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墙上那张泛黄的遗像静静注视着他，似在等候着什么，这位名为刘青石的老人，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最后一行：“我这一生，只为给逝去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文｜一只筷子

编辑｜小茴香

夜幕降临的时候，北京西郊有一间小屋子，一位快八十岁的老人正坐在昏黄的台灯下边儿，手里攥着一支都磨秃的铅笔。

墙上那张泛黄的遗像静静注视着他，似在等候着什么，这位名为刘青石的老人，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最后一行：“我这一生，只为给逝去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时光回溯至1956年，一位满身泥污的男子现身广州招待所，彼时无人料到，他掌持着台海两岸最为惊心动魄的秘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极为严重，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身处险境，自1949年至1954年，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抓捕了约八万人，其中遭枪毙的超过三千人，马场町刑场几乎每日都有枪声响起。

刘青石的故事得从基隆那个穷码头说起，他出生在1930年，从小就亲眼看到日据时期台湾老百姓过的那叫一个困苦。

基隆港内，日本商船天天进进出出，码头劳工累得大汗淋漓，却只可勉强维持生活，他的爹娘都干苦力，一家人挤在不到十平米的木板房里，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这般穷困的生活，让小时候的刘青石对不公正有了最初的认知。

1947年，那时候他才十七岁，正是浑身充满活力的时候，这一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全省展开大规模镇压，仅基隆一地便有好几百人遇难，目睹自己的同胞惨死，刘青石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他开始寻觅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直至遇上了蔡孝乾。

福建龙岩的蔡孝乾，那会儿他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负责带领台湾地下党的工作，他早年还去日本留过学，思想激进，组织能力相当出众。

1947年，他被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没过多久就搭建起了覆盖整个台湾岛的地下组织网络，到了1949年的时候，台湾地下党员发展到了大概一千三百人，还渗透进了国民党军政的各个层面。

刘青石成为这个庞大网络中的一员后，被分配做交通联络工作，这是个技术活，更是个要命的活。

他要在台北和上海之间传递情报，有不少办法：有时候把密信藏在牙膏管里，有时候缝到衣服夹层里；最厉害的是用特制药水在包装纸上写字，平常看不到痕迹，一加热就显示出来

过去那些年里，台海局势常常不稳定，每次传递情报都关系着好多人的生死，1948年辽沈战役时，台湾地下党用多种办法，一直收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这些情报对解放军作战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在刘青石经手的情报当中，存在着不少涉及国民党高层人事变动、军事部署的机密文件

可是美好的日子没撑多久，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对共产党的清洗那是变本加厉，保密局、调查局、军统这些特务机关全出来活动，岛内的局势迅速变差。

蔡孝乾察觉有危险，计划经日本返回大陆，由刘青石负责护送，不过在高雄码头，等来的并非撤退的船只，而是国民党的包围圈。那天晚上码头枪声不断，刘青石看着战友陆续倒下，他奋力突围进了山，此后开始了四年逃亡

他将花莲的深山老林当作藏身之所，白天他伪装成种地瓜的农民，夜晚便栖身于破旧的棺材之中，山里的生活极为困苦，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仅能依靠野菜以及他人上坟留下的供品来充饥。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50年，蔡孝乾被捕仅仅一周就彻底投降，写下了长达数万字的自白书。

这份自白书详尽记录台湾地下党的组织结构、成员名单以及联络方式，就连入党誓词都完整抄录其中，国民党当局依据这些供述，马上全面清剿整个地下组织，快速将其完全瓦解

在这一回大清洗当中，吴石将军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位当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人，其实是中共的高级间谍，给解放军提供了好多有用的军事情报。

在马场町的几十个人，包括他被集体枪毙；彼时台湾各处满是血腥恐怖的氛围，躲在山中的刘青石通过弟弟送来的报纸得知了这一切

当看到蔡孝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告同志书”，感谢国府宽大处理时，他几乎要将报纸撕碎。那一刻他明白，有些人可以死，但绝不能以这种方式活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刘青石的妻子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招了供，特务们对她施用多种酷刑，诸如灌辣椒水、电击、坐老虎凳，最终她不堪忍受，便供出了联络人唐志堂的信息。

这位才二十六岁的青年，不久后也和前人一样，在马场町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54年地下组织残余势力基本被肃清，有个叛徒叫吴敬堂，他直接带特务上山把刘青石等人全抓了

这一回连他父母也被牵扯进来，一家三口都成了囚徒，特务机关改变策略，不再用严刑拷打的办法，改用更阴险的手段

负责审讯刘青石的特务郭维芳，每日都来与他谈心，态度颇为和蔼，还会端茶递水，郭维芳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劝服刘青石假投诚，而后派他回大陆充当反间谍。

这种看似较为温和的招降手段，其实更为凶险，因其欲从精神层面使囚犯的意志崩溃，

遇到这种情形，刘青石做出一项艰难的决定，他表面上依从特务的要求，内心却在谋划怎样逃脱。

1956年，他总算是等到机会，拿着假身份证离开台湾，经过香港然后转到广州，船刚一靠岸，就把随身带的显影药水全扔到珠江里，完全跟台湾特务机关断了联系。

进入公安部招待所后，刘青石便着手进行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事情：撰写台湾地下党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从他首次见到蔡孝乾之时起，将每个人如何被出卖、怎样牺牲的情况都详尽记录下来。

一整年时光中，他撰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有的时候写到深夜，泪水会不自觉地流淌下来

凭借刘青石的报告，中共中央经由这些资料，全面知晓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手段、特务机关的运作模式以及台湾民众的真实情形，而这些资料于中共中央知晓台湾状况极为宝贵，并且这些情报给后续对台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关键参照。

可刘青石回来后，并未获得如英雄般的待遇，由于身份复杂，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被安排到河北清河农场去劳动改造。

月工资三十元，与其他改造人员一起下地干活。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二十二年，但他从未抱怨过，只是默默地说：“我活着就是要让死去的人有个交代”。

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刘青石总算是等来了平反的通知，随后他被派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教授日语，从此开启了相对安稳的生活。

1983年，他的党籍也得到恢复，拿到通知书时，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该来的总会来的”。

晚年的刘青石居于西郊一处简陋小屋，墙上仅挂着一张唐志堂的遗像，这个因他妻子招供而牺牲的年轻人，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常对着照片自语：“我们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那个信念”

2010年，刘青石在北京走了，享年八十岁，他的一生见证了台海两岸风云不断变化的历史，他以自身经历诠释了啥叫忠诚跟坚守。

在那风雨如晦之年代里，存在着众多如他一般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以生命书写出一桩桩动人的历史篇章，

如今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更要铭记那些为理想献身的人们，他们或许并无显赫地位，也没有响亮声名，不过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坚守，才有了如今的光明。刘青石临终前留下的话语至今还在回响：“在台湾那些年，真的有一群人，是拿命在拼的”。

来源：鸿毛有其三