑长途货运的，常年不在家，心里对她有愧，她对我好，我高兴还来不及。我喝了那碗汤，眼皮就越来越沉，然后……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挣扎着想开口问，嘴巴张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嘶哑的字：“我……怎么了？”

护士的脸上闪过一丝同情和不忍，她避开我的目光，低头检查我的吊瓶。“你家属……你老婆对你做了点……事。你别激动，警察已经来过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家属？老婆？阿珍？她对我做了事？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中。那碗鸡汤，她那诡异的笑容，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猛地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不顾一切地朝下面看去。

那一瞬间，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的下半身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血迹从里面渗透出来，染红了一大片。那里空荡荡的，我最熟悉、也最能证明我作为男人存在的东西，不见了。我感觉不到它，一点都感觉不到。

“啊——！”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从我喉咙里迸发出来，撕心裂肺。我疯了一样捶打着床铺，身体剧烈地扭动，想要挣脱那些管子和线路。护士和闻声赶来的医生死死按住我，可他们按不住我灵魂的崩溃。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去哪了！”我冲他们咆哮，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混着鼻涕和汗水，糊了满脸。

“先生，你冷静点！再动伤口就裂开了！”医生大声喊着，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

药效很快上来了，我的身体渐渐没了力气，但脑子却异常清醒。那种被掏空的、毁灭性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头。

“下面……太疼了……”我喃喃自语，那是一种钻心的、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失去了什么的疼。然后，我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哭喊出那句让我自己都感到绝望的话：“我……我不是男人啦！”

整个病房都安静了，我能感觉到周围怜悯的目光，它们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闭上眼睛，宁愿自己从来没有醒过来。

我和阿珍是相亲认识的。我们都在广西这个小县城长大，我是个大货车司机，没什么文化，但肯卖力气。她是个文静的姑娘，在镇上的服装店卖衣服。第一次见面，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低着头，脸红扑扑的，话也不多。我觉得这样的女人安分，适合过日子。我父母也催得紧，说我三十了，再不结婚就打一辈子光棍了。于是，我们认识不到半年就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我常年在外跑车，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回家待个两三天又得走。我知道我亏欠她，所以每次回家，我都把赚来的钱大部分交给她，给她买她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我想，我一个大男人，在外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吗？我觉得这就是我对她的爱，是我能给的最好的东西。

她很少抱怨。每次我回家，她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做好热乎的饭菜，晚上给我打好洗脚水。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愧疚。我总跟她说：“阿珍，等我再跑两年，攒够了钱，咱们就开个小店，我天天守着你和孩子。”

对，孩子。我们结婚五年，一直没有孩子。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因为常年开车久坐，身体有点问题，需要调理。这成了我心里最大的一根刺。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男人不能让老婆生孩子，那是天大的没本事，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我嘴上不说，但每次看到别人家孩子满地跑，心里就跟刀割一样难受。我把这都归结为自己没用，于是更加拼命地跑车赚钱，好像钱能填补我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

我以为阿珍和我一样，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我从没想过，在她那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到底积压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开始回想出事前的那些日子，才发现一切早有预兆，只是我太蠢，根本没看出来。

那段时间，她变得特别爱打扮，以前舍不得买的贵价护肤品，一瓶一瓶地往家里搬。我问她哪来的钱，她说她店里业绩好，老板发的奖金。我信了，还挺高兴，觉得我老婆也能挣钱了。她还开始学着玩手机，常常一个人对着手机咯咯地笑。我凑过去看，她就慌忙把手机收起来，说是在看搞笑视频。我也没多想，觉得她一个人在家也闷，找点乐子也好。

最反常的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催我要孩子了。甚至有一次我愧疚地说，要不我们去领养一个，她却淡淡地说：“算了，两个人过也挺好，没孩子省心。”我当时还觉得她懂事，体谅我，现在想来，那眼神里哪有半点体谅，分明是彻骨的冷漠。

出事前一个星期，我从外地回来，给她带了她最爱吃的榴莲。她却看都没看一眼，说闻着那味儿就恶心。那天晚上，我们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具体是什么事我已经忘了，大概是我嫌她做的菜咸了。她突然就爆发了，把碗筷往桌上一摔，冲我吼道：“你除了会挑剔我，还会干什么？你一年在家待几天？这个家是旅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当时也火了，跑了一路车，累得跟狗一样，回来还不能舒坦点？我吼了回去：“我不在家？我不在家拿什么养你？你身上穿的，脸上抹的，哪一样不是我拿命换来的钱买的！”

她冷笑一声，眼睛里全是嘲讽：“钱？陈建军，你以为你给了我钱，就什么都给了吗？你给过我一个完整的家吗？你算个男人吗？”

最后那句话，像一根毒刺，狠狠扎进我心里最痛的地方。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说不出话来。那晚，我们分房睡了。第二天我起床，她像没事人一样给我做好了早饭。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我甚至都没想过，她那句“你算个男人吗”，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一个恶毒的诅咒。

现在躺在病床上，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帧帧地清晰起来。那碗加了料的鸡汤，不是为了给我补身子，是为了送我上“刑场”。

我妈和我哥来了。我妈一进病房就扑到我床边，哭得喘不上气来。“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那个毒妇！那个天杀的毒妇！她怎么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

我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一个劲地搓着手，嘴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会好的，会好的，现在医学发达……”

我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我妈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的心。我知道她难过，但更多的是觉得丢人。在他们眼里，在所有亲戚朋友眼里，我陈建军，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了。这份耻辱，比身上的伤口还要疼一百倍，一千倍。

我不想说话，把头扭到一边，对着墙。我哥看我这样，叹了口气，把我妈拉到一边，低声劝着。我隐约听到他们的对话。

“警察怎么说？那个女人抓到了吗？”我哥问。

“抓到了，当天就抓到了。”我妈的声音里带着恨意，“警察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说建军对不起她，她在外面有人了，想跟建强离婚，建强不同意，还打了她。她就……就一不做二不休……”

外……外面有人了？

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我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妈，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阿珍，那个连跟陌生男人说话都会脸红的阿珍，她在外面有人了？

我妈被我的样子吓到了，不敢再说下去。我哥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沉重：“建军，事到如今，你别想那么多了。先把身体养好，其他的，哥给你做主。法院那边，我们一定告她，让她把牢底坐穿！”

我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四个字。原来她那些反常的举动，那些新衣服，那些对着手机的痴笑，都不是因为什么业绩奖金，而是因为另一个男人。她不是不想要孩子了，是压根没想过要跟我生孩子！

她说的“你算个男人吗”，原来是这个意思。她心里早就有了别人，早就嫌弃我了。她嫌弃我常年不回家，嫌弃我给不了她陪伴，嫌弃我……生不了孩子。

一股巨大的屈辱和愤怒冲垮了我最后的理智。我恨！我恨她！我恨她为什么不直接跟我提离婚，为什么不用一把刀杀了我，而是要用这种方式，毁掉我的一切！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她把我作为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连同我的身体一起，踩在脚底下，碾得粉碎。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身体的疼痛在慢慢减轻，但心里的窟い窿却越来越大。我不敢照镜子，不敢洗澡，甚至不敢低头看自己的身体。每次换药，我都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可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还是会透过纱布，清晰地传递到我的大脑里。

县城很小，我这点事，早就传得人尽皆知。我能想象到外面的人是怎么议论我的。他们会说，陈建军真可怜，被老婆阉了。也会有人说，活该，肯定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老婆的事。更多的，是猎奇和嘲笑。我成了全县城最大的笑话。

我哥每天给我送饭，总是想方设法地开导我，说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废话。我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我妈来得少了，我知道，她怕看到我，也怕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

出院那天，我哥来接我。我戴着帽子和口罩，把头埋得低低的，像个小偷一样溜出医院。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家还是那个家，但已经不是我的家了。屋子里到处都是阿珍的痕迹，梳妆台上还放着她的护肤品，衣柜里还挂着她的碎花裙子。每一样东西，都像在无声地嘲笑着我这个失败者。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天整天不出来。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一闭上眼，就是阿珍端着鸡汤对我笑的样子，还有手术台上那盏冰冷的无影灯。我变得暴躁易怒，我哥跟我说句话，我都会莫名其妙地冲他发火。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恨，无处发泄，只能灼烧我自己。

有一天，警察来找我，说是案子要开庭了，需要我作为受害人出庭。我拒绝了。我不想去，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女人，更不想在法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一遍遍地重复我所遭受的屈辱。

警察叹了口气，对我说：“陈先生，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你也是为了给你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我们抓到了跟她相好的那个男人，也审问过了。根据他们的口供，是那个男人怂恿她的。那个男人说，只要你……不能人道了，她就能顺理成章地跟你离婚，跟你分财产，然后他们就能在一起了。”

原来如此。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一个早就设计好的、恶毒的圈套。我不是输给了一个变了心的女人，我是输给了一对狗男女的贪婪和歹毒。

那一刻，我心底的恨意达到了顶点。但奇怪的是，恨到极致，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我抬起头，对警察说：“好，我出庭。”

我要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看，那个毁了我一生的女人，和那个躲在她背后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我要让他们看到，我陈建军，就算身体残缺了，也还没死！

开庭那天，我穿上了我最好的一套衣服，虽然它已经好几年没穿过了，显得有些旧。我哥陪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胳膊。走进法庭，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阿珍。她瘦了，也憔悴了，没有了往日的文静，眼神里充满了恐慌和怨毒。在她旁边，坐着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想必就是那个奸夫。他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整个庭审过程，我都很平静。当检察官陈述案情，说到那些细节时，旁听席上传来阵阵抽气声。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好奇，有鄙夷。但我没有躲闪，我挺直了腰杆。

轮到我发言时，我站了起来。我看着阿珍，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夫妻五年，我自问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我把赚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你，我想给你一个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阿珍的嘴唇哆嗦着，她忽然抬起头，歇斯底里地冲我喊道：“你没有对不起我？陈建军，你就是个木头！你除了给钱还会干什么？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我生病了，你不在家！我受了委屈，你只会说‘忍一忍’！我想要的是个丈夫，是个能陪我说话、知冷知热的男人，不是一台只会赚钱的机器！你给不了我，他能给！”她指着旁边的男人。

我愣住了。我从来不知道，在她心里，我是这样的。我以为我拼命赚钱就是爱，我以为物质的富足就能让她幸福。我错了，错得离谱。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的价值观，从根上就是拧着的。

我惨然一笑，摇了摇头。我不再看她，而是转向法官，用尽全身力气，清晰地说道：“我请求法庭，依法严惩他们。”

最终，阿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重刑，那个男人也因为教唆罪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走出法院的时候，天很蓝。我哥拍着我的背说：“建军，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也过不去了。

回到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这个充满了我和阿珍回忆的房子卖了。我拿着那笔钱，回到了乡下我哥家。我帮着他种地，养鸡，每天从早忙到晚，把自己累得沾床就睡，这样才不会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村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依然很复杂，背后也少不了指指点点。但我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说他们的，我过我的。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靠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是“男人”的陈建军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伤口还是会隐隐作痛。我也会想起那个曾经让我崩溃的念头——“我不是男人了”。但现在，我想，或许男人这个词，不应该仅仅由身体的某个部分来定义。当我能扛起生活的重担，能孝顺我的母亲，能帮助我的兄长，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缺和世人的目光时，谁又能说，我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呢？

那道伤疤，我会带着它过一辈子。它时刻提醒着我那段不堪的过去，但也像一道分界线，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两半。前半生，我为别人眼中的“男人”标准而活，活得糊涂，活得失败。后半生，我要为自己而活，活得清醒，活得坚韧。

路还很长，我知道会很难。但当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稻田染成一片金黄，感受着晚风吹过脸颊时，我心里 strangely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也许，这就是重生吧。

来源：暖暖育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