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6月4日晚，托马斯·拉蒙特在巴黎里兹酒店的套房里，于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历经数月艰苦的赔款谈判，一项关于德国战争债务的协议终于达成。“会议大功告成。”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敲定了。”

1929年6月4日晚，托马斯·拉蒙特在巴黎里兹酒店的套房里，于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历经数月艰苦的赔款谈判，一项关于德国战争债务的协议终于达成。“会议大功告成。”

这的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成就：一小群美国商人以美国政府代理人的身份，在十年之内，第二次为处境维艰的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偿付方案。此时的华尔街，其影响力已远不止于运营全球金融体系。得益于拉蒙特及其同仁，银行家们实际上也担当起了外交官的角色。

为彰显美国人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该协议以美方代表欧文·杨格的姓氏命名，史称“杨格计划”。“杨格计划：十年谈判的巅峰”——《纽约时报》次日的头条如此评价道，并详细阐述了这些美国金融家如何力促一份此前由民选官员主导却陷入僵局的协议最终得以签订。

拉蒙特宣布，该解决方案将约90亿美元的赔款延长至五十九年内偿清。之所以设定一个长得近乎荒谬的偿还期限，是因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一战”结束后，德国因支付赔款直接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恶性通货膨胀，而协约国强制执行赔款的举措更是在欧洲屡次引发危机。即便后来通胀得到控制、德国市场趋于稳定，若无大规模外部援助，德国也根本无力支付赔款。“杨格计划”构想的超长还款期（计划于1988年还清），将德国每年的偿付金额降低到了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程度。然而，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异常艰难。

“如果说地狱就是巴黎外加一场国际会议，那这个地方一定极其恐怖，我才不趟这浑水，”杰克·摩根说道。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一如既往的“摩根风格”——他直接启航前往地中海，将所有繁重棘手的工作都留给了拉蒙特、杨格等人。

谈判伊始，各方举行了一场正式晚宴。拉蒙特的妻子弗洛伦斯问邻座的一位年迈的法国绅士：“您喜欢莫奈（Monet）吗？”对方一脸不解地望着她。“哦，难道您不喜爱莫奈的作品吗？”拉蒙特夫人又问了一句。啊！这位绅士这才恍然大悟：就在刚才那漫长的一瞬间，他以为她在问：“您喜欢钱（money）吗？”——二者在英语中的发音颇为相似。

4月14日，拉蒙特从意大利返回巴黎继续谈判，期间给儿子奥斯汀写了一封信。

谈判地点设在巴黎的摩根公司银行，就在里兹酒店的对面。这里是历史悠久的旺多姆广场，一个八角形广场。广场中央曾矗立着路易十四的雕像，周围的宏伟建筑曾是十三家法国银行的所在地。但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雕像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顶端立有拿破仑雕像的旺多姆纪念柱。如今，九家外国银行占据了这些古建筑，其中四家是美国银行，拉蒙特的前东家“银行家信托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拉蒙特认为，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美国豁免英法两国的部分战时债务，相应地，英法两国也降低对德国的赔款要求。这个想法尽管合情合理，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无论是柯立芝政府还是即将上台的胡佛政府——都清楚此举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而断然拒绝。

德方谈判代表是固执己见、性情多变的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他寸步不让，坚称协约国债权方提出的要求，对于一个深陷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的德国而言，是根本无法兑现的。驻巴黎记者西斯利·哈德斯顿曾这样评价沙赫特：“他是我在公众人物中见过的最不圆滑、最好斗、最易怒的人。”沙赫特甚至暗示，如果德国被迫支付他眼中数额过高的赔款，德国可能会寻求收回部分战时割让的领土。

“德国人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扬言要中断谈判，打道回府，”拉蒙特在4月14日给儿子奥斯汀的信中写道。“德国人的心态似乎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彻底崩溃。”

沙赫特的顽固让拉蒙特筋疲力尽，一度准备放弃，而身体不适的杨格也同样心生退意。身为美国广播公司（RCA）创始总经理兼赔款委员会成员的萨尔诺夫，甚至被要求草拟一份致华盛顿的电报，建议美国代表团撤离回国。弗洛伦斯·拉蒙特已经订好了返回纽约的“**毛里塔尼亚号**”船票，她对欧洲已经忍无可忍。但萨尔诺夫坚持认为，如果他们此时退出，会议失败的责任必将归咎于美国——摩根财团也难逃其咎。美国代表团迫切需要打开局面。

萨尔诺夫告诉杨格和拉蒙特，他相信只要美方能设法压制债权国那些最过分的要求，同时促使他们认识到德国的艰难处境，协议依然有望达成，但前提是美方的态度必须坚定。

就在那年早些时候，RCA收购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留声机制造商——维克多留声机公司。萨尔诺夫在那场谈判中展现的杰出能力给杨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RCA的领导者有一种天赋，总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促使对立的双方达成共识。早在他们初抵法国，从瑟堡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杨格就曾请萨尔诺夫帮助整理此次任务中涉及的复杂财务数据。

“大卫，要不你来试试草拟一份总体方案，”杨格提议。萨尔诺夫立刻抓住了机会，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其核心内容最终被纳入会议开幕时美方提出的正式方案。在巴黎，萨尔诺夫的官方身份仅为行政助理，但他常常被请来协助美国的谈判代表们。代表团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奢华的乔治五世酒店，距离香榭丽舍大街仅一个街区之遥，一间华丽的房间里气派地摆放着四张办公桌。

拉蒙特和杨格商议后决定，尝试一种新方法。

“大卫，既然你认为还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为何不亲自去和沙赫特谈谈？”杨格对他说，“你没有参与过之前的激烈争论，所以他对你应该没有成见。”

拉蒙特表示同意。尽管萨尔诺夫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的反犹主义正愈演愈烈，但拉蒙特相信，萨尔诺夫或许真能打破僵局。

5月1日，萨尔诺夫与沙赫特在蒙索皇家酒店的德方套房中共进晚餐，这是二人首次会面。这场“见面会”竟持续了整整十八个小时。会后，萨尔诺夫兴奋地向惊愕的美国团队报告，他们已经勾勒出了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只待将具体数字落实到纸面。

萨尔诺夫随即被任命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第五张办公桌也搬进了美国代表团的办公室。拉蒙特在一张便条上鼓励他：“若有人能办成此事，非你莫属。”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萨尔诺夫和沙赫特共同推敲协议的细节。一天晚上，沙赫特来赴晚宴时，涨红了脸，怒气冲冲。这位倍感羞辱的德国银行家说，一个法国家庭邀请他共进晚餐，他们战前曾是好友。“可今天早上，女主人万分尴尬地来找我，”沙赫特说，“法兰西银行的行长不知怎么听说了我要去他们家。他打电话给她丈夫，表示强烈反对一个法国家庭招待我，并坚持要他们撤回邀请。她极为痛苦地向我解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照办。”

沙赫特激动得浑身颤抖。“萨尔诺夫先生，人的偏见究竟能到何种地步？如今已是战后十年，我代表着德国政府，一个要背负数十亿赔款、要由子孙后代来偿还的国家，可我竟然不被允许在法国和老朋友私下吃顿饭！”

一杯酒和一道前菜过后，沙赫特的情绪明显平复了些。

“沙赫特博士，别把这件小事太放在心上，”萨尔诺夫安慰道，“关于偏见，我倒是能给你一些宽慰。毕竟，在这个领域，您还是个新手，而我，已经和它打了两千年的交道了。再说，贵国人民，不也同样怀有类似的情绪吗？”

沙赫特顿时被激怒了，坚称德国绝无种族偏见。谈话气氛骤然紧张，眼看就要让他们来之不易的进展付诸东流。但萨尔诺夫并未退让。

“德国正是反犹主义的温床，”他直言不讳，并提到了当时正迅速崛起的纳粹运动。二人争论之际，沙赫特突然停了下来，凝视着萨尔诺夫。

“你会说希伯来语吗？”他问。

“不会，”萨尔诺夫回答，“但我听得懂，因为我儿时学习过圣经。”

“嗯，我不是犹太人，”沙赫特说，“但我会说。”接着，他用极其流利的希伯来语，开始背诵《创世纪》的开篇。萨尔诺夫大为惊奇，他这才知道，沙赫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并非大多数人以为的经济学，而是希伯来语。他们对彼此的敬意又加深了一层，谈判得以继续。

五月下旬，就在萨尔诺夫即将与沙赫特进行最后一轮会谈以敲定协议时，拉蒙特和向来多疑的杰克·摩根为他送行。

“大卫，”摩根在一封电报中用极为郑重的口吻写道，“你若真能带回一份签了字的协议，那么只要是我摩根给得起的，你开口就行。”

次日清晨，萨尔诺夫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他直到午夜时分才返回。他走进美国代表团的办公室，将一个信封扔在桌上。

“喏，就是这个，”萨尔诺夫微笑着说。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随即爆发出掌声，他们纷纷与他握手，轻拍他的后背，对他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摩根悄悄溜出房间，取来一顶黑色的洪堡毡帽，戴着它走了回来。

“我向您脱帽致敬，”摩根一边说，一边优雅地摘下帽子，深深鞠躬，“我在此重申我的承诺。您尽管开口，无论想要什么，都归您所有。”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萨尔诺夫完全可以索要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席位，或是一百万美元的巨款。

“是的，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萨尔诺夫立刻回答，“自从我们在船上相遇，我就一直很欣赏您的那支白色海泡石烟斗。如果可以，我希望您能送我一支一样的。”

那支烟斗由伦敦一位老工匠耗巨资制成。几天之内，在摩根启程去苏格兰打松鸡之前，烟斗便送到了萨尔诺夫手中。

协议公布后，拉蒙特的挚友、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社论中对这个团队大加赞赏：“美国人有理由为他们在巴黎的专家们感到自豪，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最伟大、最成功的一场谈判中，扮演了不可或不可的角色。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民族自豪感。”他写道，他们治愈了“一战”留下的金融创伤。“过去十年间，所有从海外任上归来的美国人中，无人能享有如此辉煌的胜利。”

在返回美国的“阿奎塔尼亚号”邮轮上，拉蒙特在B98号船舱里，回顾着自己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向所有在此次工作中提供过帮助的人发去了感谢信和电报。作为一位深谙人际关系的大师，他深知人脉的价值，尤其是客户夫人们的关系网。

其中一封电报发给了莉泽特·萨尔诺夫：“我想就大卫的杰出工作，向您致以我最诚挚的祝贺。您想必已经知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对他倚重到了何种程度。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为最终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当纽约市长吉米·沃克发来电报，提议为他们举办一场盛大的纸带游行，从百老汇直达市政厅以庆祝凯旋时，拉蒙特却担心，这样的场面在谈判对手的眼中会显得十分不妥。“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沃克市长的邀请，他提议让市民委员会在炮台公园迎接我们，并由纽约市官方为我们举办招待会。”拉蒙特在日记中写道。但是，“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谢绝。”市长再次向杨格发出请求，但他“态度坚决。我们不想把自己看得太重，而且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会在海外留下坏印象。”

尽管拉蒙特很享受这份赞誉，但作为一名前记者，他深知媒体既能将你捧上神坛，也能让你身败名裂。因此，尽管所有人都还沉浸在达成赔款协议的喜悦中，拉蒙特却已将注意力转向了资本市场。虽然市场当时正处于上升期，但他内心已开始感到不安，只是未曾向外界透露。

在返回纽约前，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他对市场潜在风险的忧虑。拉蒙特指示五个月前才成为摩根合伙人的儿子汤姆，抛售数笔大额头寸，特别是大通国民银行、通用食品和汉伯石油的股票，总价值约400万美元。随后，他又指示儿子卖掉了另外六只股票。

“价格还会继续探底，所以务必保证手头有充足的现金，”他叮嘱汤姆，“闲下来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现金才是眼下最优质的资产。”

来源：蓝天大海沙滩上的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