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殖民统治把农业折腾得一塌糊涂，地里产的粮食不够吃，土壤也越来越贫瘠，好多农民要么没了土地，要么欠了一屁股债。到1960年代中期，普通印度人每天就靠417克食物过日子，想吃饱根本是奢望。

1965年德里郊外的詹蒂村，周日的太阳刚爬过树梢，一位满手老茧的印度农民，主动握住了农业科学家的手。

“博士先生，我们信你，就用你的种子。”说这话时，农民眼里没半点犹豫。

后来被称作“绿色革命之父”的M・S・斯瓦米纳坦，当时愣了一下，追问农民为啥愿意试还没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种子。

农民的回答特别实在：“你连周日都不休息，跑到地里跟我们聊庄稼，肯定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这样的人我们信得过。”

谁能想到，这份来自普通农民的信任，后来竟改写了印度的命运。那会儿的印度，正陷在粮食短缺的泥潭里拔不出脚。

长期殖民统治把农业折腾得一塌糊涂，地里产的粮食不够吃，土壤也越来越贫瘠，好多农民要么没了土地，要么欠了一屁股债。到1960年代中期，普通印度人每天就靠417克食物过日子，想吃饱根本是奢望。

国家只能靠美国运小麦过来救济，可这救济时断时续，全印度人每天都盼着运粮船能早点到，那种饿肚子等粮食的滋味，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创伤。

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都不得不呼吁老百姓用红薯代替小麦，可就连大家日常吃的大米，也照样不够。

就在这么难的节骨眼上，斯瓦米纳坦带着他的农业研究，硬生生把快裂成缝的田地，变成了能产出金黄粮食的宝地。

没几年工夫，印度的小麦产量就翻了倍，原本快闹饥荒的国家，慢慢变成了亚洲的粮仓。

斯瓦米纳坦为啥会一头扎进农业研究里？这得从他年轻时的经历说起。1925年，他出生在泰米尔纳德邦昆巴科南的一个家庭，家里既是地主也是农民，特别看重教育，也常教他要多为别人着想。

一开始家里想让他学医，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惨状，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场饥荒夺走了三百多万人的生命，他亲眼看到太多人因为没饭吃失去生命，心里特别难受。

后来他跟传记作者说：“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培育‘更聪明’作物的科学家，让大家都能有足够的粮食吃。学医能救几个人，可搞农业能救几百万挨饿的人啊。”

打那以后，斯瓦米纳坦就一头扎进了植物遗传学领域。他后来去剑桥大学读了博士，之后又在荷兰和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过。

在墨西哥的时候，他认识了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这位可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大人物，他培育的高产矮秆小麦品种，后来成了印度“绿色革命”的核心。

1963年，斯瓦米纳坦花了不少功夫，终于说服博洛格把墨西哥的小麦品种送到印度。

三年后，作为全国性试验的一部分，印度进口了1.8万吨这种小麦种子。但种子到了印度，不是直接种就行。

斯瓦米纳坦带着团队，根据印度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一点点对种子进行改良和繁育，最后培育出了金黄色的小麦品种。这种小麦不光产量高，是本地小麦的两三倍，还能抵抗病虫害，种起来省心多了。

不过，推广这些种子的过程，可比培育种子难多了。

当时不少官员担心，用外国的种子会让国家依赖别人，物流和海关那边也老出问题，耽误种子运输。更麻烦的是农民，大家习惯了种原来的高秆小麦，对新种子心里没底，不愿意尝试。

斯瓦米纳坦没被这些困难吓退。他拿着实验数据跟官员们耐心解释，告诉大家新种子的优势；遇到农民不接受，他就带着家人直接跑到田埂上，把种子分到农民手里，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种。

在旁遮普邦，为了能在播种季节及时把种子分下去，他甚至动员监狱里的囚犯帮忙缝种子袋。

还有个细节特别贴心。墨西哥的短粒小麦原本是红色的，可印度人平时吃的馕和罗提，都得用金黄色的面粉做。

斯瓦米纳坦特意调整品种，让杂交出来的小麦呈现金黄色，贴合老百姓的饮食习惯。后来这些高产小麦被命名为“KalyanSona”和“Sonalika”，在印地语里“sona”就是黄金的意思，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受欢迎。

就是靠这些努力，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从原来的普通农田，变成了能稳定产出粮食的粮仓。

随着实验范围不断扩大，印度很快就实现了粮食自给。到1971年，粮食产量比之前翻了一倍，只用四年时间，就从一个靠救济的饥荒国，变成了粮食有盈余的国家。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奇迹，拯救了整整一代人。

斯瓦米纳坦一直有个核心理念，就是“农民优先”。他常跟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吗？农田就是最好的实验室，农民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懂的东西有时候比我还多。”

所以他总说，做农业研究不能自己闷头搞，得先听农民的需求，再想解决办法。

每个周末，他都会跑到农村去，跟农民坐在田埂上聊天，问他们地里的土壤湿度怎么样，种子价格贵不贵，有没有遇到虫害。

在奥里萨邦，他跟当地的部落妇女一起研究，改良适合当地种植的水稻品种；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干旱地区，他推广能耐盐的作物，帮农民在不好的土地上也能有收成。

在旁遮普邦，面对那些对新农业技术有怀疑的地主，他诚恳地说：“想终结饥饿，光靠科学技术不够，还得带着同理心，真正为农民着想。”

就算到了晚年，斯瓦米纳坦也没离开农民。

2004到2006年，他担任国家农民委员会主席期间，牵头完成了五份报告，在最终的报告里，他把农民面临的困境、自杀率上升的原因都分析得明明白白，还呼吁国家制定专门的农民政策，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98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公开支持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反对当时有争议的农业改革，站在农民这边发声。

他的影响可不光在印度国内。1980年代，他担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总干事，也是这个机构第一位印度籍总干事。

在任期间，他把高产水稻品种推广到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水稻产量，因为这个显著提高。

从马来西亚到伊朗，从埃及到坦桑尼亚，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请他当农业顾问。

他还帮柬埔寨重建了水稻基因库，埃塞俄比亚闹干旱的时候，他亲自去援助当地的农学家，培养了好几代亚洲农业研究者，就连非洲的“绿色革命”，也有他的推动。

1987年，斯瓦米纳坦成了第一位获得世界粮食奖的人，联合国秘书长都称他是“活着的传奇”，这份荣誉就是为了表彰他在消除饥饿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后来他通过金奈的MS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继续工作，把重点放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海岸线这些领域，还提出了“亲贫困、亲女性、亲自然”的发展模式，希望农业发展能兼顾更多人的利益，也能保护好环境。

不过，“绿色革命”虽然让印度摆脱了饥荒，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为了提高产量，农业种植变得越来越密集，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土壤质量越来越差，农药用多了还污染了农田。

而且大家一门心思种小麦和水稻，其他作物种得少了，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气候脆弱性也越来越明显。

斯瓦米纳坦很早就注意到这些问题。1990年代的时候，他就呼吁发起“常绿革命”，意思就是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继续提高粮食产量。

他提醒大家，以后农业要想发展好，不能再靠多施化肥，得把重点放在保护水资源、土壤和种子上。

在公众眼里，斯瓦米纳坦是个特别难得的人，他既懂科学，有严谨的数据支撑，又有同理心，能真正为农民着想。1971年他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奖，拿到的奖金大部分都捐出去，设立了乡村奖学金，帮农村的孩子读书。

而且早在“农业科技”这个词还没流行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推动农民性别平等，还教农民学数字技术，帮大家跟上时代。

奥里萨邦前首席部长纳文・帕特奈克说起他时，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留下的东西提醒我们，能不饿肚子，是最了不起的自由。”

斯瓦米纳坦这一辈子，就是用科学和同情心，帮几百万人赢得了这种自由。

2023年，98岁的他离开了，但他在可持续农业、以农民为核心的农业发展领域，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影响。

现在再回头看斯瓦米纳坦的故事，能明白三个特别重要的道理。第一，真正的科学研究，得接地气，得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不然再厉害的技术，也没法发挥作用。

第二，做任何事，都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就像他对农民那样，带着同理心去做事，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第三，发展不能只看眼前，得考虑长远，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也得保护好环境，这样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这些道理，不管是对搞农业的人，还是对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有启发。

斯瓦米纳坦虽然走了，但他的理念和精神，还会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人，继续为解决粮食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努力。

来源：科技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