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英语《剑桥词典》中，“宗教”被定义为“对神的敬拜体系”；《牛津词典》则指出其最显著特征是“遵从”，隐含“下对上”的主从关系。

在现代英语《剑桥词典》中，“宗教”被定义为“对神的敬拜体系”；《牛津词典》则指出其最显著特征是“遵从”，隐含“下对上”的主从关系。

基督教敬拜体系的核心依据是《圣经》，基督徒坚信《圣经》记载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即为真理，因此这本书在民众心中地位神圣。

但需注意，“神主宰世界”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单独存在时不会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

真正让观念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其在民众中的传播——负责传播的组织便是教会。

教会体系的结构

教会最初仅由少数人组成，后因历史与政治因素，逐渐发展为庞大组织。

在欧洲历史上，西欧天主教会与东欧正教会是两大代表。

5至15世纪的中世纪，教会地位极高，甚至可与《圣经》平起平坐。

根据天主教会解释，教会由耶稣大弟子“伯多禄”（另一译名“彼得”）建立，伯多禄被视为第一任教宗（教皇），职位代代相传。

核心逻辑在于：每任教宗都受神感召，这是一种“授权”的概念；《圣经》作者是耶稣初代追随者，同样受神感召。

因此，教会与《圣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仅靠《圣经》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必须有人研读传播。而当时，只有教宗与教会成员有资格研读《圣经》，也只有他们能“正确理解神的话语”；普通民众无权阅读，因未获“授权”。

以上是天主教会的逻辑，东正教会逻辑与此基本一致。

以“炼狱”为例：《圣经》中并无相关记载，但教会研读《圣经》、召开会议后提出，人死后不会直接升入天堂，灵魂需先进入“炼狱”这一“缓冲区”。在炼狱中，灵魂会依生前过错受罚——撒谎者被钳子夹舌头，暴食者受饥饿折磨，纵欲者被戒色之火炙烤。

待惩罚结束、灵魂“洁净”，才能升入天堂见神。

教会提出这类概念后，将知识传递给地方教会，再由地方教会传播给民众，使“人死后入炼狱”的观念普及。

同时，教会规定习俗传统、明确仪式流程，组织民众统一参与，共享理念，最终将人们聚集在同一位神名下。

就这样，初始观念经传播，逐渐形成敬拜神的宗教体系。

但问题在于：神看不见、摸不着，不会在人间显现，而教会声称“能代表神的意志，是唯一解释权威，民众需在其引导下遵从神”。

客观来看，“民众需对神绝对服从”的纯粹精神观念，逐渐转化为“对教会绝对服从”的现实实践。

且声称“唯一权威”的教会并非仅此两家，同一时代亚非地区还存在独立基督教会。

更关键的是：历经千年传承，每一位教会继承者或成员果真都受神感召吗？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果真完全符合神的意志吗？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写道：

教会由人组成，而无数历史证明，人往往不可靠。

教会发展近1400年后，中世纪末期内部出现腐败等问题，引发民众三场思潮运动，最终推翻教会主导的社会体系，现代科学便在这股浪潮中诞生。

个人理性的牢笼

若生在中世纪，普通人大致有五条出路：务农当农民，学手艺当工匠，经商当商人，从军养家；贵族则另当别论。

此外，极少数人可选择接受教育——中世纪教育由教会负责，平民可到当地教堂学习：

基础阶段学语法、修辞、逻辑，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下一阶段修习算术、音乐、几何、天文，这七项为必修课；

之后可进入修道院，攻读法律、医学或神学。

学成后，可进入教堂任神职，主持布道、弥撒；

或整理教会与宫廷文书、历史文献，成为知识分子；也可当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参与教堂建设装饰；

还可投身慈善，援助穷人、孤儿，为病人诊疗，提供社会福利。

不难发现，教会教育以理性为基础——逻辑、修辞、算术、法律、神学理论、哲学思考等，均在锻炼人的理性与逻辑推导能力。

也正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涌现出最早的天文学家，波兰的哥白尼便是代表。

16世纪初，哥白尼通过长期观测天体与计算，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这与教会观点完全相悖。

教会采用古希腊托勒密的“地心说”，即宇宙以地球为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运转。

教会推崇地心说，因其符合《圣经》描述。《创世纪》开篇记载：

大地被认定为神创造的第一个事物，是所有故事的“舞台中心”，因此地心说被视为“真理”。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在教会看来无异于暗示“教会解读错误”。教会认为自身受神授权，传播的知识不可能出错，遂将日心说定性为“违背神的意志的异教理论”。

后来，意大利布鲁诺公开支持日心说并呼吁推广，因损害教会声誉，被教会在罗马广场处以火刑。

再之后，伽利略通过观测发现木星周围有四颗亮点围绕其运转——直接证明“并非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转”，他由此支持日心说，最终余生被教会软禁。

从这些例子可见，教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多为神职人员，他们层层晋升以服务教会，巩固教会体系；建筑家、画家等的创作，也用于教会宣传。

而像哥白尼、伽利略这样，能摆脱宗教观念束缚与教会权威震慑、坚持个人理性判断的人，寥寥无几。

问题由此显现：尽管教会教育允许人们基于理性探索知识、发现自然规律，但理性的“外层”包裹着教会的立场与利益。

若某一知识结论损害教会威信，便会被定性为“异教异端理论”，禁止传播。就这样，教会成为知识传播的垄断者；当个人理性无法自由发展与表达，更多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

潜移默化的迷信

例如，“为何是神创造世界？为何要相信这些话是真的？”答案往往是“不凭什么，它本就如此”——人们需直接将其视为真理，无需原因、理由或前提。

问题并非出在“相信”本身，真正的问题在观念传播环节：

中世纪时期，人们需无条件相信教会传播的所有与神相关的知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民众逐渐失去思考能力，一味被动接受信息；面对现实问题时，也习惯性“无条件相信”，最终变得不会、也无力对信息思考与质疑，陷入迷信。

中世纪典型迷信案例众多：若社区爆发群体性疾病，手上有异样斑点、身体有特殊标记或外貌有缺陷的人，会被认定“与魔鬼签订契约、掌握巫术”，被指责“施巫术致民众生病”，这类被诬陷者多为女性。

再如，当时人们认为人体部位与十二星座对应——头部对应白羊座、脖子对应金牛座、双脚对应双鱼座。若身体某部位疼痛，需先请占星师观测天象，根据星座位置判断“最佳治疗日期”。

此外，占星、占卜、算命等迷信行为随处可见。

需特别强调：迷信并非指“占卜、观星是骗人的”，而是指人们接受事物的态度。

例如，“群体性疾病是否由女巫施巫术导致”“治疗效果是否与星座位置相关”——这些事件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民众却直接相信。

只因当时民众缺乏知识，面对信息真伪没有判断手段，只能凭空无条件相信。

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定型，民众便会“谁有权威就信谁，谁说得多就信谁”，形成“盲信”。

如此一来，民众极易被少数人假借神的名义或虚假名头操控、欺骗。以上便是中世纪末期教会体系暴露的两方面核心社会问题。

来源：青蛙刀圣_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