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这一生有光环也有夹缝。出身贫苦工农家庭，文化不算多，但做事讲究实在，走的是那种把日子和人都盯着看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他从交通部政治部调到通信兵系统，先是当副政委又兼着通信兵学院的政委，后来又升到总参通信兵部副政委，学院也在他手里折腾着搬迁和改
王赤军195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
他这一生有光环也有夹缝。出身贫苦工农家庭，文化不算多，但做事讲究实在，走的是那种把日子和人都盯着看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他从交通部政治部调到通信兵系统，先是当副政委又兼着通信兵学院的政委，后来又升到总参通信兵部副政委，学院也在他手里折腾着搬迁和改名，最后成了后来大家熟悉的“西军电”的前身。
那会儿学校还在张家口，他一手推动把学院往西安迁的事儿，动静不小。教学、生活两个方面他都操心。别看他当过高级军官，走起路来没架子，常常下到宿舍查铺位、看蚊帐，夜里还帮学员掖被角。所谓“领导干部接地气”，他是认真的那种。那一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伙食紧张，营养不良、肝炎浮肿问题频发。他多次往上面反映，争取给教授补黄豆，拍板组织打猎队去草原上补充肉类。能让老师每月多出几斤黄豆，弄来几只野羊野猪，那在当时不是小事，学生和老师都能吃得更踏实一些。
他对学员的关注也不是写在嘴上。记得有个预科学生来自宁沪，说小米饭咽不下、睡不好觉，王政委立刻和后勤、党委研究，把饭改成大米，睡觉时间也提前半小时。有一次他进宿舍，跟几位年轻人聊《封神演义》，把土行孙、千里眼、顺风耳搬出来打比方，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做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把技术做扎实。听着像一句玩笑话，其实是给大家点方向感。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当面质疑中苏关系，气氛一度紧张，他没有马上训斥，而是先听完，沉默片刻后换了话题，算是给学生留了个成长的余地。这些事儿，学员们后来都记着，说他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只会吼。
教学和科研上，他也有真招。1960年前后，学院开始试播黑白和彩色电视，教学楼顶上架了发射天线，接收设备放在主楼西侧；开了半导体专业，给海军用的水声专业也有安排。这些不是空想，都是当时动手去做的项目。更别提他那句“东方电子城”的设想，不是空谈家常，而是把学院周边想成一个电子科研的集群，画了规划、找专家、写扩建报告，动作很踏实。说白了，他看得远，也愿意往前推一把。
可事儿没那么一帆风顺。1961年初，总政工作组进院，对一些班级管理方式提出了问题，接着院里展开检查。1962年年初，工作组把问题定性，说他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学院政委的位子被免了。1963年底院党委又开扩大会，关于“独立王国”的批判继续，连带一些干部被牵扯进去，得到的处理并不轻。那些上头下来的定性，不只是岗位变动那么简单，意味着标记和危险在政治气候里会越滚越大。
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更急。有人给他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帽子，遭到抄家、批斗。家里被贴满标语，从门口到院内，一眼看去就是被点名的样子。那时候他的鼻咽癌已经很严重，但去医院求诊被拒，说他是“走资派”，医治被拒绝，这种情形听着让人沉重。1967年8月，他连续被批斗到神志不清，家人半夜赶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发现已无生命体征。按家里记载，1967年8月24日他被宣布去世，年仅51岁。那段时间的记载里有活生生的细节：夜送医院的急促、贴满口号的院落、被拒诊的荒诞感，这些都像刀刻在史书里。
经历过战争的人，往事不会只剩官衔。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不少作为。1945年底到1946年，他在雁门军区、东路纵队担任过要职，参加过北方一些关键谈判和战斗。比如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军调部派小组到大同调处，当时围绕朔县的问题争论很激烈。外面有人散布欲吞并中立区的谣言，美方代表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朔县城外，王赤军把事实一条条摆出来反驳，指出执行小组对国军的监督不力。那一段他应对沉着，面对外交和军调的博弈，既有政治手腕也有底气。宴会上的一句话也能看出他的机智：楚春溪酒后问他“像不像楚霸王？”，王赤军回的那句关于别姬自刎的玩笑，把气氛化开，还顺带做了点统战工作。两年后，楚春溪率部起义，这段小插曲算是后来历史的伏笔。
战斗方面，他也不是指手画脚的人。1946年6月他当副总指挥，参与了解放朔县的战斗，亲自到前线勘查地形，组织部队在短时间内击溃守敌。那次行动中，五分区两个团在约八小时内全歼和俘敌众多，这类战例说明他在战术组织和临场指挥上有一手。
还有些小事儿能看出他的人格。讲课时拿北大华罗庚开开玩笑，把学校的体育教员喊起来，说“咱也有个华教授”，用这种方式嘲笑盲目崇拜，提醒大家别把名校当成万能护身符。他那种把严肃问题用接地气方式表达的风格，让人觉得亲切，也有效果。
学院后来一些科研项目被搁置或拆除，像主楼上的电视发射塔被拆，水声专业一度取消，学院的科研活力受到冲击。这些决策或延误，在当时留下了明显的后果。时间往前往后拉，王赤军的一生像是几个重叠的阶段：战争年代的指挥、建国后的教育科研推动、政治运动里的失意与被迫害，最后是被平反和追认为烈士。1975年有了平反，1983年民政部批准追认为烈士，1987年他的老首长王震、郭林祥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这些都成了后来历史的注脚。
把这些线索拽在一起看，细节能说明不少东西。他既能把具体的事情抓牢，也会讲故事逗年轻人听；既有把科研方向往现代化推动的雄心，也在政治运动的大潮里吃了亏。那些被贴上的标签、夜间被送医的场景、讲台上七小时不歇的报告、操场上拍着胸脯给学员壮胆的瞬间，都在不同的档案和回忆里留下痕迹。
来源：淡泊的高山W6O18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