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正文

我当时认为：在共产党未转为绝对优势以前（即淮海战役以前）的起义是真起义、真赞成共产党；淮海战役以后的起义是“钻空子”，何况张轸在起义前还在大编部队、扩大番号，一再向共产党讨价还价。要是说国民党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和平也好，投降也好，只要老实些，共产党或许能原谅。我虽是这样认识，但还是估计只要美国等国能在国民党中找到有力的合作对象，它们是不愿让国民党轻易丢掉整个中国大陆的，并认为桂系还有一定的空间（桂、滇地区）和可以利用的国际关系，未到绝望境地，所以我不愿独自进行局部和平或起义。

1949年5月初，白崇禧给了张轸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名义，(原注：编者在见到的资料中，本文作者赵子立坚持认为张轸当时是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但据民国档案资料及张轸等人的回忆，均为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另外，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应为鲁道源。)又给了一个第一二八军的番号。这时，张以第三O九师改为第一二七军，由我任军长，刘子仁、郭馨坡分任两个师的师长；以第三一O师改为第一二八军，由辛少亭任军长，鲍汝澧和张的侄子张某分任两个师的师长；张旭东、涂建堂、张玉龙、程筱仑等仍是独立旅、团，只把番号改了，全部的编制均不动。白崇禧虽给张增加了番号，并不能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此时，张起义的态度更明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起义后，我就不搞军事了，把军事交给你和涂建堂，我专搞政治。”我认为他说话虚伪，一面想吃掉我由豫东带出的部队，一面还说好听的。同时我厌恶涂建堂，认为我与张的矛盾都是涂挑拨的。

1949年5月上旬，张轸由贺胜桥去长沙一次。这时我认为：张起义的主要原因还是受程潜的影响大，张由长沙回来后才坚决要起义。张邀我去贺胜桥，对我说：“我们就要起义了，你要作好准备。我这次去长沙见了颂公（对程潜的尊称），他和陈明仁都要起义。(原注：程潜当时任国民党长沙绥靖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职。陈明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颂公是准备撤到武冈后起义，到时候叫鲁道源也跟我们起义。如果他不于，我就打他。老白虽有许多事对我们不起，但过去对我们好，是老长官、老朋友，我们不打他，也不打他的第七军，只打第五十八军。”他所说的有关白崇禧的话句句刺我的心，因为我和张的关系也正像张和白的关系一样，张对白如此，我对张应该怎么办呢？我感到和张就要决别了，便忍住内心的矛盾、苦痛对他说：“你要慎重！我们先把队伍拉到湖南，再看形势将来跟颂公起义好吗？”他说：“不！我已下了决心，晚起义不如早起义，我们不能再拖延。你要好好掌握部队。”我说：“刘子仁，郭馨坡二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们不跟咱起义咋办？”张说：“你只要能掌握部队，他们不干给几个钱让他们走。你回去吧，听我招呼。”

我在回中伙铺的路上思想很乱，回想张轸过去曾在经济上给予接济，特别觉得张这次对我的谈话真挚诚恳，而过去和张的矛盾都是先由朱其平、后由涂建堂挑拨的，现在就要和他分别了！我虽然难受，却丝毫没有动摇追随桂系的决心，仍然准备必要时跟白崇禧、鲁道源到滇、桂、越地区活动；但现在张要截击鲁，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我已决心不跟张轸起义，但必须分别和第一二七军的高干谈一次话。因为这是大事，现在事已临头，起义固然要有行动，不起义也要有行动，不能不告诉他们。我召集的人有：刘子仁、郭馨坡、望庆一（第一二七军参谋长，1952年在四川铜梁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司令部转业）、田中田（第一二七军政工处长，1949年12月我在川北起义时逃跑）、高伟等五人，其中田、高是我最亲信的人。但我没有同时召集他们，因为这几个人与我的关系有深浅的不同，所以只能个别谈话。当我征求刘子仁的意见时，刘说不愿起义；我征求郭馨坡的意见时，郭大骂张轸，还要打张；我征求望庆一的意见时，望也说不愿起义。至于田中田，我对他很器重。抗战时期田在豫东打游击，不投伪，不投共，我认为田是硬骨头。我找田来，把张轸酝酿起义的经过和张告诉过我的话全部对田说了，又把刘、郭、望的态度也告诉了田。最后田说；“你太天真了！你不跟张轸起义，你还想跟白崇禧向南退吗？”我说：“当然。”田说：“那样，白还相信你吗？你怎么对白说？张轸起义你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吗？当然白不会相信你。你如说事先知道，那为啥不向白报告？到那时白可能要扣押你。何况你是白派到张处的，当然是叫你来充当耳目的，张起义的事你能推卸责任吗？此外，我们也不打张轸。郭馨坡对张有成见，不听他的话。张轸起义后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利，你成了一个独立局面，直接跟着白有啥不好呢？”我一想，田说的这些话很对，就说：“你代为向白报告吧！因为我去找白，张会多心。”田当即答应。我又对田说：“你见白要特别说明，张对白甚好。张说过：白是老长官、老朋友，不打白，也不打第七军。天下大乱，各行其志吧！劝白千万不要为难张。白要是对张为难，就会使我无法做人。张要截击五十八军，让白注意。我决不跟张轸走。白过去对我好，我不能对不起白。”这样，田去告密了，我的滔天大罪也就铸成了。此后我找高伟，告诉他张轸要起义，我不起义，要他到时注意掌握部队。

1949年5月上旬，田中田去武昌《此时白己由汉口移驻武昌）后的一两天，张轸给我打电话，要我和鲁道源（这时鲁在武汉，直接归白指挥）到贺胜桥去开会。我很抵触，认为到这个时候要讲点义气，别人不危害你，你也不应当危害别人。（我认为张要扣鲁，强迫他起义。)我即打电话问鲁：“张轸找我开会，找你没有?”鲁说：“找了。”我又问：“你去不？”鲁反问：“你去不？”我说：“我不去。”鲁说：“我也不去。”

因为我驻中伙铺，张驻贺胜桥，鲁驻武汉，我和鲁通电话要经贺胜桥，所以只能简单通话，不能多说。

因我未去开会，辛少亭到中伙铺找我。我认为这是受张轸指示来的。辛对我说的话很多，仅记得以下内容：“张对我们总算不错，这时我们不能把他撂开不管。我听张说，共产党欢迎我们起义，并不是看中我们这点部队，而是全国解放后需要很多人才给国家做事，你起义后是有前途的。”当时我对辛敷衍说：“好吧！”但内心不为所动。

在田中田去武昌向白告密后的三四天，张轸打电话对我说：“老白说让我们过江北去打游击，还要给我们钱和枪，并要我去一趟当面商议，我现在就去。”我连忙说：“你不能去。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和老白见面了。”张顺口说：“没有关系。”说着就把电话听简放下了。这时我坐卧不安，但又认为不要紧，就是白不听我的话将张扣起来，总不会立即杀他，到那时我再去找白。

在张去武昌的当天晚上，白打电话对我说：“现在可以在电话上明白说了。前几天我不在家，回来后见到田处长了。我找张轸来，是为了劝他不要投共产党，劝他过江北打游击。张表示同意，并要回去召集所属各部队长来请我给他们讲话。可是他一去不返，现在到处都找不到他，可能跑回他的部队里去了。他若再找你，你可不要去了。”

我说：“张对你讲义气，你也不要为难他。”白说：“我没有为难他，是他自己害怕。但现在他在贺胜桥这方面挡着路，部队不能通过。我叫第七军协同你的部队夹击他，把他的部队撵开好通过。”我说：“不行呀！我现在正发愁，怕掌握不住部队反而被张轸等拉跑了，哪能再和他的部队接近呢？”白沉吟了一下说：“好吧，那你就跟在第七军的后面走吧！”这时我非常高兴：第一，白不会对我不信任了，不会责难我了，我可以放心跟白南退了；第二，张轸本人也没有危险了；第三，鲁道源也不会扣或被截击了。在我和白通电话后不久，张轸由金口方面转来电话，叫我把部队向西带到嘉鱼方面江岸附近。我这才知道张已到金口方面的部队中去了。

当时，愿意跟张起义的部队和人员都去了；不愿起义的、动摇的或一时情况不明的，有的自动向南跑，有的徘徊在铁道线上。我知道这种状况后，就叫岳烛远（这时他正奉张轸的命令在第一二七军点名）押着一列火车到贺胜桥去接他们，结果把张轸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警卫营、卫生营、程筱仑的独立团全接来了，连张轸的参谋长张彬（与张轸在保定军校九期同学，原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后因朱其平，龚梦涛不愿起义离职，张彬任了张轸的参谋长）都没有跟张轸起义。还有张振江（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做事，后在河南当过多年行政督察专员，和我熟识）由武汉南逃，当晚到中伙铺见我，我把当时张轸和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忽然想起张振江和张旭东关系很深，特别是张旭东在豫南和共产党作战多年，很顽固，一定不愿起义，就对张振江说：“你打电话给张旭东，叫他跟我们走吧！”这样又把由张轸直接指挥的张旭东旅拖了出来。(张旭东的部队驻在江岸上。)

当第七军向贺胜桥及其南、北地区进犯时，跟张轸起义的部队已西撤了，只与张轸的掩护部队有小接触。惟张轸司令部的汽车和车上载运的黄金全被第七军的莫敌师截去了；居住在铁路沿线的眷属都被第七军搜了腰，连手上的金戒指也被抢走了。此举引起了第十一兵团和第一二七军（第一二七军的眷属有的也被搜了腰）的干部大哗，我也深为不满。我认为：张轸起义了，而我没有起义，第七军这种行为太欺人了。当夜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退的列车过中伙铺，参谋长徐祖诒下车见我。(白崇禧是乘飞机去长沙的。)他给了我一些钱和撤退的命令，还对我说:“你以后归三兵团张淦指挥。”我说：“不行！”并把第一二七军干部对第七军的愤慨对徐说了。

张轸到金口去的第二天，田中田回来了。他说：“到武昌时白不在那里，先见了白的参谋长，等白回来后才将你嘱咐我的话都对白说了。”

我在向湖南逃跑的途中突然想起，田中田和白见面时是否也把程潜、陈明仁要到武冈起义的情况也对白说了，担心如果田对白说了，桂系可能因此再扣程潜。有一次我问田：“你见白时谈话很多吗？”田答：“很多，你对我说的话我都对白说了。白对我们很好。”这时我才知道已经泄露了程潜起义的行动，但我不能怪田，因为我没有告诉田不能说，程潜过去对我很好，也是我的老长官。当程代理参谋总长(原注：抗战时期，程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一度代理参谋总长。)时，曾批准我在外调时仍以中将级任用。程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张轸派我到南京活动，当时程待我很好。此时我不愿程潜因我而发生危险，所以在行军途中就考虑到长沙后用什么方法才能使程潜安全。我认为：只有对白动之以情，说程对白如何好（如白在长沙时程不起义，迫白离长沙后程到武冈才起义)，以此消除白对程的怀疑，避免程发生意外，除此再无更好的办法。

当我走到羊楼司附近时，得知张轸的发妻逃到那里，我给了她数百元银币。到长沙后，张的副官和儿子来找我，我也给他们一些钱。此外，第十一兵团逃到湖南的眷属，我也都给了钱。我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内疚。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