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的反蒋抗日为何没成功

摘要：在老蒋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后，出现的挑战者不计其数，甚至时间跨度能到老蒋当海岛奇兵之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导致国民党內部的将领开始不满。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西安事变，而第五次反围剿中发生的福建事变，则是以反蒋抗日为名义的。但西安事变得到

在老蒋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后，出现的挑战者不计其数，甚至时间跨度能到老蒋当海岛奇兵之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导致国民党內部的将领开始不满。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西安事变，而第五次反围剿中发生的福建事变，则是以反蒋抗日为名义的。但西安事变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而福建事变不但没有达成合作，反而对其声讨。

为什么没有达成合作呢，难道是因为觉得对方抗日只是喊口号吗，应该不是毕竟“一二八”事变在那里明明晃晃的站着呢。

在蔡廷锴与红军高兴圩血战后一周，“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坚决不允。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

何说，现在国力未充，敌方提出要我后撤，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只有不得已忍辱负重；十九路军可后撤，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蔡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

张静江在国民党内面子极大，不但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而且被孙中山形容为革命的“奇人”——1905年张静江与孙中山于赴法的轮船上相遇，对孙的革命主张推崇备至，当场约定：如有需，定电告，以A、B、C、D、E为暗号，分别代表1、2、3、4、5万元，张悉力以应。因是萍水相逢，孙听后半信半疑。张遂留下一信，让孙派人持此信到纽约第五街566号张的运通公司领取资助经费3万元。孙仍不信，到美国后将信交给黄兴，叮嘱去探真假。未料想3万元如数领取，孙中山大叹遇到了“奇人”。后来他总结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

如此地位和威望的张静江，在蔡廷锴面前也碰了钉子。

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听了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军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是软弱的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

日军先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为攻击总指挥，连攻不克；一周以后撤盐泽幸一，换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还受到重创；再撤海军的野村，换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的总攻计划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内阁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往上海接任指挥。

白川义则最后又被朝鲜人尹奉吉扬手一颗炸弹，毙命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令日本人损失惨重。张学良如果也有蔡廷锴那样令日军走马灯一般撤换指挥官的纪录，对白山黑水的东北乡亲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

这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9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11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

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而是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

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做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

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地、不容情地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

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

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来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而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出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计划便要毁于一旦。

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11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入被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

苏区首府瑞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