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张建明：近年来一系列便民亲民政策的背后，确实是数字浙江的系统性赋能。浙江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双高地”，全省政法系统从群众的“小事”“急事”“烦心事”出发，以数字法治改革为引擎，将法治建设成果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温度与服务效率

27日，。发布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平安浙江建设情况并答记者问。

平安是发展之基，是民之所盼。会上，多家媒体记者提问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以下为问答详情

新华社：近年来，浙江依托数字化改革也是在法治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创新和便民举措。我想问一下，在数字法治领域浙江还有哪些举措？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张建明：近年来一系列便民亲民政策的背后，确实是数字浙江的系统性赋能。浙江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双高地”，全省政法系统从群众的“小事”“急事”“烦心事”出发，以数字法治改革为引擎，将法治建设成果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温度与服务效率，形成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改革成果，让法治红利真正浸润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浙警智治”平台、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检察+”协同共治平台、“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等改革成果，不仅方便了群众，也为全国提供了浙江经验。

比如诉讼服务，我们深入推进政法改革，完善“掌上诉讼”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应用中，从写诉状到提交材料、缴费、联系法官等问题都可以在线解决。特别是首创的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可以不同时、不同地、不同步参与诉讼活动，有效解决“时间差”“异地难”带来的诉讼不便，让司法为民温度直抵人心。

比如政务服务，我们优化服务流程，实现“一证通办”“免证速办”等。迭代上线“浙警在线”应用，全面汇聚全省公安机关移动端政务服务事项，通过搭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为企服务“云窗口”等应用，为企业群众解决“麻烦事”。全省推广的“一窗通拍、全域应用”改革，让群众拍摄一次证件照，就能同步用于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等201项业务，累计为群众节省费用约2亿元。

比如公共法律服务，全域推进“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服务等资源全面下沉至基层，搭建城区步行、乡村骑行、偏远山区海岛车行15分钟内的服务网络。只需在“浙里办”中的公共法律服务专区一键下单，系统便会智能匹配。2024年1月到2025年9月，全省已累计提供法律咨询约200万件、办理法律业务超320万件，让群众“出门就到、扫码即办”。

从“掌上法庭”到“电子证照”，从“法律服务站”到“兜底窗口”，我们用一次次流程优化、一项项技术创新，将法治建设的“宏大叙事”转化为群众办事的“细微体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也是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生动的民生注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知道，法律监督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否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浙江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主要成效？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胡东林：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对助推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们全省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深入推进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的办案模式变革，为省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紧扣监督办案，坚守社会治理职责。坚持做好履职办案的“另半篇文章”，紧紧围绕社会治理重点领域，比如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安全、环境等突出问题，共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4662件，会同相关部门通过优化管理、建章立制等系列举措，推动了寄递毒品、走私冻品、环境监测弄虚作假等问题的专项治理，从源头上促进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系统治理。

第二，依托数字检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过去，在传统办案方式下，检察机关往往只能发现单个监督线索，深层次问题不易被审查发现。“十四五”期间，我们探索从个案中总结规律特征，构建类案监督模型，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数字监督专项涉及31个领域，监督成案18000余件。办理了违规销售使用非成品油、医保诈骗、车辆保险诈骗、网约车虚增里程诈骗等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类案监督案件。在类案监督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类案监督”到“系统治理”，实现了检察办案由过去的“被动监督”向“主动治理”的跃升。

第三，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社会治理合力。在全国率先建设“检察+”协同共治平台，强化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等线上协同，实现检察建议从制发、送达、整改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一些重点领域，探索建成协同共治的数字化场景，不断彰显“由案到治”的实效。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持续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在法治轨道上防范风险、维护稳定、保障善治。

潮新闻：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这样评价的取得背后肯定隐藏了大量的工作。请问，在“十四五”时期，浙江公安在打击违法犯罪、护航保障民生，包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关键的举措？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金捷：“十四五”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共富、共治、生态“三大警务”建设，确保浙江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一是集成共富警务举措，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浙江”建设，依托“安企共富”平台，主动护航科创型企业发展，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难题，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易受侵害企业和商业秘密刑事保护重点企业名录，组建“知产警官”队伍，近五年共立案侦办知识产权领域案件535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838名。我们聚焦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地布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39个，零距离服务引才单位1258个，促进创新资源聚集创新要素流动。我们持续深化公安政务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在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实现户口和居民身份证业务“一网通办”“一窗通办”“跨省通办”，实现出生、婚育、人才落户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多跨部门“一件事”联办，群众满意感、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

二是深化共治警务机制，协同塑造高水平安全。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累计建成“智安小区”20186个，占已建小区数的95%，将近50%的“智安小区”实现“零发案”。我们推动派出所主防工作体系纳入基层治理“141”体系，全省1344个镇街落地非警务事项协同处置机制，推动80%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90%以上非警务事项即时处结。我们聚焦平安建设，严打突出违法犯罪，狠抓突出风险治理。电诈案件在受理数、损失数“双下降”的基础上，实现百万元以上重大案件数、案损数同比分别下降53.0%、48.3%。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9.16%。

三是拓展生态警务领域，全面助推高水平保护。我们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构建生态警长守护、共治联动、数智赋能、区域协同、经济护航“五大体系”，推动健全公安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生态警务机制。我们坚持重拳出击，紧盯环境资源领域突出犯罪，研发推广实战模型和应用平台，有效提升了精准打击犯罪能力。我们完善生态行刑衔接机制，打造多部门进驻的生态联勤共治工作站215个，建成市县两级生态行刑共治中心99个，健全8079人的专职警长队伍，新发展“山海守护人”等生态义警队伍70余支1万余人，有力守护了浙江的绿水青山。

浙江经视：这几年，浙江有很多的村社银行甚至工业园区都设有“共享法庭”。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具体的功能？以及在社区的基层治理当中发挥哪些作用？

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陈志君：“共享法庭”是浙江法院顺应数字化浪潮，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在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为助力乡村振兴、保障共同富裕而作的改革创新。共享法庭从临安发端，2021年推广到全省，目前已经接近2万个服务点位。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法庭，而是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扎根在群众身边的微型司法服务站。它以镇街、村社、行业市场等场所为支点，不增编、不建房，用一根网线、一块屏，就把优质的司法资源直达基层，让公平正义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近几年来，共享法庭作为一个数字化平台，不断迭代升级，目前已经具备了五大功能，分别是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大家知道，老百姓打官司第一反应往往心里发怵，诉状怎么写、流程怎么走、法院在哪里？还要请假、要赶路去找法院。现在只要到就近的一家“共享法庭”，就有专门的庭务主任来帮忙指导，每个共享法庭至少有一名联系法官，随时可以提供各种法律咨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以和为贵，息诉止讼，打官司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享法庭”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以及人大代表联络站，那里整合了大量的调解资源，所以很多矛盾纠纷依托共享法庭得到一揽子化解，群众可以在家门口解决问题。

共享法庭的庭务主任大多数是由基层干部兼任，借助共享法庭强大的学习功能，加上平时经常接受联系法官的专业指导，一大批庭务主任成长成为乡村和基层的“法治带头人”。基层群众也可以经常通过共享法庭收看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直播，比如防范养老诈骗等方面内容，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提高了。

今年，共享法庭已经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相信，共享法庭作为群众身边“最小的法治单元”，必将更好地发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基层阵地”的作用、成为“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化解、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网：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我们注意到，它是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的，直接关系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浙江在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方面有哪些做法？效果如何？

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劳泓：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放大“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先行优势，发挥好行政执法监督对执法工作的统筹协调、规范管理、指导监督、激励保障的作用，努力做到“管住风险、无事不扰”。截至目前，全省“综合查一次”实施率达到77.5%，涉企检查量同比下降57.9%，亮码检查率达到99.82%，行政处罚的罚没款同比下降17.99%，一批行政执法问题得到了有效纠治。我想用四个方面来阐述这方面的成效：

一是行政执法监督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推动制定修订《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浙江省行政处罚权裁量基准规定》等涉行政执法监督法规规章7部，出台了政策性、规范性文件20多件，可以说全省行政执法规范和监督工作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二是行政执法监督实施体系更加高效。全面推行执法服务并重模式，严格落实清单查、统筹查、分类查、综合查、亮码查的“五查”模式。强化专项执法监督，2025年组织开展全省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召开企业座谈338次，抽查行政执法案件2万多件，通报曝光问题152个，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5000多万元。

三是行政执法监督协同体系更加健全。印发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数字化卷宗管理办法》。推动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嵌入“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会同纪委监委、组织部门细化执法容错清单。加强条块监督共同发力，累计开展行政执法及执法监督业务培训16万人次。

四是行政执法监督数字治理体系更加智能。建成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平台，贯通基层智治、民呼我为等系统，整合、融合条线处罚办案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行政执法一张网”。目前，这个应用已经覆盖所有的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活动。还开发建设监督模型140多个，初步实现了执法活动的全上平台、协同指挥全屏掌控、执法效能的全面画像。

检察日报：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AI换脸”等网络现象引发了一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乱象，人民群众的反映比较强烈。那么针对这些乱象，检察机关是如何开展公益诉讼监督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

胡东林：检察公益诉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诉讼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这项制度自创立以来，已经从最初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4个法定领域，拓展至“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等14个法定领域。这些领域的案件有通过网络实施侵害的，或通过网络扩散侵害后果的，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十四五”期间，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积极探索涉网络公益诉讼监督方案，为守护清朗网络空间贡献检察力量。我介绍三个方面的工作成效：

一是高质效办好涉网公益诉讼典型案件。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公益损害突出的网络生态问题，积极办理了235件典型案件，有力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比如，对于网络侵害英烈名誉荣誉行为，我们果断办理了“开国少将被自媒体造谣成叛徒”案；针对网络传播虚假信息，“流量造假”现象，办理了全国首例操纵“网络水军”案；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及时办理了利用“AI换脸”技术侵犯公民敏感个人信息案；对于“开盒挂人”网络暴力乱象，办理了涉个人信息“网络开盒”案；针对网络销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食药问题，办理了一批督促整治直播带货平台的案件。

二是探索完善涉网公益诉讼制度规范。建立健全互联网公益诉讼办案规则，针对互联网公益诉讼法律适用、电子证据采信、责任承担这些难题，我们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会商，形成了司法共识。省检察院还通过总结提炼办案经验，制定办案规则，下发案例指引和工作提示等等，指导全省提升办案的规范性和精准性。我们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助推涉网络安全和监管边缘地带案件的执法司法协同治理。

三是科技赋能提升网络治理成效。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发展趋势，运用区块链、可信时间戳等技术，提升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收集、取证固证能力。聚焦网络餐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重点领域，构建数字监督模型，以智能化精准推进专项公益诉讼，不断提升涉网检察公益诉讼的“高技术”含量。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网络治理领域的公益诉讼办案力度，助力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中新社：近年来，浙江公安机关推出“随时随地办”服务，像“一网通办”“一证通办”等等，很受群众和企业的欢迎。在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方面，浙江还有哪些创新举措？

金捷：浙江公安政务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深化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我们持续做好“随时随地办”服务品牌，让企业和老百姓办事更便捷、更智能、更满意。具体措施和成效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办事标准更“统一”。我们首创《公安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等技术规范，形成了全省统一指标评价体系，评定15家标杆型网办中心作为示范。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高效的内部工单流转机制，联合攻坚，解决了70多个“一网通办”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此外，我们还组建了省市两级的人才库和长三角公安政务服务联盟，为跨区域协同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线上办事更“智能”。我们依托“浙警在线”应用，实现了189个事项的“一网通办”，“一网通办”率达85.04%，居全国前列。我们还迭代了“浙里快处”平台，群众日常遇到小刮小蹭的交通事故，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快处快赔，满意率达99.95%。此外，我们打造“浙警服务宝”系列经典场景，全省各地的创新实践百花齐放，比如杭州的“未来智慧大厅”、温州的“智能审核快办”、舟山的“远程虚拟窗口”以及绍兴的“政务服务云桌面”，共同构成了我们智慧服务的生动图景。

三是企业办事更“顺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我们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布建了“为企服务”专区和“办不成事”专窗，累计为企业解决疑难问题4000余件。在线上，我们还开发了“安企共富”平台，把77个涉企事项打包成12个“一类事”，实现了企业需求从受理、办理到监督的闭环管理，让惠企服务更加精准高效。

四是便民改革更“贴心”。我们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省除杭州市区外，已全面实行“双合法”落户，落户政策更宽松了；我们深化“浙江身份码”与身份证电子证照应用，“电子居住证”在全省互通互认，办事更方便了。买新车上牌、学车考证这些事，都可以一站式完成，群众的办事体验更好了。

五是涉外服务更“开放”。我们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将全省6个口岸全部纳入过境免签政策，停留区域扩大到24个省市，时限延长至240小时。我们的县级签证点新增至25个，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同时，我们在全省11个地市建立了外国人工作的“一件事”窗口，并设立了39个移民服务中心。杭州萧山机场的入境首站服务平台，已累计为5万多名外国人提供了温馨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香港商报：浙江是数字经济大省，面临各类新型涉网纠纷的挑战，还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能否介绍一下互联网法院的发展情况？具体审理了哪些典型的涉网案件？

陈志君：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成立，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司法拥抱数字变革的缩影。作为互联网司法的“先行者”，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创了“网上案件网上审”的历史先河，首创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一次不用跑”，在线就可以完成起诉、调解、开庭、宣判整个流程，让司法服务更加普惠精准。

很多互联网前沿领域的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并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杭州互联网法院不少判决就成为了司法的“风向标”。

比如，在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件中，法院明确“虚拟数字人”的著作权保护边界，彰显了司法保护数据知识产权的价值导向，也稳定了创业者的预期。刚才胡检察长也提到了操纵网络水军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也是首例，法院认定组织操纵网络水军开展流量造假的行为构成了传播网络虚假信息，判决被告注销账号，公开赔理道歉，并判罚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最近，又审结了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涉及1068码号资源层层转包之后，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诈骗，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全国率先判定电信业务经营者负有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把法网织得更加严密。截至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已有74个案例被评为全国典型案例，2案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先后提炼了100多条涉及平台生态等领域的裁判规则，积极护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互联网法院的核心功能已经从“审理机制创新”转向“裁判规则输出”。最高人民法院最近也对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作出调整完善，推动更加聚焦前沿、复杂、规则意义突出的网络案件，更好地以裁判树规则、以规则促治理，服务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和网络社会治理新需求，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浙江法治报：我们了解到，浙江是比较早就提出建设综治中心的，以方便老百姓化解矛盾纠纷。能否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全省综治中心建设的推进情况？以及老百姓可以在综治中心得到哪些服务和帮助？

张建明：浙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发源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乡镇综治中心建设，推动让老百姓遇到纠纷“只进一扇门”。这些年来，浙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推进综治中心建设从“有”向“优”、从“解纷”向“治理”迭代升级，让“最多跑一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化解在县域”成为浙江基层治理的鲜明标识。

“十四五”期间，我们持续优化，打造了集“矛盾化解、风险防控、研判调度”于一体的综治中心2.0版本。2025年，制定印发了《关于推动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县级为重点强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市、县、乡三级“一核多元”架构，统筹诉讼服务、检察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接待中心等有关功能。在党委政法委的统筹下，政法单位、行业部门及社会力量以“常驻+轮驻+随叫随到”模式参与，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此外，我们聚焦“纠纷减少、治安良好、群众满意”这一核心目标，在高教园区、工业园区、景区、商圈、市场等重点区域参照县级模式建设综治中心，在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综治工作站，形成“金字塔形”治理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县级综治中心已全部挂牌运行，建成重点区域综治中心281个。同时，通过调度体系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完善多调联动机制，有效提升解纷效能。今年1-9月底，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受理并已推动化解矛盾纠纷26.94万件。

在综治中心，老百姓可享受三方面的便民服务。一是一站式矛盾化解服务。综治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综合受理婚姻家庭、劳资、物业等各类纠纷,所有诉求“一案一码”，全程可查询追溯。如杭州市某群众因租客欠租金求助，综治中心3天促成还款协议；安吉县某群众房屋受损纠纷，1个窗口对接多部门高效化解。二是法治化多元解纷服务。提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信访办理、诉讼衔接等服务，对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会诊”，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如嘉兴市引入商事调解、首席法律咨询等专业团队，矛盾化解率达99.2%；湖州市吴兴区中心化解成功率超95%。三是源头预防与普法服务。主动排查风险隐患，推动法治宣传，推行“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打造基层普法阵地。如嵊州市2800余名“平安共治体”成员积极投入诈骗隐患防治工作中等。

2025年上半年，全省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达96.7%，基层就地化解率98.3%。

浙江之声：近些年来，公证服务越来越成为老百姓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请问浙江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效？

劳泓：在回答之前，我想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公证是什么。公证是公证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这些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公证的减证便民惠企工作，先后开展了“公证提质增效”“公证减证便民提速”“公证规范优质”以及涉外公证减证便民惠企等一系列活动，努力让公证服务质量更好、群众满意度更高、获得感更强。“十四五”期间，我省共办理公证业务293万件，全省公证“最多跑一次”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

一是构建“一网通”办理机制，让群众少等待。大力开展跨部门协同，全面打通数据壁垒，推动13个部门、81个数据接口对接，实现了办理公证高频急需的公共数据在线共享。创新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服务，21家公证机构被列入了全国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单位，数量在全国位居第一，充分满足居住海外公民办理涉及人身关系和重大财产权益的公证需求，累计减少海外侨胞往返近4万次，大约节省交通成本近8亿元。

二是践行“跑一次”减负机制，让群众少举证。出台告知承诺制指导意见，由申请人对非关键的事实和证明材料作出承诺。今年，修订印发了2025年版《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与2023年版相比，有415个证明材料不再要求企业群众重复提供。

三是推进“一件事”协同机制，让群众少跑腿。我们加强与外事、自然资源、民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涉外公证+领事认证”“公证+不动产登记”“公证+遗产继承”等法律服务与政务服务“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了全省公证和领事认证跨部门数据联通共享，加强与省外办协同，目前具备公证和领事认证联办资质的公证机构已经扩大到68家。在实现公证服务“掌上办”、涉外认证便携享、遗产继承暖心办的同时，为企业群众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

四是升级“普惠化”便民机制，让群众多获利。出台了公证价格的指导意见，降低涉企等公证事项的收费标准，目前我省单个公证的办理事项费用最高降幅达75%，平均降幅30%。今年，还印发2025年版《全省通办公证事项目录》，将公证机构的执业区域逐步放宽到全省，进一步优化了公证服务资源配置，目前93.7%以上的公证事项实现了“全省通办”。

来源：浙江检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