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息从医院传出时已临近深夜，乔冠华病逝，按惯例，外交部需与组织部门，协商丧事安排，但妻子章含之，当场提出三条要求，令全场一时语塞。

《——【·前言·】——》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拒绝官方葬礼、拒登讣告、拒进八宝山。

三条请求直插体制核心，葬礼成了较量的现场。

消息从医院传出时已临近深夜，乔冠华病逝，按惯例，外交部需与组织部门，协商丧事安排，但妻子章含之，当场提出三条要求，令全场一时语塞。

“不办官方遗体告别。”

“不登讣告。”

“骨灰带回家，不进八宝山。”

处理乔冠华丧事的领导小组，随即陷入僵局。

第一条直接取消了礼节安排，本该由高层统筹、外交系统集体出席的追悼程序，突然被一纸否决。

当时外交部一名退休官员听闻此事，私下表示：“这是头一次，完全没先例可循。”

章含之不想搞形式，坐在北京东郊那栋老宅里，冷冷说：“来告别的，是真朋友，用不着喊人。”

但她也清楚，取消仪式并不代表无人前来。

告别仪式当天，灵堂未作公开布置，却仍有数百人自发前来。

不少是当年出使非洲、亚欧的外交官，也有乔冠华曾一手提携的青年干部。

有人穿军装，有人带白花，排队入场时没有广播、没有礼宾，只有一张旧照立在灵位前。

这场告别持续四小时，没人讲话，章含之站在角落，只说了一句话：“谁愿来，谁记得他，这就够了。”

新华社原本拟定了讣告格式，《人民日报》也准备留版面。

但章含之明确写信：“不发消息，不开追思会，不做专题”，她没有做任何解释。

只有一位当年参与起草稿件的编辑回忆：“她不信报道能表达他，也不信时代能安稳他。”

拒葬八宝山，是最难的一项。

按级别安排，乔冠华具备进入八宝山正位的资格，但章含之说：“他生前从未提过八宝山，倒是多次讲到，山边水边，人能入眠。”

八宝山方面曾做挽留，外交部也有意劝导。

章含之只回了一句：“不合适”，骨灰暂存八宝山骨灰堂三天，三天后亲自取回，带回西郊住宅。

骨灰就摆在书房里，旧沙发旁，木盒未封。

三条请求交上去后，外交部迟迟未批，涉及正部级干部的丧事，安排需多方联合审批，尤其是“拒绝登报”一项，事关宣传口径，需高层同意。

章含之的理由不长，但写得很直接：“此人一生淡泊，少言功绩，人走之后，安静比光环重要。”

最终的处理意见，从中南海传来：“尊重家属意愿，简办。”

只一句话，盖章之后，流程即刻生效，这份处理意见，在葬礼史上罕见。

灵堂设在西山一处旧宅内厅，三扇纸门上贴着白布，没有挽联。

来吊唁的人被告知：“不送花圈，不写悼词，不戴黑纱”，进屋默哀一分钟，自行离开。

乔冠华遗体由协和医院送出，未走八宝山专线，而是直接转往殡仪馆，过程无人跟拍，无留档。

章含之亲自为乔冠华穿衣，选了一件藏蓝色中山装。

衣袋里放着一支旧钢笔，和一份翻阅多次的讲稿，没有佩章，没有领针。

送别后第三天，骨灰盒被取出，装入旧木箱中，黑布包角，一路搬回家。

那天雨大，几名年轻外交官自愿帮忙，她没让进屋，只自己端着盒子走进书房。

这一年，骨灰不进公墓、不出家门，静静搁在靠窗的一处木柜上。

一年后，章含之带骨灰前往苏州，选定一处靠近太湖的公墓地块，周围无高碑，无陵园碑林，只有一片低缓的土丘和湖风。

整个落葬过程不超半小时，未置棺木，骨灰盒直接下土，封泥压实后，一块石板掩顶。

全程无摄影、无旁观、无官方人员，只有一朋友从上海赶来，站了五分钟没说话。

乔冠华安葬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三年后，江苏盐城市相关部门联系章含之，表示愿为乔冠华迁建纪念专区，将其安葬于盐城烈士陵园。

盐城有其理由，乔冠华出生于此，读书于此，是当地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

地方档案部门，甚至主动送来乔冠华，早年读书时的作文与演讲稿影印件，上有“乔同学”字样，和教师评语。

章含之收到材料后看了很久，没说话，几天后回信：“迁可以，但碑不改。”

2003年春，骨灰迁至盐城烈士陵园，新的墓区开辟在，松柏围绕的东侧坡地。

仪式依旧简单，盐城市政府组织了小型纪念会，未邀中央官员，未设官方致辞。

但这座新墓的设立，并未终结一切。

六年后，乔冠华与前妻龚澎的子女，提出新的请求。

他们说得很坦率：“母亲埋在苏州，父亲埋在盐城，两个地方来回扫墓，实在奔波。”

他们也提到，龚澎去世时曾留下口信：“将来愿与乔合葬”，而乔冠华晚年也问过章含之：“将来是否一起？”

那晚没有回应，多年后，章含之也没否认，她点头同意：“他们先走一步，就归一起。”

2009年，乔冠华骨灰第三次迁动，一部分返回苏州，与龚澎合葬。

东山墓园开出独立地块，保留原碑，并在新墓区重建双人合葬墓，石碑仍不写官衔，仅并列两名：龚澎、乔冠华。

当年落葬场面无声，只有两个子女在场，摆了一束百合，挖土、放盒、封碑，全程未拍照，未录像。

章含之未到场，但在家中点了三炷香，也做出另一个决定：将乔冠华部分骨灰，迁至上海福寿园。

此举出人意料，但并不突兀。

乔冠华青年时代曾在上海求学、从事新闻工作。

1930年代末至抗战初期，这座城市是他“思想活跃、眼界打开的地方”。

章含之知道这些，“他说过很多次，想再看看法租界。”

2002年，乔冠华骨灰盒分装，存入福寿园一处隐蔽地块，非公开纪念区域。

这块私人纪念区由章含之自费修建，每年清明，她会托人带一束黄菊，放在园内小径右侧。未挂名，未登记。

外界曾批评这一切安排“过于个人化”，有人说“乔冠华的贡献不应如此沉默”。

章含之并不回应，但留下过只言片语：“人一生归处，不在级别，在于人记得什么。”

在所有落葬点上，乔冠华的墓碑没有一次提到职衔。

没有“新闻司司长”，没有“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没有“外交部发言人”。

外交部曾数次建议修改，甚至准备了标准碑文初稿。

章含之逐一划掉，认为：“如果评价一个人，要靠葬礼的规模、讣告的长度、祭文的热度，那这人一生就太脆弱。”

乔冠华生前留下的遗产极少。

去世时账户上仅有2000元丧葬费，无房产、无存款、无稿酬汇总表。

章含之亲自清点全部遗物，除去衣物，最多的是外交讲稿与翻译笔记，装了五个文件箱。

这些材料，她未送档案馆，只挑出部分重要手稿，交给国家图书馆，其他留在自己手中。

直到晚年，她仍保持每年探访三处墓地的习惯。

苏州一处，盐城一处，上海一处，每到一处，带相同的香、花、纸，不做仪式，不讲悼词。

“死可以有声，墓要无声。”这是她晚年留下的唯一题记。

刘建民：《乔冠华与中国外交：从延安到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68-301页。

章含之：《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40-187页。

来源：史论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