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5年初秋，湘潭县七都的稻穗刚返青，十二岁的毛泽东背着竹篾书箱走在去私塾的小路上，路旁的杨林庙早市已散。父亲毛顺生从田埂另一头喊道：“回来一趟，有正事。”少年停步，他还不知道，这所谓“正事”，是长辈们为他定下的一桩婚约。

1905年初秋，湘潭县七都的稻穗刚返青，十二岁的毛泽东背着竹篾书箱走在去私塾的小路上，路旁的杨林庙早市已散。父亲毛顺生从田埂另一头喊道：“回来一趟，有正事。”少年停步，他还不知道，这所谓“正事”，是长辈们为他定下的一桩婚约。

罗家与毛家并不陌生。罗合楼耕田又贩米，毛顺生同样在外收买粮食，两家时常结伴进城。再加上罗合楼的岳父毛咏堂与毛顺生同族，串门吃酒更是平常。乡里讲究“生意搭台、亲上加亲”，两位父辈坐在烂木桌旁算完收成，顺势决定把各自的长女与第三子结成对子：罗一秀十四岁，毛泽东十二岁。就这样，一张红纸，两壶土酿，婚约算是落了锁。

毛泽东却把那张红纸看成枷锁。他从曾师姑的女校借来《盛世危言》《天演论》，纸页泛黄却字字新鲜，讲的是共和、是自由、是“婚姻自主”。父亲劝他：“书读多了未必就能当饭吃。”少年咬牙回道：“儿子愿付天下为担，不愿困于一隅。”一句顶撞，冷了毛顺生的脸，也点燃了家中暗火。

1907年腊月，罗一秀依礼进门。湘绣红杉，竹笥嫁妆，不过几件粗布铺盖。罗一秀并不怨悔，她认定“父母之命”天经地义。毛泽东却把新人让进堂屋后就躲进柴房看书，三言两语，全无夫妻情分。邻居看不过，私下议论这“毛家三少爷古怪得很”。

两年的僵局最终在1909年爆裂。毛泽东决意外出求学，他跑去东山小学，准备参加长沙府试。为了学费与路费，他宁可与父亲翻脸。湘潭六月大雨，毛顺生气得攥着旱烟杆，院门口怒吼：“逆子，再踏出门，我与你断绝父子情分！”毛泽东没有回头。走出村口，他再度回望，只见罗一秀孤伶伶站在檐下，神情怅然。

1910年仲夏，饱受流言与冷落的罗一秀因“忧郁成疾”逝于毛家。毛泽东在湘乡读书得讯，整夜伏案，写下一页又一页笔记，字迹凌乱不堪：封建婚配如何剥夺人格，女性命运如何被命定。三年后，他把这些思考浓缩为《婚姻问题的根本之病》，陆续刊于《大公报》，矛头直指“婚姻命定说”。那一年，他二十六岁，笔锋带火，没有提及罗一秀的名字，却字字为她而写。

转眼来到1938年，延安宝塔山下灯光如豆。一次闲谈中，周恩来到访，提及青年时代的家事。毛泽东沉默片刻，只说：“若非那场悲剧，未必能这样痛恨封建。”语气平静，却听得出刺痛。身边警卫员后来回忆，这位一贯豪迈的领袖，提到罗一秀时眼角是湿的。

1949年国庆后不久，韶山毛氏宗亲筹议重修族谱。族叔毛宇居写信请示列名顺序。毛泽东批复寥寥数句：“依实而记，不可遗漏原配罗氏。”这短短一句，后来让许多学者注意到那段尘封往事。相比其他亲属进京请托，罗氏兄弟的来信总能得到及时回函。有人说这是一种补偿，也有人说是一份眷顾，无论解释如何，事实都摆在那里。

有意思的是，族谱落成时，族人曾犹豫要不要在罗一秀名下写“卒年”。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加了一行朱批：“一九一〇年。”他不愿让这段婚姻半途空白，更不愿让一个无辜女子在家史里被轻描淡写。笔记本边角的那抹朱色，比千言万语都沉重。

细数时间节点：1905年订亲，1907年完婚，1909年分离，1910年离世，1919年十篇檄文痛批旧式婚配，1949年后亲自嘱咐族谱留名。前后四十四年，一位青年成长为领袖，旧账与旧伤却始终未被遗忘。这段经历，既是个人痛楚，也是思想火种。因为它，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不止停在理论；因为它，他对封建枷锁的愤恨带着切肤之感。

遗憾的是，罗一秀没有活到看见新中国。倘若她能在1950年听到《婚姻法》颁布的收音机广播，或许会明白，那个曾让她苦等的少年，终究用另一种方式兑现了承诺：让天下女子都能说“不”。“写进族谱”只是一个注脚，真正的纪念，早已融进了那部施行于全国的法律条文里。

来源：探寻历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